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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在此之前，严晓群所经历的保健品、化妆品、药业等几次产业尝试也过早夭折。

这些转瞬即逝的想法通常具有的特征是：大都不需要成立自己的工厂以及长时期的孵化培育。

目前还被列为斯威特三大产业的制造业、消费电子以及文化产业中，也多少有这样的印记。

例如斯威特之前对外高调宣称其要投资50亿元从事等离子显示器的生产。之后50亿元的畅想变为黄粱一梦，而斯威特对外界的解释之一则是，投资周期过长，并不适合斯威特。

在消费电子行业中，严晓群由于对手机非常有兴趣，所以从初始便一直想将这块业务植入小天鹅，从而打造自己家电帝国的整个产业链。但这个资本老手并没有对市场进行过调研，也没有仔细考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导致这一计划只停留在概念上。

此外，严晓群还想过将“有有”塑造为白电品牌，并辅以“有有足球俱乐部”作为品牌支撑，却被业界质疑和小天鹅的主业发生了资源上的内耗。

严晓群投资传媒业，不仅丝毫没有受益于这一曾被称为最后一个暴利行业的产业，反而留下一堆糊涂账。这也被同行指责为缺少经营传媒的能力和耐心。

从中我们也足以看出严晓群在玩转资本之后，已经少有心思钻研实业。现在陷入了资金的困局，严晓群依然在投融资方面殚精竭虑地寻找解决方案。

有一个亲近严晓群的企业家坦言，度过这次风暴，严晓群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怎样才能认清自己和自己的企业。

真能如此，对于严晓群来说，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案例分析】

小天鹅重新国有化的黑色幽默

民营化失败后，国有大股东重新出山，如何证明自己此番已取得真经？

自德隆系倒台后，围绕国有上市公司的改制模式产生了很多争论。此前，湘火炬、科龙电器以及美菱电器走出了一条新路，由外地的强势国企跨地区重组这些存在严重亏空的民营化失败公司。现在看来，这种重组模式尚没有再次出现类似前民营大股东的违规违法行为，对这些一度奄奄一息的上市公司而言或许是个转机。

小天鹅和亚星客车虽然也是重新国有化，却是彻底回到原来的国有股东手中。一位经济学家认为，这比科龙等公司所走的救赎之路存在更多的问题。既然之前国有大股东退出过，反映出在国家控制或国有法人控制时期，公司并没有表现出足够好的业绩或经营管理效率，所以才会有引进民资进一步“做大做强”并带动当地经济一说。而民营化失败后，国有大股东重新出山，如何证明自己此番已取得真经？

另一位专家认为，国资委重新掌握小天鹅集团的控股权更多的是止血之举，只是为了尽量让上市公司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避免民营大股东继续为所欲为。而国资委掌控或是国有控股公司掌控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过渡政策，未来政府如何为小天鹅设定新的发展方向还不得而知。

但让小天鹅的国有大股东哭笑不得的是，重新国有化表面上让民营大股东失去了股份和控制权，实际上这些股份早已大量处于质押的状态，国有大股东的重新掌控还是难解燃眉之急。

就在小天鹅身上，无锡市国资委通过仲裁从斯威特集团手中拿回了小天鹅集团的控股权，不过需要“根据本次仲裁裁决，本委员会将在斯威特公司、通邮公司返还小天鹅集团股权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五日内以现金及其他方式返还其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这是一个重新国有化的黑色幽默。在斯威特集团已经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失去控制权的最大好处将是不用通过任何股权转让谈判，即可迅速将股权卖还给国资方，而且国资方很难像斯威特当初一般赖账不给。

斯威特资金链断裂之际尚有国资方送资金上门，其又怎能不窃喜一番？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1）

很多事情容不得假设，但很多事情一开始却是注定的，当仰融遇到赵希友的那一刻，就注定学金融出身，坐在上海滩炒股的仰融这辈子离不开汽车了。即使若干年后出走海外，还表忠心：“我不会再做一块起来打击我曾经指导过、工作过的企业。如果不能重新做华晨，我再也不会走汽车制造这条路，再也不过问了。我是个有信仰的人，我会为华晨的明天祈祷，为这个企业能够再次得到重生而祈祷”。

不懂汽车却闯进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仰融，有一句名言：“金融是手段，汽车才是目的。”他在8年时间内，完成了纽约、上海、香港“三地上市”但却在他不该退幕的时候，远走海外，在大洋彼岸，看着自己用10年时间打下的“帝国”一点点的衰落下去……

事实上，虽然他也是一个在逃通缉犯，但并没有多少人期待他早日落网遣送，因为他的故事很曲折，知道的人心里都五味杂陈，给不出一个定论。

“炒家”仰勇

很多年里，仰融一直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谜。没有人知道他是哪里人，发迹于哪里，直到很多年后他才在一次会议上透露，自己安徽徽州人，西南财经大学毕业，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一次公司内部会议上，他介绍自己的经历时还说：“在越南打过仗，1988年受了一次大伤，腿断了，头也打开了，三次进手术室，但却奇迹般地、没有残疾地活了下来，这以后便开始既珍惜生命又藐视生命……

而事实上他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市北国镇，原名叫仰勇，兄弟4人。初中毕业后，他先是做了一阵子的厨师，后来承包过家乡的一个小商店，再后来到江阴市外贸公司上班。他有一个叫仰翱的二哥，在无锡办了一家精细化工厂。

1989年9月，仰勇所在的外贸公司发行400万元企业债券，他就立刻背着个包跑到上海去炒股票了。他自幼胆识过人，在浑水一片的早期股票市场上自然如鱼得水，成了第一代资本炒家。当年的上海东湖宾馆是早期炒家们聚集的根据地。沪上颇著名的杨百万、刘太、朱焕良等人都在此扎营坐庄。他日日跟这群人厮混在一起，赚到了一点钱，同时也历练出一番纵横捭阖的运作本领。在某一天，他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仰融，大有“仰仗金融”的寓意。仰融这个名字真的给他带来了幸运，1990年前后，仰融因机缘凑巧，他结识了中国金融学院党委书记许文通。

许文通是江苏启东人，仰融的邻县同乡，是老资格的金融教育家。中国金融系统很多显赫的官员和学者都曾经受教于许文通。仰融虽非科班出身，但他独有的资本嗅觉和精干的操作能力却颇得许文通的欣赏。通过许文通，他结识了一些高层政商人士。在这种交际中，他视野陡开，脱去了不少草莽气，因而也比圈子里的其他人有了更远大的前程。在许文通的鼎力襄助下，他赴香港创办华博财务公司。其初始出资方为许文通担任董事长的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20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机制僵化的国有企业已经江河日下，难以为继。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讨论国有企业的“生与死”。而在许文通等人看来，要把国有企业搞活，仅仅靠管理松绑和财政输血显然是条走不通的死路，因此必须在制度架构和运营模式上有大胆的创新，而资本市场无疑是最可倚重的一种资源和手段。年轻气盛的仰融很是赞同这个理念。于是，时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马蔚华把当时的沈阳市常务副市长张瑞昌和沈阳金杯介绍给了仰融。　。。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2）

主政“金杯”

沈阳金杯客车厂是一家组建不久的工厂。1987年，沈阳农机汽车工业局将局内的50多个小型的汽车修理和部件工厂拼凑在一起，由快到退休年龄的副局长赵希友出任厂长。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