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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我记得当时他们提了很多要求。郑也夫说，小崔我给你提一个要求，不要轻易接受采访，主持人不是明星，用不着包装，你就陆踏实实做你的节目，如果大家认可你，就是认可你的节目。而不是看你见报的频率有多高。

你记住了没有？我说记住了，一定不要接受采访，我说肯定不接受，现在还没有人来采访我（笑）。因为那时候节目刚刚开始，后来做了大概两个月以后，有一天有一个人到这里敲我们的门，进来以后他就说，崔永元在吗？我说我就是。我星《人民日报》属下《大地》杂志的记者，我来采访你。我说不，你休想采访我。后来我看了看郑也夫没在，说咱们到旁边那个屋去谈吧（笑）。

都是凡人，普通人，一般的人好像很难抵御这个诱惑。但我觉得在电视白的主持人里，我是曝光率比较低的，见报比较少的，接受采访比较少的，参加活动比较少的。到现在为止，没商参加过一次商业活动。有一些商业活动很挣钱，有一次有一个商场开业，希望我能够去主持剪彩仪式，8无钱，大概15分钟，我当时说，绝对不会去的。

我们有纪律再说我们主持人怎么能参加这种商业活动，还有，你们是给现款吗？（大突）

想想这个诱惑确实非常大。来找的人特别多，因为我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一次一次在抵御。从8元钱的剪彩赛，到几百万元一钱的广告费，我都抵挡住了。我觉得并不是我个人的素质育多高，而是一开始，我们就选择了这样的策划班底。一个由北京著名的社会学者、教育学者组成的强大阵容。

他们策划节目和我们电视人策划节目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只想节目的样式，他们希望在节目中体现出他们的思想，在节目中体现他们做人，这一点到今天，《实话实说》还在受益。过去我们和专家、学者合作，我们电视人没有摆出很好的姿态，所以人家也不愿意和我们合作，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家底抖落给我们。今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做法，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所以他们才肯这样用心来帮助我们。一直到现在，《实话实说》始终坚持这种好的传统。

北京知名的教育学者、社会学者几乎都参加我们的节目策划，一是我们有专职的策划队伍，一个我们会针对一个具体的话题。请这方面的专家出谋划策。我们在讲滇池水污染这个话题的时候，水污染研究所的所长，带着挂图到办公室给我们讲了一下午，让我们把整个水污染的情况和基本常识搞清楚。当我们了解这些基本知识以后，主持人上场是胸有成竹的。大家看主持人在场上很懂，很精通的样子，当专用名词出现的时候，都可以讲得通透。基础就在于前期的准备，前期的补课。

我在大学学的是新闻，经常逃课，基础很差，这些知识都是做《实话实说》以后，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而且学者们的人文关怀慢慢渗透到节目组里，让组里每一个成员都有了这样一个共识。就会在你的节目里表现出来。所谓“人文关怀”，实际上它有两个境界，最高境界是你发自内心的，是你骨子里的，你会尊敬每一个人，不管他干什么，不管地的职位有多高，薪水有多少，不管他是什么生存环境，什么家庭背景，你都会尊敬他。

差一点的，就是你可以装出来，也算是个技巧吧，你可以装得很有人文关怀，你可以装得尊敬每一个人。不知道人文关怀的重要性，连装都不装，这就是真不尊敬别人。

现场归我管（41）

节目马上就要开始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几盏灯需要调整，这时候我们的灯光师傅就上来说，你、你、你们三个躲开，然后这三个观众就灰溜溜站到一边，我的录音师傅又上来了，他给嘉宾装好话筒，说：说两句话，我们给你调一调，调音是录像前的准备，他回过头对全场观众说：安静，我们要调音了！

刚才灯光师傅得罪了3个人，然后录音师傅再接再厉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你说我们怎么录，没有办法录了。后来我就说，光我个人有点人文关怀精神不够，全组都有人文关怀精神还不够，怎么办呢？得让电视群体都有人文关怀精神。然后我们就专门和演播室的灯光师傅、录音师傅，各个工种的人谈心，我们有好事的时候，也不忘他们。过年过节，我们也给他们送些礼；有的时候周末我们约上他们一起去参加爬山比赛，保龄球比赛，都是我们出钱，反正就是宋江那一套；在这个过程中，要让大家看我们怎么钟爱自己的节目，为它投入多少精力。我觉得人心都是团长的，慢慢地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有了这种工作态度。

在《实话实说》现场，我是主持人，所以现场就归我管，有任何问题，都来找我，我来协调。比如灯光师傅神色慌张地过来说，实在对不起。从来没听过他们说对不起，过云灯光都叫“灯爷”，他说实在对不起，现在有两个灯有问题，要调一下，你看怎么办？我说没事，你来调。然后我就说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重要客人，我们的灯光师傅，大家全都鼓掌，我拿着话筒采访他。

