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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2页）

“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对付得了这件工作。”韦斯特答道。

我把木匠叫起来，请他们合作。他们并不需要勉强，他们说：“如果我们不能在紧急的时候帮你的忙，那我们还有什么用呢？你们去休息吧，我们来摇这轮子。对我们来说，这是轻便的工作。”我们自己的人当然也准备好了。

韦斯特非常高兴，当我们工作起来的时候，他便唱起小调了。我同木匠一起工作，其他的人也轮流地干，就这样，我们一直干到早上七点钟。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呢。因此我建议韦斯特去叫工程师起来看看能不能把机器发动起来，如果这次成功了，我们就可以按时出版了。

韦斯特把他叫醒了，他马上到机器房里去。看啊！看啊！他一摸，机器便共冬共冬地响起来了，厂里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昨夜我们费了那么多力气都没有用，今天早上却又这么容易开动，好象没有出过岔子似的呢？”我不禁问道。

“很难说，”我不记得是韦斯特还是工程师说道：“机器有时候好象我们一样，也需要休息休息。”

我看，这一次发动机的失败对于我们大家都是一种考验，而它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却又工作起来了，倒象是我们认真劳动的成果。

刊物按时发出去了，大家都很快乐。

这种开创时候的毅力，保证了报纸按时出版，并且在凤凰村建立了一种自力更生的气氛。后来终于有一个时候，我们故意放弃机器的使用而单靠人力工作。我认为那些日子正是凤凰村中最高的道德上升的时刻。

第二十一章　波拉克毅然而来

我虽然建立了凤凰村，但我只在那里住过几次，为时很短，这是我一直引以为憾的。我原来的想法是要逐渐摆脱律师业务，到那里去住下来，用体力劳动来维持我的生活，以服务于凤凰村为我的快乐。然而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我凭经验懂得，人们所订的计划往往为上帝所推翻，但是如果寻求真理就是我们最后的目的，不管人们的计划受到了什么挫折，其结果不但不坏，而且往往比人们所预期的还好。凤凰村意料不到的转变和意外的事件当然没有害处，虽然也很难说它是否比我们原来所设想的还要好。

为了使大家都能靠体力劳动来生活，我们把印刷厂周围的土地按三英亩一段分开，我自己也分到了一段。在这些地段上，我们用波形铁片盖起房子，虽然我们本来不愿意这样做。我们很想用小土砖和茅草盖一些土草房子，象普通农民的那样。然而不可能，因为那样更花钱，而且也更费事，大家都是渴望着尽早安顿下来。

编辑还是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他并没有接受这个新的移居计划，他还留在杜尔班的《印度舆论》分社经管这个刊物。我们虽然有雇用的排字工人，但是我们的想法是：让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学会排字；这是印刷作业中最轻便的一种，然而也是最麻烦的一种工序。因此凡是不懂得这种工作的，都学起来了。我自己却一直没有学好。摩干拉尔·甘地的成绩最好。他以前虽然没有做过印刷工作，现在却成为一个排字专家，不但速度快，而且使我感到爱慕和惊奇的是，他很快便精通印刷工作的所有业务。我始终以为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能力。

我们还没有安顿好，房子也没有完全造好，可是我却不得不离开新居到约翰内斯堡去。我不能再把那里的工作置于一旁不加过问了。

我回到约翰内斯堡以后，便把我所做的重大变革告诉波拉克先生。当他得悉他借给我的那一本书居然发生那样的效果，他实在有无穷的快慰。他问道：“我可以参加你们的新体验吗？”我说：“当然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加入那个村子。”他回答说：“只要你肯收留我，我就去。”

