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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部分（第1页）

“你分析得不错，这个情况很重要。”徐军长听了很高兴，这时，警卫员从后面提了一壶开水，带来一小袋干粮。日头已经当顶了，原来徐军长从早上到现在还粒米未沾呢！徐军长望着警卫员额头上的大汗珠不断往下淌，便关心地问道：“你找了好几个山头吧？看把你累成这个样子！”警卫员望着军长笑了笑。正说着，该营的营长、政委赶来了，向徐军长汇报了当面敌人的动态、全营的战斗部署和隐蔽情况。说完后，大家准备吃点干粮，徐军长先倒了一碗干粮，递给刚才报告情况的那个哨兵，哨兵不肯接。徐军长说：“拿着吧，不必客气，我看你的干粮袋给树枝挂破了，里面都是空空的。”说着话，徐军长就把那碗干粮硬塞给了哨兵，哨兵非常感动，心想：徐军长真关心我们战士啊！

吃完干粮，徐军长在离开阵地前对营长、政委说：“现在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除担负警戒任务的同志外，部队要抓紧时间休息，注意隐蔽。饿了吃干粮，不准烧火冒烟。如果暴露了目标，我可要找你们算帐。”说完，徐军长带着警卫员和一位参谋，向东北角另一个阵地走去。他们刚下到山脚，恰好吴政委等人迎面走来。两个一起碰了碰情况，觉得敌人在原地停留了四个小时，枪炮声也没有原先打得紧了，估计下午敌人可能会收兵回营。于是，决定到东北面的山头上，把二二四团、二二五团的领导同志喊来研究研究，如何歼灭这股敌人，决不能让他们溜掉。

等他们到了东北面的山头，察看敌人的动静时，徐军长忽然发现对面半山腰上，有一块凹地，敌人的步兵、炮兵正陆续往那里靠拢集结。徐军长立即召集各级指挥员开会，部署战斗。有人报告说：“二二三团还在南头，一时来不了。”徐军长果断地说：“来不了算了，现在我们就用这两个团加一个手枪团也能打，只要我们火力集中，猛打猛冲，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接着，徐军长具体部署：二二五团在北面，二二四团在南面，手枪团在东面，三面一起向敌人冲击；并指示各部队集中使用机枪，加强先头部队的火力。最后他对大家说：“各单位听号令行动，下午三点，准时打响！”散会后，各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准备。

不久，大部分敌人已在凹地里集中，有个当官的站在队列前训了训话，有一支敌军就开始往回开拔。这时，再不打就会坐失良机！徐军长立即命令司号长吹起冲锋号：“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

霎时间，山上山下军号齐鸣，密集的弹雨，铺天盖地的倾泻在凹地里的敌群中。我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从三个方向，居高临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起冲了下来，边射击边喊话：“缴枪不杀！红军宽大俘虏！”“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弟兄不要上蒋介石的当！”敌人毫无精神准备，一下子就乱了营，东逃西窜，鬼哭狼嚎。有的只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有的又恨地无缝、山无洞，逃不脱、躲不过，转来转去。敌团以下三千七百多名官兵，全都当了我们的俘虏。缴获的大批精良武器，也都给我们部队装备上了，各个连队配备了四至六挺捷克式机枪，几乎全部换上了青一色的捷克式马步枪。

为了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进一步瓦解敌军，除从俘虏中争取了一批机枪射手参加红军之外，其余全部释放，每人还发了一块光洋作路费。我们这样做，在东北军中震动很大。从俘虏的口供中，才知道他们就是东北军一一五师。据侦察员得知的消息，师长虽然带着一部分人逃跑了，但怕上司追究责任，不久就在罗山县潘家店上吊自杀了。

（湖南省军区政治部文化处潘天嘉整理）

回忆敬爱的徐海东军长　张震东从一九三二年底到一九三五年，将近四个年头，我和徐海东同志在一起生活、战斗，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保卫鄂豫皖苏区和长征，亲耳聆听过他的教诲，亲身领受过他的关怀，他那非凡的胆略，卓越的军事才能，光明磊落的胸怀，以及密切联系群众，关心下属的高贵品德，永远使我难以忘怀。

尊敬的良师益友我第一次见到徐海东同志是在一九三三年初。红四方面军西撤时，我挂了花，就转到了红二十五军任七十三师二一○团团长，徐海东同志是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当时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不顾敌我条件，围攻有强敌据守的七里坪，使红二十五军损失很大，处境困难，我们又被迫向鄂东转移。

我们从南溪葛藤山一线出发，过潢（川）麻（城）公路时，在湖北黄土岗，突然和敌三十一师遭遇，我团担负了掩护大部队通过封锁线的任务。吴焕先政委在前头指挥，当大部队基本上过完的时候，敌人象疯狗一样发起一阵猛冲，把我们和前边的部队切断了。敌人兵力很强，一时要想冲过去是不可能的。正在我发急的时候，后边传来了联络号。我忙让司号员吹号联络，原来也是兄弟部队，并招呼我们向后边靠拢。于是，我们就撤到一个山坡上，和后边的部队会合了。这时我才知道，徐海东同志由于身体有病躺在担架上指挥，当时也没能过去，刚才是他让司号员吹号收拢没过路的部队。

