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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其实写书做文章最难的，并不是随笔就能抖出多大学问或多深的玄奥，而是怎样尽快消除“写”与“读”之间的无形隔阂，让随便谁拿起书来，马上就能和纸上的文字建立起最亲近和最从容的相互自然交流。可现在的书，有多少真正在意和讲求这种“阅读口感”了呢？我们现在进书店东翻翻西看看，老半天下不了手买一本，并不是心疼钱，而是家里已经积压了太多可读性极差的厚书，所以一逛书店先是视觉上发憷，甚至已经造成了某种阅读的心理障碍。

当然我不敢说崔永元这本书，就已经达到了最令人垂涎的“阅读口感”，但就像做《实话实说》节目一样，他起码是试图去这样做了。我也并不否认在崔永元这本书里到处都是“小故事、小意思、小幽默”，可再想一想，现在朋友的平常聊天和神侃，难道一张嘴就非得是“大故事、大意思、大幽默”吗？

崔永元确实精明，在整本《不过如此》之中，他更多都是在讲述一些小人物、小事情。比如他写大兴安岭“老白”的质朴和豁达、吕梁山“孔祥生”的仁义和宽容，再比如他写河北“孙大嫂”在《实话实说》节目里给他造成的难堪和尴尬，并且还能从许多普通小事中反刍出这样的意味来：“最初采访时，以为最佳的效果就是对号入座，但很快就会发现，生活远比你的想像丰富，那经历传奇的程度，绝非职业作家妙笔生花所能企及的。那种慨叹，那种由尊重而生发的悲壮从此植根在你的心底，永远涂抹不掉。天生日久，造就了你一个心房的模子，不管如何污染，过一回清水，就还原了模样。淳朴的乡下人敞开胸怀帮你打了底子，让你从容面对城里的丑恶。”这就不是一般主持人甚至很多作家所能感觉和从容表达出来的了。

有人说，崔永元此番《不过如此》所以能卖得这么好，完全因为他是电视名人。不能否认，其中肯定有这个因素，但近两年名人出书一直都没断，更多的书不还是趴在书店里根本卖不动？读者现在都不傻，再不是你靠电视上的脸熟和出名，就能马上绑他们掏钱包的事儿。倒是我妻子阅读《不过如此》之后的反应比较准确：在电视上，只能看崔永元一点一点地“实话实说”，这回算是痛痛快快看了一场长篇的“实话实说”。

爱情面前人人平等（16）

这些年，随着纪实节目的成熟和谈话节目的兴起，随着电视的职业化操作和商业化倾向，从生活空间到心理空间，我们的神秘幽暗的镜头无孔不入，使本应温馨的屏幕变成无所顾忌的情感屠宰场，迫使我们听到了许多不该听到的心底流血的呻吟。

我们曾把“人文关怀”当做电视崇高的目标之一，当关怀缺乏善意时，关怀有可能变成伤害。我们不是戏剧导演，我们没有权利为有“戏”去放大本已不幸的故事、本已柔弱的情感。我不知道参与这期节目的录制，对这个家庭原有的裂缝是修复还是加大？但愿是前者，否则，我将会和我所尊敬的《实话实说》的同仁们一起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并未与同事张洁针锋相对地探讨。

我们可以先看看结果，节目播出那天，黄月一家分别在两个屋收看。王金舫说，黄月讲得好，自己有点紧张。然后就是接听亲朋好友的电话，都询问去电视台录像的情况。一家继续正常地过着平和的日子。关于黄月我想说，不是所有的研究生都注定要和博士一起过一辈子的。家庭生活这个课题不像实验室里的课题那样枯燥和高深，可研究透了也要投入一生的经历。我想给张洁朋友讲个故事，老和尚带着小和尚出行，途中遇一少女过不了河。

老和尚抱少女过了河。回到庙里，小和尚两眼失神，对老和尚说，师傅，你刚才抱了她。老和尚笑答，我都放下了，你还放不下。回头再说黄月的一点残疾，她没在意，我们没在意，只有张洁是念念不忘。很多人也在猜测王金舫是否幸福，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的话，我以前乱花钱，现在他们帮我攒起来。我有了儿子，又有了爹妈，现在我又有家了。我们是不是无形中犯了错误，在爱情的门槛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其实食品有好坏，衣服有贵贱，房屋有宽窄，只有爱情最公平。

无论你多么富贵或贫寒，都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崇高的情感。爱情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我们心态正常，那么无论是黄月的身体残疾还是王金舫的文化水准都是婚姻调适中一方的特定情况，这和其他婚姻中某一方的嗜酒，好烟，拚命工作，酷爱收藏，非去旅游，总想更新家具一样，只是一种存在的情况，谈不上对与错，只存在着度与过。更何况，关于别人的爱情，我们自己的评价体系通常无法灵验和准确。有多少我们看上去的天作之合，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又有多少我们看上去的同床异梦，实际上是心有灵犀。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张洁兄说的没有道理，猎奇有时是一闪念的事，收视率也会牵着我们的鼻子。警惕啊，电视人。我们的“人文关怀”不能只是冠冕堂皇的口号。