他的决心，我很佩服。他给他的上级一个通知，请求在一个月内解除他《评论报》的职务，到时候，他果然到了凤凰村。他善于交际，不久便很得人心而成为那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他生性纯朴，因此对凤凰村的生活，不但不以为苦，而且习以为常，如鱼得水。然而我不能把他留得太久。李琪先生决定到英国去念完他的法学课程，而我一个人实在担负不了事务所的担子，于是我便劝告波拉克到我的事务所来充当一个律师。我当时还以为我们两人最后可以退休而住到凤凰村去，然而这个想法一直没有实现。波拉克有这么一种令人信赖的气质，他一旦信赖一个朋友，就会竭力赞同他而不同他争论。他从凤凰村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他虽然喜爱那里的生活，也很快乐，并且希望发展那个村子，他还是打算离开那里到我的事务所来充当律师，如果我认为这样做更能够实现我们的理想。我衷心地欢迎这封信，波拉克便离开凤凰村到约翰内斯堡来同我订定合同。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苏格兰通神学者，本来是在我指导下打算参加当地的法律考试的，在我请他效法波拉克之后，也到我的事务所来当合同文书了，他的名字叫做马新泰先生。

可见，我虽然大肆渲染要尽快地实现凤凰村的理想，却似乎越来越陷入相反的急流里去，而且要不是上帝另有安排，我就会迷失在这个以简单生活为名的罗网里而不可自拔。

过几章以后，我就可以描述我和我的理想是怎样以一种人们所想象不到或预料不到的方法而得救的。

第二十二章　上帝所保护的人

这时我已放弃在最近将来回印度的一切希望了。我原答应我的妻子于一年之内回国，一年过去了，回国的事还是遥遥无期，于是我便决定把她和孩子们都接来。

他们在开往南非的一只船上，我的第三个儿子兰达斯在和船长玩耍的时候，把胳膊给摔断了，船长关切地照料他，叫船上的医生给他治疗。船靠岸的时候，兰达斯挂着一只手下船了。医生嘱咐我们说，一到家里就得找个合适的医生给他治疗。然而这时候正是我对于土疗法极其信仰的时期。我甚至于还劝过那些对我这一套也有信仰的当事人去试一试土疗和水疗法。

那么我该怎样对待兰达斯呢？他才刚满八岁。我问他是不是愿意让我给他治病。他微笑地说他很愿意。他那样的年纪，根本不可能判断什么是对他最好的东西，但是他能清楚辨别土医和正当的治疗有什么不同。而且他也懂得我的家庭疗法的习惯，具有把自己委托给我的足够的信仰。我带着恐惧和战抖的心情解下他的绷带，洗涤伤口，敷上干净的细土，又把它包起来。就这样天天换洗大概搞了一个月，伤口终于好了。我并没有用绷带包住他的手臂，而伤口复原的时间并不比船上的医生所说的在正常治疗的情况下所需要的时间长。

这一次和其他的几次试验增加了我对这种家庭疗法的信仰，而且现在对于这种办法更加自信了。我把治疗的范围扩大了，试验用土疗、水疗和绝食的办法来治疗外伤、发烧、消化不良、黄疸病和其他的病症，而且大部分是有效的。不过今天我已没有象在南非时那样的信心，而且经验也说明这种试验显然是冒险的。

所以我在这里谈论这些试验，意思并不是要说明它们的成功。我对于任何试验，都不敢说完全成功。甚至做医务工作的人也不敢对他们的试验作这种定论。我的目的只是在于表明，凡是愿意进行这种新奇实验的人，必须先从自己开始。这会导致更快的发现真理，而上帝总是保护进行认真实验的人。

开辟同欧洲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实验所冒的风险，和治病的实验所冒的风险是一样严重的。所不同的只是，冒险的性质不一样。不过在培植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这种危险。

我请波拉克来和我同住，我们开始象亲兄弟一样的生活在一起。波拉克有一个女朋友，订婚已经好几年了，但是拖了很长时间不结婚。我有一种印象，波拉克想积蓄一些钱再结婚。他理解鲁斯金的学说比我更透彻，但是他的西方环境妨碍他把鲁斯金的学说立即付诸实行。不过我劝他说：“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就象你的情形那样，仅仅因为经济上的考虑就把婚姻延搁下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如果贫穷是一种障碍，那么贫苦的人就永远不能结婚了。而且现在你同我住在一起，并不发生家庭开支的问题。我看你还是尽快结婚好。”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我从来不和波拉克在一个问题上讨论两次。他很欣赏我有说服力，马上就这件事同他的女朋友通讯，她那时候还在英国。她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意见，不到几个月便到约翰内斯堡来了。婚礼本身没有花什么钱，甚至连一套新衣也被认为是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