天亮之前，我抓紧把部队整顿了一下，原地待命。这时，徐海东同志让他的警卫员通知我立即去一下。以前，我虽没亲眼见过徐海东同志，但是，他的鼎鼎大名我早就晓得了，他的一些传奇故事我早就听说了。人民亲切地称他为“中国的夏伯阳”。国民党反动派惊恐地喊他“徐老虎”。此刻，我非常激动，恨不得一步跨到他的身边。在一片小树林旁，我见到了徐海东同志。他有三十来岁，高高的个头，四方脸膛，样子还象个庄稼人，虽然严酷的战争生活，又加上他当时生病，脸色有些憔淬，但他那大大的双眼，却闪烁着亲切、机智、果断的光芒。

徐军长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向我了解部队的伤亡情况和战士们的情绪。他问得很详细，很认真，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他以浓重的湖北口音说：“我是烧窑的，你是放牛的，以后咱们就在一起搭伙干吧，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有决心，就能够胜利。”他看了看其他几位同志，又接着说：“我们离开了大部队，力量薄弱了，但是我们并不孤立，我们还有苏区的群众，有水，鱼就不得死。”他的话说得诚恳，亲切，使我鼓足了勇气，更增加了胜利的信心。

这时，大批的敌人在山下蠕动，正搜捕包围我们，徐海东同志却泰然自若地说：“不要看这些家伙喳喳呼呼的，其实是虚张声势，昨天一夜的战斗，敌人摸不到我们的底，还不敢轻举妄动。”果然不出徐海东同志所料，敌人虽然象蚂蚁一样围在山下，却没有向我们进攻。天黑以后，我们乘机突出包围圈，甩掉了敌人，和皖西道委领导的八十二师会合，在皖西重新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从这时起，我就在徐军长的领导下，进行了保卫苏区的艰苦斗争。

徐海东同志不仅是我们最可信赖的首长，又是令人尊敬的良师益友。在战场上他非常严肃，下了战场却待大家象亲兄弟一样和蔼热情。他平时很关心干部政治上的成长、思想上的进步和指挥才能的提高。经常找干部谈心，了解情况，解决工作、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帮助总结经验教训，在战斗中进行传帮带，使我们不断提高军事指挥水平。不仅如此，他还放手让你到实践中去锻炼，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掌握打仗的本领和军事指挥艺术。

一九三四年初，我们红二十八军从熊家河一带向鄂东北运动，准备和红二十五军会师。在麻城附近，发现“广西军”占据了交通要道。由于广西军装备较好，又善于爬山作战，当时我们都称他们是“广西猴子”，是比较难对付的。徐军长立即命令部队就地停下来，占领了附近的有利地形，作好了战斗准备。接着，徐军长的通讯员喊我去，我随着徐军长来到了前沿，隐蔽起来。只见他一边观察，一边沉思，然后指着前边两个犄角样的山头说：“这上面驻着敌人一个团，是我们的拦路鬼，必须拿下才能通过，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团了。”以往军长布置战斗任务，总是把作战方案定好，再向部队下达战斗命令。这次我也象往常一样，等待他布置战斗方案。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两眼闪出热情信任的光芒，语重心长地说：“不能老靠着拐棍走路，这次作战方案你自己订，有困难吗？”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说：“请军长放心。”他满意地说：“我的位置就在这儿，准备好立即向我报告。”

受领任务回来，我向团里几位领导同志传达了军首长的指示，反复研究制订了一个作战方案，报请军首长审批。徐海东同志仔细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又对方案作了订正补充。我们决定以小部分兵力，佯攻敌右山头，吸引其火力，拿两个营先攻下左山头，然后顺手牵羊，再取右山头之敌，后边留一个营作为预备队。徐军长又安排其他团给我们接应，他自己就在离前沿一、二百米的地方督战。战斗打响了，我们把善于进攻的一、二营作为主攻营。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军打的英勇顽强，敌人还没有弄懂我们的意图，一个加强团的“广西猴子”就被我们打垮了，为部队打出一条通路。

战斗结束之后，徐军长表扬了我们团，并热情地鼓励我，他说：“作为一个指挥员，要培养自己独立分析敌情，判断敌情，制订战斗方案的能力，这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几句既是鼓励又是鞭策的话，使我非常激动。在和敌人的浴血战斗中，我从军长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徐海东同志是部队干部战士的良师益友，也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很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在坚持鄂豫皖的斗争中，每到一处，他就去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帮助群众解决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问题。徐军长还经常对部队进行人民军队与人民战争的教育，亲自帮助地方党组织恢复和健全红色政权，成立地方武装。他常说：“红军是鱼，群众就是水，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红军。”在徐军长的带动下，全军上下人人都当宣传员，个个都做群众工作。群众对红军也象自己的亲人一样，在敌人最疯狂、最野蛮的日子里，人民群众依然冒着满门抄斩，割头活埋的风险，为红军通风报信，送衣送食，掩护伤员。

