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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2页）

“派蒂现在好老，一脸皱纹，就像老太婆一样。下完蛋，肚皮缩了，好像生了妊娠纹。连走路都没力气，走两步就要喘半天。”老婆说。

女儿则在日记上写：“我的螳螂很老了，她的肌肉已经没有力气去抓虫，她大概有一百岁了。”

老师问：“你怎么知道她几岁了？”

女儿第二天则写道：“因为她很老而且很怯懦。”但是才隔一天，她又改口了，在日记上写：“我想我的螳螂又要生蛋了。我爸爸说螳螂生蛋之后就会死。但是我的螳螂没有死。我爸爸又说，再生的蛋不会孵化，因为没有男生。”

老师大概知道小丫头不懂为什么“没男生”，就不会孵化，于是加注了两句：螳螂需要公的螳螂，然后蛋才能孵化。“

小孩太小，老师不能解释太多，说了等于没说。

但我真是佩服女儿的这位老师。她每天早上叫孩子们写日记，然后立刻看。在看的过程中，了解孩子生活的情况。该辅导的辅导，该安慰的安慰。

我曾经问她为什么不改学生拼错的字。譬如女儿会把daddy（爹地）写成dead（死），又把said（说）写成sad（悲哀）。天哪！如果她原来的意思是“爹地说”，就变成“死悲哀”了。

但老师有她的看法，她说应该鼓励小孩尽量试着用自己的话去拼、去猜。一边读书、一面学，渐渐自然会发现错误而自己改正。教小孩最重要的不要求他们拼得对、背得牢。而是使他们喜欢学习、喜欢表达，觉得那是一种快乐。

这使我想起以前在师大教“朗诵诗”。那时我很没耐性，学生朗诵得稍稍令我不满意，就要发雷霆。可是有一天，教一半，临时有电话，出去接，等打完电话回去的时候，远远听到学生自己在教室练习，比我在场时好得多。

我后来想，他们一定是因为我不在，不紧张，可以大胆地发挥，所以朗诵得好。从此以后，我发下一首诗，常不示范，要他们自己去想、自己去练。果然，由一开始时的乱七八糟，渐渐有了默契，反而表达得更整齐、更有灵性。因为他们不是靠我硬性灌输的概念，和示范的音节去朗诵，而是在自己心领神会之后，作了性灵的沟通。

也记得最近在台湾，到朋友家作客，那朋友的孩子正在作功课，抬头问爸爸：“鸟住在哪里？”

“当然是树上。”朋友答。

“不！不！不！”我立刻纠正：“有些鸟，像是鱼狗，会在岸边挖洞，住在土洞里；有些水鸟像大雁，会衔草铺在岸边作窝；又有些水鸟，像鸳鸯，会飞到距水一段距离之外，住在树洞里……”

我朋友听着听着，把眼睛睁得愈来愈大，最后打断我的话：“你帮帮忙好不好！照你这么答，我孩子一定不及格。”

当然，国内在教育观念上，这些年也有很大的改变。譬如数学，三乘四等于十二的题目，可能在起初写为3＋3＋3＋3＝12，我的朋友看了说：“真笨，教小孩背三四一十二就好了。何必这么麻烦？”

我说：“这样才对呀！你教孩子背公式之前，先应该使他有数字的概念，而不是硬背‘方法’。”又强调：“如果你希望他只是答得快、考得好，可以硬背；但是如果你希望他将来成为伟大的数学家、科学家，就要让孩子从小有基本的概念……”

他又打断我：“伟大管屁？考好最重要！”

我摊摊手，心想：现在我们虽然有了许多一流的老师，似乎还得加把劲，教育出一流的家长。

只是，我又想：眼前这位老友，是留美的硕士，又位居要津，他不可能没有开放的观念，会不会因为升学的压力，使他不得不面对现实？

问题是，制式的教育，造成制式的思想；制式的思想造成刻板和狭隘。这与追求民主化、国际化的国家发展方向，不是背道而驰吗？教条与公式的压力下，使人们的创造力即使是“天马”，也无法“行空”。失去了想的自由，就不可能出现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

庆生之杀

一月二十九日

前天深夜回到纽约。

每个老朋友大概都知道，要在纽约找我，最有把握的日子，就是一月底。不管我的行程如何复杂，又怎么改，一月底，我必定会回到长岛的家中，为女儿过生日。

今天是小帆的七岁生日，也是派蒂的大日子，因为女儿要带派蒂去学校给同学看。

说实在话，我作梦也没到，这螳螂居然能那么长寿，不但活过新年，而且熬到了元月底。

这一个月，纽约下了数十年来最大的雪，雪压断了树，打断了电线，连着停了好几次电，不得不点火炉取暖。但是派蒂，这个应该活在夏日的螳螂，居然好端端地度过了。

当然，今天的派蒂已经不是去年的派蒂，她虽然还是位杀手，也还能出手抓虫，但正如女儿日记写的，她的肌肉已经没力气。既然失去了活力，也就变得怯懦。

在台北看女儿日记，还不懂她为什么说派蒂“怯懦”。直到回来亲眼看见，才发觉那确实是一种“怯懦”。

当我把蟋蟀丢进去，派蒂不再如年轻时，主动地立刻去抓。她不动，等着猎物上门。也不是完全不动，常常仍然走到罐底，站在那儿发呆，或者偶尔“出手”，却是“虚招”，并不真把蟋蟀抓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