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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2页）

所以，文学这东西，它要渲染起来的话，挺能打动人心的。我们管这种作用，叫做“煽情”；而煽情的结果，往往就有一叶障目的弊端。前后《出师表》的感情，当然是真挚的，表达诸葛亮的耿耿忠心，简直溢于言表。但是，若研究一下蜀国当时的内外状况，刚刚劳师远征，七擒孟获归来，诸葛亮就要挥戈北上，这两篇动员令，从给蜀国所造成的后果看，就颇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

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是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但他一不顾国力强弱，二不顾民心向背，三不顾敌方虚实，四不顾周边环境，就要向曹魏挑战，实属冒进行为。好像所有好大喜功的领袖，都有因冒进而吃苦头的教训，而吃了苦头还继续冒进，再吃更大的苦头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二次上表，甚至连阿斗也劝他了：“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阿斗当皇帝后，可算是一无可取的庸才，独有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虽然他的出发点并不是正确的。可惜他这个皇帝是个傀儡，如果说话算数，休养生息，修边固防，也许还真能偏安一隅。可是诸葛亮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劳军扰民，内外交困，以致西蜀苟安的局面，也不能长久。

《蜀记》里记载：“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平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

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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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难辞蜀亡咎（2）

这都是与诸葛亮同时代，或稍后一点的人士，对于他频繁北伐的议论，可见当时有识之士，对他的六出祁山，是大不以为然的。诸葛亮罔顾国力，频繁出击，实在是由于他太过于自信自负。但这种心理失衡者，岂止孔明一人，凡领袖群伦者，一旦成为人誉自诩的济世之才，便有一种功名欲，不朽欲，树碑欲；甚至像文坛这么一个其实没有什么戏唱的场合，也有人来不及地给自己盖个庙，以便活着被人上供，真是很可笑的。孔明认为曹操死后，魏国再无足堪较量的对手，过于轻敌，过于躁急，想打开蜀国的封锁局面；当然，这也是他过于相信自己万能，过于追求不朽声名的结果？

这种可怕的欲望，也是此前此后许多人物都具有的留名万世的情结。哪怕倾家荡产，祸国殃民，也情不自禁要在历史的长卷中，给自己树一块碑石。诸葛亮的出兵汉中，绝对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悲剧。由于他位极人臣，权重一国，自然无人能够左右他，结果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大家看着他一步步地走向最终的失败，无法挽救。

所以，他的亲信马谡认为“平南方回，军马疲敝，只宜存恤，岂可复远征？”他是听不进去的。谯周的苦谏：“何故强为？”他同样不以为然，甚至连毫无头脑的后主阿斗，不解地提出疑问，也都阻止不了他北进的意愿。

这样一意孤行，置蜀国于死地，恐怕是这个伟大人物的大错了。

他若是如张俨所说，不将国力消耗殆尽的话，蜀与魏之争也许是另外的结果。

诸葛亮不用魏延计（1）

诸葛亮始终把魏延看作敌人，至少也是异己分子，不信任，不重用。一个老百姓，存偏见，顶多自己吃亏，但一个领导，以成见看人，形而上，唯心论，不但害人，还要害己的。

孔明之所以先南征而后北伐，是想在荡平后院之患，把扰乱边庭的南方少数民族平定下来，再腾出手来进行战略反攻，出祁山，过秦岭，兵临渭水，直逼畿辅。想步曹操官渡之战、周瑜赤壁之战的后尘，通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扭转形势，实现其政治抱负而名垂青史。

他这时最需要的，莫过于使他进攻奏效的计谋了。

《三国演义》是一部讲计谋的书，至今被政治家、军事家，乃至于所有动心眼的人，视作一部简明教科书。这部书中，有许多成功的计谋，也有许多失败的计谋。还有一些未待实现，便胎死腹中的计谋，最有名的就是魏延出子午谷奇袭关中的飞兵之计。

可惜，这个计谋不是孔明自己想出来的，也不是他得意门生马谡向他建议的，而是他所不喜欢的魏延向他进言的，我想他当时听了，一定怦然心动，但是，正因为是感情上的拒绝，这个飞兵之计，被诸葛亮枪毙，胎死腹中。否则，魏延率兵挺进长安，三国的历史不知该怎么改写呢？

看起来，一个伟人，“从善如流”这四个字，说来容易，做到却难。

当时，魏主曹睿临位不久，司马懿被闲置，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而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夏侯楙掌握兵权，是个绝好的趁虚而入的进攻机会。所以，魏延向主帅诸葛亮建议：“闻夏侯楙，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弃城逃走。长安中唯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及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余日，而公从斜谷来，亦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得矣！”出其不意，击其不备，这本是军事家最经常采用的战术，但诸葛亮以稳妥为由拒绝了。

他一生用兵谨慎，这是事实，但他绝不是不敢行险。其实，空城计比起子午谷出兵急袭长安，要险得多多。后来，司马懿对张郃说：“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所以，司马懿要是蜀方主帅的话，一定会采用魏延的主意，可见诸葛亮之不肯采纳飞兵之计，确实是一次严重失误了。

说到底，战争，能不冒一点风险嘛！

除了他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外，就不得不从他的感情、性格上找找这次失误的原因了。文人相轻，一向如此，相互菲薄，家常便饭，都由于嫉妒心作怪。政治家、军事家也未必都是完人，不能说略无半点嫉才之心。诸葛亮拒绝魏延，是有其个人感情上的因素的。

上帝造人的时候，设计这种情感，大概是作为一种催动力量，鼓励竞争要强之心吧？一旦超乎这个范围，必然构成对他人的妨害或侵犯。你看那奥赛罗，妒火中烧，把无罪的苔丝迪蒙娜，扼住喉咙将她掐死时的狠毒，就知道，嫉妒要是发作起来，那是一种可怕的感情。

在文人这个圈子来看，那就更有看头了。韶华已逝，便仇恨一切来日方长的人；风光不再，便嫉妒所有姹紫嫣红的美丽；寂寞冷落，自然怨嗟窗外传来的繁华热闹的声音；江郎才尽，便对文场的新鲜举止视若仇敌，非咬牙切齿不可了。所以“食少事烦”苦日无多的诸葛亮，对于这样一个潜在的对手，是不敢掉以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