徐海东军长对干部战士，也象亲兄弟一样关怀、体贴、爱护。一九三四年底，在独树镇的激战中，我的下肢负了重伤，参谋长戴季英硬要把我们一些受伤的同志送到附近村里先隐蔽起来。我一听说很急火，就说：“我不能离开部队，没有担架，我爬着走也可以。”这时，正碰上徐军长在找我，我说明了情况，他很难受地说：“怎么能这样对待同志呢？这儿不是我们的苏区，没有基本群众，国民党民团搜得又紧，把伤病员送去，不是白白地给敌人杀吗？我们的干部、战士，都是浴血奋战从老区出来的，都是革命的宝贝，一个也不能丢下。”他批评了戴季英同志并下了一道动员令：“受伤的战士能走的扶着走，轻的骑牲口，不能骑牲口的上担架。我当时骑在牲口上，怕腿流血过多，就用绷带把小腿吊起来，挂在脖子上。徐军长看了看我的伤势，从后边叫来了一副担架，硬把我按在上面。他自己却不顾身体有病，跑前跑后，询问伤病员情况，有时候还亲自抬担架。他的牲口，早就让给轻伤员骑了。我躺在担架上，看着他来回奔忙的身影，想着长征以来他和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的事迹，我的眼睛模模糊糊地潮湿起来。

卓越的指挥才能徐海东同志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的军事家。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他大胆沉着，英勇善战，头脑冷静，不论多么狡猾的敌人，他都有一套对付的办法，一提到徐海东同志的名字，敌人就有点闻风丧胆。

一九三三年九月，我们被截在潢麻公路以东之后，随徐海东同志转回皖西北，虽和皖西北区委的部队重建了二十八军，但人数不足二千，而皖西围剿的国民党匪军有十个师，不少于十万人。根据徐海东同志建议，正确地制订了部队的行动方针，不打消耗仗，不硬拼，积极展开外线游击，寻找机会，歼灭敌人，夺取敌人的物资，使部队弹药充足，吃饱穿暖。当时敌我力量虽悬殊很大，但由于徐军长指挥有方，采取了分散——集中——分散的作战行动方针，使敌人摸不到我们的活动规律，被我们牵着鼻子跑。这样，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神出鬼没，打到外线，一有机会，我们就迅速地攥起拳头，狠狠地揍他一家伙。同敌人周旋了一个多月，我们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在赤南县熊家河，徐军长亲自布置了个口袋战，一举消灭了敌人近一个团的兵力，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补充了我们自己。在坚持皖西北根据地的近半年时间内，敌人十几万军队不仅没剿尽杀绝我们，反而被我们拖的精疲力竭，狼狈不堪。

一九三四年二月，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五军在商城县东南的豹子岩会合，又编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委。同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在花山寨和鄂豫皖省委会合。根据中央的指示，省委研究决定，红二十五军准备北上。这时中央红军也已于十月开始长征。为了轻装前进，部队撤消了师，编为三个团，外加一个手枪团。我军开始北上，敌人派五个师在前面重重封锁，五个支队在后面紧紧追赶。徐海东军长和吴焕先政委指挥部队，一下子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打破了敌人十个团的袭击；粉碎了敌人企图阻止我北上的阴谋，为长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部队甩掉了敌人以后，比较顺利地穿过桐柏山区，进入了豫南。快接近伏牛山区时，敌人得知了我们的意图和去向，急忙调集快速的骑兵和大量的步兵在前面堵截，企图把死我军于豫南平原。这是红二十五军在战略转移中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记得快到旧历年了，为了甩掉敌人，尽快通过豫南平原，部队急行军走了三天三夜，赶到了独树镇。当时正下着大雨，又是夜间行军，当前卫部队发现敌情时，我们已经顶到了敌人的防线跟前。军首长命令我们弄清敌情，避免交锋，立即撤退待命。

独树镇是豫南平原上一个较大的镇子，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这里向东有三条大道，西去伏牛山区只有一条通路。敌人估计我们要从这儿通过，纠集了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成的西北军，约计四个师，在独树镇一带有下了五道防线。敌人象一只张大血口要吞掉我们的老虎，凶狠地蹲在我们面前。我们要通过，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军部通知团以上干部在一家农民的院子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徐军长讲了话，他细致地分析了敌情，接着很坚决地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后退是没有出路的。要保存自己，完成北上抗日的使命，只有冲过敌人的防线，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又说：“古人说，打仗要一鼓作气，我们的口号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冲过去就是胜利！”

回来之后，按照军首长的布置，我们向部队迅速作了紧急动员，立即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