当时他脸通红，说话结结巴巴……我说好，现在我们看师傅调整灯光，底下几个朋友躲开一点，怕砸着你们，我们一起看。然后他就开始，从来没有这样自豪过，还拿着对讲机说，往上一点。往下一点。调了两分钟还没有调好，其实我觉得可以了，但是他那天精益求精。然后我说，咱们大家再鼓励鼓励灯光师傅，全场热烈鼓掌，我看师傅汗都下来了（笑），这时候他调好了。大家又一次鼓掌，他下来后，直接喝酒去了（笑）。我要说明，我们的灯光马师傅一直是很好的，我说的是别人（笑）。

我觉得尊重是相互的，每个人心里都会有感受。这时候录音师傅上来了，说现在话筒都安好了，再调一下声音。我说就让观众说话，你来调，他说对。我说，你别管了，我来办。然后我就上去说，节目马上要开始了，以后大家都有可能到电视台采做嘉宾，现在我给你们传授一些到电视台录像的技巧，比如不要穿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衣服会反光，还有不要穿小细点，—或者小细条的衣服，这样它会模糊，我们的专业术语叫“跑条”。有的时候你们在家里，看到人的衣服老乱闪，像雪花一样，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们说有。我说你们是不是以为电视坏了，他说是。我说电视没坏，是衣服穿错了（笑），以后你们来录像就不要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调话筒呢？你们看我，现在调我的话简，我是崔永元，我是崔永元，底下大家部说我们知道了，我说知道也要说，调话筒就是这样。

有一次我家里的邻居第一次看我录像，一进来我正调话筒，邻居吓一跳说，哟，这孩子又犯病了（笑）。调话筒时这样反复说，就让调音师从容地把你的声音调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调音，从第一位嘉宾开始，从贾平凹先生，然后贾平凹说，我是贾平凹，我是贾平凹，说了4遍。我说你看贾先生病得比我还厉害。再试第二个，就在欢声笑语中，话简调完了。观众始终处在放松的状态中。5年了，和我们合作的这些工种，都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工作，他们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配合。

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换演播室，因为中央台有很多演播室，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每换一个演播室，总会出现新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到其他台录像，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每个台的工作习惯都不一样，去了以后；大家的工作方式不同，就会对节目有很大影响。

我印象很深，百一次我到一家电视台去录像，和嘉宾谈，正谈在兴头上，忽然有人说“停”。谁喊的？那边一个摄像说，我喊停。我说有什么事吗？他说我现在换一个机位。你换机位你换你的，你让我停干什么？他们从来不把主持人，不把请来的嘉宾，尤其不把请来的观众当回事。很多电视台都是这样工作的。换机位，我觉得这是技术问题，你们应该想办法克服困难，所以，电视也是团队工作，办好一个节目，每个工种都得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否则一个人你就是神仙，也没有回天之力。

专职策划（42）

还有电视台的演播室对观众来说，总会有一种神秘感，我们应该想办法消除这种感觉。有一些电视从业人员喜欢夸大这种神秘，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人家才会高看我们。所谓我会你不会。比如拿一张纸调白。观众看得莫名其妙、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观众入场之前，把这个过程完成，如果没有完成，就采用别的方法，比如观众入场后，有人去调白，我就会叫住他，采访他们，问这最什么意思，他就给大家讲，调白有什么好处，他告诉大家。我问现在大家是不是听懂了，调白就可以把你们拍得更自（笑），任何一个技术手段都要在演播窒里把它化解，不要人为强化神秘感。

在录孩子节目的时候，尤其注意这一点。那时候我们会告诉所有的摄像，今天一秒钟都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要紧紧看护好自己的机器。因为我们请孩子到现场录节目，从来不给他们宣布规矩，我们告诉他们，今天就算是放假了，咱们就撒开玩，想干嘛就干嘛。电线别摸，摸着可疼了（笑），我小时候摸过。其他你们都可以随便。所以孩子到了《实话实说》，就像到了游乐园一样，非常高兴。

做《实话实说》这5年来，如果说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知道了怎样和专家、学者合作，电视节目是怎么策划完成的，还有一个群体怎么树立人文关怀精神，这种人文关怀精神渗透到你的节目运作当中以后，怎么在你的节日中体现出来，包括怎么让所有的电视参与者达到最松弛的状态，从而完成还原真实的谈话空间。我觉得《实话实说》的建立，《实话实说》的出现，确立了电视策划在电视节目中重要的位置。现在我们组里专职的策划就有10个人。他们在全组地位最高，待遇也最高。

现在我们的总策划叫杨东平。因为工作的原因，郑也夫、邝阳、陆建华这些学者相继退出，或者加盟别的节目，只有杨东平留了下来。他是北京知名的社会学、教育学的专家，自己还在带研究生，写过一本畅销书叫《城市季风》，可能大家都看过。他现在工作再忙，我们录像的时候他也来现场看，每次录像结束的总结会他也要来参加，大家都觉得总策划在节目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杨老板话不多，但是经常看我们争论一个下午，他坐在那里听，最后总结几句，整个话题就提升了，我们就明确了谈话的方向。