1999年初，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来自全国的90多个左撇子会聚北京参与《实话实说》录制的节目———《我的左手》。祝全华先生发言讲到自己因书写不流利给高考带来不便，我顺嘴说“考播音系呀”，现场一片哄笑。由于《实话实说》节目有很多开玩笑和调侃让创作者放松了警惕，这句十分不得体的玩笑被编进了播出版。这极大地伤害了祝先生的自尊心，他写了文章在网上、报上发表，题目是：《崔永元，别把刻薄当幽默》。崔永元因主持《实话实说》节目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观众常常可以看到崔永元经常用话语设置陷阱，故意把别人推向难堪的境地———崔永元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其幽默和调侃里面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缺少一种善意，缺少对人的尊重。正因为这样，崔永元这个走红多年的红牌主持人很难让人们注意到他的人格力量。

观众的指责（17）

多年来，笔者几乎每个星期天的早晨都将电视频道锁定在“中央一台”。笔者忘不了那个残疾姑娘。她是硕士研究生，对生活有过美好的向往。但在婚姻面前，她不得不因自己是残疾而降低择偶标准，“屈嫁”给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可以说，两人在现实生活面前是因“优势互补”而走到一起，两人心灵深处的冷漠和隔阂正在彼此的宽容和理解中不断消除和淡忘。但在崔永元看似不经意布置的陷阱中，两人生活的隐私和情感的疤痕暴露无遗！

屏幕之上，众目睽睽之下，崔永元竟然近乎残忍地问：“你是不是有点看不起你丈夫？”在他的诱导下，硕士脱口而出“是”！当谈及双方后来的接纳和好，崔永元又评判式地问：“你是不是在降低标准？”面对如此戳人伤痛的问题，除了圣贤又有谁会回答得圆满呢？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其丈夫的时候，他只是难堪地笑着，痛苦地笑着。笔者难以想象这对夫妻走下屏幕后将如何“面对”，他们会不会因这次被邀请参加“实话实说”而产生新的隔膜？笔者也曾经掉进崔永元设置的陷阱里。

那种难堪，那种窘迫，并由此而带来的心灵创痛，也许一生也抹不尽，挥不去。“嗑巴”历来是被国人取笑的。笔者偶尔着急时也有“嗑巴”的时候。为了避免“嗑巴”，笔者走进（笔者是被邀请的17位左撇子之一）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演播厅前做了充分的心理和话语准备。节目正式录制前，崔永元说“谁说话前请举手示意我”，这样笔者心里就更踏实了。没想到正式录制时，笔者却是现场惟一没有举手而说话的人！

崔永元突如其来的“引语”和举来的话筒，使笔者结结巴巴谈起过去因书写不流利对高考带来的不便，没想到崔永元插话取笑（也许他自认为是幽默）说：“考播音系呀！”他的话音刚落，现场发出一片笑声。当时，笔者脑海一片空白，心里本想慷慨陈词一番，嘴上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最后只好以“行了行了我不说了”作罢。笔者以为自己的“谈话”录像应该会被剪辑掉，没想到播出时这些镜头全部“展览”了出来。笔者深深地感到这是平生最难受的时刻！这以后的日子里，笔者天天被这样一些问话包围着：“你是嗑巴呀！”“你上电视怎么那么嗑巴？”

《实话实说》有一期节目叫《感受坚强》。那期节目印象很沉重，因为节目的关键人物，一个叫张穆然的少女在节目播出的头一天撒手人寰。好在那节目有赵本山、水均益、白岩松、方宏进、敬一丹等众多名人雅士支撑，然而崔永元也给观众留下了“整事儿”的嫌疑。当崔永元把话筒举到水均益面前时，水均益一时没站起来，崔永元便说：“站起来说，坐着不礼貌。”提示站起来很正常，但对水均益似乎没必要强调礼貌问题。

但崔永元偏不。这期节目播出后，笔者身边的同事都说崔永元“爱耍点小把戏整事儿”。这种结果是崔永元意想不到的，也是笔者所不希望看到的……

其实，调侃与玩笑的分寸与尺度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又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同样的玩笑开在这儿可以，开在那儿不行，这个人可以接受，那个人或许不能承受。那么，分寸与尺度在哪儿，很显然，在对方那里。

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的玩笑如何，对方不能接受那就是不合时宜，所以，入乡随俗其实是文明的一个至高境界。我曾经宽慰过，因为自己想通了这个道理。《实话实说》是即兴谈话，脱口而出，为了不出口伤人，我在日常状态中磨练自己，绝不讲黄色笑话，绝不开过火的玩笑，这样久而久之，才能让自己处在自然通达的状态。现在看来，我的修行水平远远没有达到理想境界。一个电视节目，有笑声意味着放松、灵动、可视性强。但比起人的尊严来，这些要素一钱不值。祝先生，对不起，请原谅。

口吃患者（18）

我们收到了两封口吃患者的信。

信上说：“因为口吃，我们受到无尽的歧视，我们甚至想到了死。”

“下雨天，我扇自己的嘴巴。”

“看到相声演员拿来我们来逗乐，我们伤心和愤怒。”

我们邀请这两位口吃的朋友来做节目，他们婉言谢绝。

后来，口吃患者郭桃和言畅来到演播室和大家一起交流。

摄像邹德隆说，真没想到有这么严重，重来我们所有人都该反思从前的做法。

言畅因为不愿面对公众，坐在了我们特为他搭制的毛玻璃房内，观众只能模糊地看到他的轮廓。

既便如此，言畅仍然难以摆脱沉重的心理负担，他口吃的程度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厉害。

相比之下，郭英的表达流利多了，问她决窍，她说自己用的是发音法。我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但不足场谈话，自始至终，郭桃英的嘴角都微微地颤抖。显得易见的是，她在用种方式控制着自己，也就是说，我们看来平平常常的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