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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3页）

“太对了。”那种“我的律师”的亲切感受刚才消失了一下，现在又精神饱满地回来了。

“说出实情对你是最有利的，迈克。”他一本正经地说，“除了在某些情况下，但目前不是那种情况。你明白吗？”

“明白。”

“好，行了。明天十一点左右，我等你或玛蒂的电话。应该是她的电话。”

“我会努力的。”

“如果她真的不愿意，你知道怎么办，对吗？”

“我想我知道。谢谢，约翰。”

“不管是哪种结果，我们很快会再通话的。”他挂上电话。

“我在原地坐了一会儿。有那么会儿我按下了无绳电话的拨号按钮，随即又关上了。我得和玛蒂谈谈，但我还没准备好。我决定先散散走。

如果她真的不愿意，你知道该怎么办，对吗？

当然，得提醒她现在不是骄傲的时候，她不能按北佬的那一套行事，她不能拒绝《两人行》、《红认人》和即将出版的《海伦的诺言》的作者——迈克·诺南的好意，她输不起。提醒她，她可以选择是要自己的骄傲，还是女儿，但两者不能兼得。

嘿，玛蒂，选吧。

我几乎走到小路的尽头，在泰德威尔牧场前站住脚，牧场俯瞰着黑迹湖，大湖尽收眼底，远方是怀特山脉的群山。湖水在朦胧的天空下静静地酣睡，把头侧向一边时，它是灰色的，侧向另一边，它又是蓝色的。我心中升起一种神秘的感觉，神秘如曼德里。

根据玛丽·辛格曼的说法（这和《卡斯特尔县和卡斯特尔—洛克地方志》的说法是一致的，这本大部头的书出版于一九七七年，即该县设立两百周年之际），本世纪初（指二十世纪初叶），有四十多个黑人住在这儿，给这里带来了生机。他们绝不是普通的黑人，大部分是亲戚，大部分人很有才能，大部分人属于一个音乐团体，这个团体原告称作“红顶男孩”，后来称作“莎拉·泰德威尔和红顶男孩”。他们从一个叫道格拉斯·戴的人手里买下这片牧场和湖边一大块地形很好的土地。据当时出面讲坐的索尼·泰德威尔说，积蓄这些钱花了十年。索（索尼的昵称）是“红顶男孩”乐队成员。他表演的是当时被称作“鸡嘴吉他”的乐器。

当时这在镇上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人们甚至召开了一次大会，抗议“一大窝黑鬼闯入这里”。后来事情平息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就像它们通常那样。戴家山头上（一九OO年索尼·泰德威尔代表他的大家庭买下这片土地时，人们就是这么称呼泰德威尔牧场）并没有出现一片当地人想象中的棚户区。相反，那里聚会场所、排练厅，或在某些时候的演出厅。

有一年多的功夫，甚至是两年，“莎拉和红顶男孩”（有时候里面也有个红顶女孩；乐队的人员是流动的，每次演出都不一样）在缅因州西部作巡回演出。今天，在该州西线的城镇——法明顿、斯克黑根、布里奇镇、盖茨—法尔、卡斯特尔—洛克、莫顿、弗莱堡——你还能在集市杂货店里见到当年的演出海报。人们非常喜欢莎拉和红顶男孩们的巡回表演。他们和T镇上的乡里也处得不错，这也不奇怪。最终还是罗伯特·弗洛斯特（1874—1963，美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说得对（他不仅是个功利主义者，还常写些叫人不快的诗）：我们确实相信好篱笆造就好邻居。我们总是在抱怨、抗议，然后又生活在吝啬而封闭的平静中，把自己变得贼眉鼠眼，嘴巴像老太婆那样往下耷拉着。我们常说“他们总是付账单的”。我们说“我永远都不用枪赶走他们的狗”。我们还说“他们总是自顾自”。这么说着，好像与世隔绝是种美德。当然还有一条关键的美德：“他们不参加慈善活动。”

在某个时候，莎拉·泰德威尔变成了莎拉·拉弗斯。

然而最后，他们一定是觉得T镇不是他们想要的，因为一九O一年夏末，在完成了一两次本县集市上的表演后，这一大族人离开了。他们精巧的小屋为戴家山头带来夏季的出租收入，直到在一九三三年夏季的大火中化为灰烬，那场大火把湖的南北两岸变成一片焦土。这就是故事的结局。

除了她的音乐，她的音乐还活着。

我从坐着的大石头上站起身来，伸展了一下胳膊，直了直腰，沿着小路往回走，边走边唱着她的歌。

第12章（上）

我沿着小路回家，一路上努力什么都不去想。我的第一位编辑曾说过，一个小说家脑袋里想的事，百分之八十五是和他无关的，我从来不相信这种观点只适用于小说家。所谓他们高层次的思考，多多少少是言过其实的。我发现，当麻烦出现，必须应付时，通常更好的选择是自己抽身事外，由那些地下室的小家伙去忙乎，他们是浑身肌肉和刺青的体力工人，而且是非工会成员。本能是他们的的专长，而且只在实在没辙时才把事情交到楼上去思考。

正当我要给玛蒂？德沃尔打电话时，发生了一件极其古怪的事——在我看来和鬼魂完全无关的事。我按下无线电话的“通话”按钮时，里面并没有传出通常的“嘟”声，相反是一片寂静。我正在想，会不会因为是北边卧室里的电话听筒没有挂好，然而我发现那并不是完全的寂静。一种仿佛来自遥远太空的声音，那是一个操着布鲁克林口音的男人用动画鸭子般兴奋的嘎嘎声唱道：“一天，它跟她去上学，去上学，去上学，一天跟她去上学（一首名为《玛丽有只小羊羔》的儿歌），……”

我张嘴想问那边是谁，但还没等话出口，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喂？”听上去挺困惑的。

“玛蒂？”在一阵混乱中，我压根没想到用更正式的称谓称呼她，比如德沃尔女士或太太。我们先前的对话只是只言片语，现在却能根据一个音辨出是她，但我不觉得奇怪。也许那些地下室的小家伙们不仅分辨出那背景音乐，并由它联想到了凯拉？

“诺南先生吗？”她从未像这样不知所措过，“电话铃没响过呀？”

“一定是你打过来的时候我刚好提起电话，”我说，“这种事有时会发生的。”不过，我问自己，来电人正巧是你打算打给的人的情况又发生过几次呢？也许这种事真的时常发生的呢。电话感应，还是巧合？现场的声音还是录音？不论是哪一种，这看上去像是个魔法。我的目光穿过又长又低的客厅望着墙上的驼鹿头本特的玻璃眼睛，心想：“是啊，也许这地方如今变得有魔力了。”

“我想是吧。”她疑惑地说。“对不起，我冒昧地先给你打电话。我知道你的电话没登在电话本上。”

噢，别为那个担心，我心想。现在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号码了。事实上，我正在考虑把它登到电话本上去呢。

“我从图书馆里看到了你的介绍，”她继续说，听上去很尴尬。“我在那儿工作。”这时背景音乐从《玛丽有只小羊羔》变成了《山谷农夫》。

“没关系，”我说，“再说我拿起电话本来就为了打给你。”

“我吗？为什么？”

“女士优先。”

她发出短促、紧张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