目前全国有100多个谈话节目，到我们那里学习过的不下几十个。他们回去以后，大多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策划队伍。我也问过他们，你们是从我们这里学回去的，为什么这套学不去。他说他们觉得推行起来非常难，我们可能觉得策划很重要，但是台领导不觉得他重要，其他工种也不觉得他重要，总是在吃醋、弄得文化人心里不舒服，慢慢就退出了。当策划队伍退出你的节目以后，你的节目文化品位也退出了。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谈话节目，良莠不齐，有的非常差，我觉得甚至低级到超过美国的垃圾脱口秀，和我们电视人自然闭门造车有非常大的关系。

现在在中央电视台，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经验已经慢慢地受到重视和推广，有一些场合，也许我们去介绍经验。有的节目在开始筹备时，第一件事就是筹备自己的策划队伍。北京文化圈很大，有—些专家、学者，都是有名望的，非常难请。有时我们明知道某个话题、某个专家来谈最合适，但是他不愿意来。有的学者，我们做了两年工作，终于清出来了。

做谈话节目有很多限制，尤其是话题上的限制，，我们做不了尖锐的话题，所以要在文化内涵上多下一点工夫。虽然干了5年，总结起来，经验就是这么几条，虽然经验就是这么几条，做起来也会很难。不信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中尝试尝试，试一下把灯爷、摄爷、录爷都变成你的朋友，让他们全身心为你的节目努力。看看这是多么巨大的工程。然后你再试一试，让所有的观众，各行各业的、各种阶层的、操着不同口音的，到了你的演播室，见到你都像亲人一样，跟你说话，都像朋友一样，这个工程完成起来很不容易。我觉得当你把这些都完成以后，你就可以享受到做节目的乐趣了。

我喜欢和大家交流，现在我想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做一点“学术交流”。哪位想问，就站起来随便问，我的名字叫崔永无，希望大家直呼其名，或者就喊老崔、小崔，别叫崔老师、崔先生，那样一下让我们拉开距离了，我等着大家的问题，没有就散会（笑）。

有问必答（43）

提问A：我想问一下，你的这种机智和幽默是不是与生俱来的？

崔永元：有一点吧，天生有一点。但不是父母培养的，是父母压抑的结果（笑）。因为我母亲是家属委员会的委员，父亲是部队的政委，这两人全都严肃。我给你举—个例子严肃到什么程度。1974年的时候，我们家住的是平房，平房就可以养小动物，当时我养了6只猫，我父亲有一个习惯，晚上要让6只猫排着队在沙发上睡觉。所以我经常看见他拿着鸡毛掸子到处找描，找着让猫回去，6只猫很委屈地归队排在沙发上睡，到后半夜，他们也是四散而去。但是只要我父亲在场，他们一定要排成一队，他就是这么一个爱守规矩的人。

所以当时我们家里没育什么玩笑的气氛，有的时候人家问我，你看你老在节目里开玩笑，你父母怎么看这个事，我说我不知道，我到今天都没有勇气跟他们一起坐在家里看我的节目，从来没有过。而且现在我回到家里，基本上也不开玩笑，看到他们很紧张，条件反射，像猫一样（笑）。所以大家觉得我爱开玩笑可能就是另一个极端吧，在家里的气氛太严肃了，出去以后就想放松一下自己。而且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里最好的学生，一开始是五好学生，后来改成三好学生，上了大学以后，第一个感觉没有管了，撒开了，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我小时候头发都寸头，一上大学就到这儿（手指肩膀）了，当一个人内心觉得自由起来的时候，头发也是长得飞快（笑）。

提问B；我想知道当初如果你做的不是谈话节目，而是音乐节目，或者娱乐节目，你会不会在里面充分发挥人文关怀的精神？

崔永无：我觉得我会，而且我不觉得文艺节目里面有人文关怀精神有什么不好，我甚至觉得，现在我们做晚会的很多做法实际上就是对观众的不尊重。比如大家都知道，做晚会的时候，提前要录一些掌声，有人会说现在大家听我的口号“鼓掌”，再使劲一点，再使劲一点。这种方法我不知道国外用不用，我觉得它可能有点中国特色。

第一，可以不用，因为大家看到好东西自然而然会鼓掌，这个毫无疑问。第二，可笑的事情他就会笑，现在会出现非常奇怪的现象，我也参加过春节晚会，我觉得非常滑稽，可笑的地方大家鼓掌，这是为什么？可笑的地方就要笑。如果我们仔细想这件事，就会觉得那是不正常的事。

你看我们每年春节晚会，掌声一年比一年热烈、但是观众骂得一年比一年厉害。所以掌声不是一个节目成功与否的标志，我们不用那么在意掌声，所以我觉得就是文艺节目、少儿节目、新闻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