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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王碧丽供认自己的丈夫是国民党上校秦之川，承认藏匿秦之川着上校军服的照片是期待国民党“###”、“图谋变天”。她交出了所藏的一本“变天账”，是厚厚一个笔记本，从头到尾，密密麻麻写满一本，全部都是抄录的古诗词。大字报说，不明真相的人以为她就在练字，或者抄写，其实祸心尽在里边。据王碧丽供称，她和她丈夫是在杭州认识并结婚的，其夫喜爱古诗词，她因此染有此好。她在其夫照片后边抄录的《长相思》作者是唐朝的林逋，林逋是钱塘人，钱塘即今杭州。“吴山青，越山青”，写的就杭州一带景物。王碧丽是以此怀夫，想念逃亡台湾的反动丈夫。她那本“变天账”里抄录的诗词，无不是怨妇思夫、盼望重聚的内容，其中包藏着许多东西。例如“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谁问谁归期了？王碧丽是否里通台湾，与其夫存在着秘密联系？还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王师”是什么部队？是否盼望国民党部队卷土重来，“###”，北定中原？

秦秀珍爆出了最大新闻。大字报说秦秀珍在接受红卫兵提审时供认了其家另一大问题：原来杜山非其亲生女儿，也不是抱养自医院或农村。本校前线红卫兵团副团长，到处出头露面，非常风光的杜山一向以解放军军人家庭出身自诩，其实她是假货。没人知道她的亲生父母是谁，但是肯定不是好人。当年国民党败兵车队逃亡，遭到解放军伏击，她的父母把她抛弃在被击毁的敌军大卡车中。

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杜山的生父是国民党军官！》

罗进与自己再次懵然邂逅。

罗进没能看到事情的结局。他在杜荣林家这场灾难发展到接近高潮时被赶来追捕的几个民兵逮住，拖回他呆的那个小镇，而后即以“不老实接受改造”之罪关进一个临时拘留所，不久随一群时谓“牛鬼蛇神”者一起被押往一个看管极其严密的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又一次失去了自由。

３．

两年后水库竣工，罗进被放了出来，他重操旧业并寻访故地，故地早已物是人非。

他去了杜山那所学校，学校已经是另一茬孩子的天下。当年戴红袖章的那群孩子就像一起钻入地下似的消失不见了。罗进听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去了乡下，他们被称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化进田野农舍如盐巴化入水中。罗进去了杜荣林家的那座小院，罗进看到院里的两层小楼依然如故，只是显得比原先更残破一些，有一群男孩和女孩正在院中嬉戏吵闹。这也是另一茬孩子了。

小院里一个老太婆把一个破脸盆和一个烂铁皮桶卖给罗进。罗进问她：“以前姓杜的那家人哪去了？”

他说，几年前他到这里收过破烂。住这里的那家人有一个半老婆子，穿一件绸衣服。男主人是个部队的军官，女主人是个医生。

老太婆说：“秦医生死好几年了。”

“一家子呢？”

老太婆说，那家人遭灾后不久就搬走了，去了闽西三线，走了后没再回来过。去年她还帮杜家把一封北方来的信转给他们。

罗进抬起头看着西边，西边一层层山岭一直迭到云里。

罗进决定到闽西去，找姓杜的。世界上还有谁跟这个杜荣林如此多情？他们真是前世修来的冤家，这一切简直就是注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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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逢劫难（13）

罗进继续追踪杜荣林，为的还是寻女。多少年里，罗进设想过女儿下落的无数种可能，完全没有想到的就这一种：毁了他一家的战争胜利者把她抱进家门，作为自己的女儿抚养成人。罗进突然见到杜山，一眼认出她的那会，杜山穿一件合身的黄军装，领着一群学生随从，像个大陆型号的贵族明星一样。罗进知道这个孩子肯定被杜荣林宠爱有加，是在胜利者权力的沃土上成长起来的。罗进不知道撞上杜荣林是女儿的灾难，还是运气。浩劫之前，女儿在这个解放军军官身边受到的照料，看来不逊于其他孩子。对罗进而言这却有另一重意味。

凭什么她叫杜山？罗进有一种被掘墓刨根断后的切肤之痛。

罗进知道所谓“三线”是怎么回事。这是个战略名词，大陆的战略家把福建等沿海地区作为前线，把后边的中部省区如江西湖南等作为二线，把西部四川等大后方作为三线，每线都有各自的战略任务。福建省按此模式，也划分了自己区域的一二三线，然后在列为“三线”的闽西后方山区建立起一些军工生产企业，以支持沿海前线对敌作战的需要，这就是所谓的“小三线”建设。

罗进潜往闽西，早起晚睡，走向深山。那段路倒走得很顺，没有汽球，也没有满山红红绿绿的传单。后来罗进听说并非他的“心战”同伴睡觉去了，他们照干不误，只是大陆“文革”最乱的阶段已近尾声，不像早几年那样百无顾及，因而便有人组织民兵中的神枪手对空射击打排子枪，有时甚至出动飞机层层狙击从海峡对面反攻过来的汽球，将它们击落于海上或者海岸边，这成了那一时期海峡两岸间的主要战事。

罗进找到坐落于深山坳里的一家兵工厂，据说杜家就迁到这里。兵工厂建有一排排新厂房，厂子颇具规模。罗进听说这里制造高射机枪，有一种两管高机，还有一种四管高机，它们的火力可能还打不下十万公尺高空的Ｕ－２飞机，对付飞不到那么高的台湾汽球当是绰绰有余。罗进在那家厂子周围游荡，伺机行动。

星期天，一个买菜的老太婆把罗进带过警卫，走进工厂家属大院，让他把家中破纸箱收走。罗进跟到了一座两层小楼边，老太婆从屋里抱出一大堆破纸箱，罗进将它们一一撕开，用力踏扁，拿条麻绳捆在一块。这时突然有辆吉普车从他身边开过，停在前边一排平房前。罗进抬起头，一眼瞧见两个年轻军人走下吉普，然后一个四十来岁，身材魁梧，穿军装的中年人从车上下来。这人腰杆挺得笔直，被一左一右两个年轻军人夹在中间，快步走进屋去。

罗进眼睛发亮，一时几乎不能自己。

正是杜荣林，罗进一眼认出。1949年9月那一天，他俩在龙潭山谷相向而立，他是胜利者，罗进是俘虏。隔年他带着几个人走进罗进的望远镜里，那时他是谈判人，罗进是土匪。以后在九弯，罗进趴在竹头后边向河里喊话，他在河中船上，握枪藏在粮垛后头，互相看不清脸面。此后彼此间还有过一些故事和想念，却再未谋面，直到今天。“大北杠”依然挺拔，只是两鬓有些斑白。

罗进紧盯着杜荣林进去的那排平房。他把这边老太婆卖给他的破纸箱用一把秤秤出重量，数了钱交给她。老太婆走开之后，罗进挑起担子走到杜荣林家门外，大声吆喝。门吱一声打开，一个六十来岁模样的妇女走出门来。

那年罗进在杜家居住的小院见过这个女人，知道她是杜荣林妻子的母亲，叫王碧丽，曾在大字报上大出其名。为了她仔细收藏的一张惹出大祸的旧照片，还有一本藏在古诗词里的所谓“变天账”。在经历过那么一场灾难后，她还留在这个家里。

“这里没卖的。”王碧丽对罗进说，“别在那叫。”

罗进在大院里磨蹭，一直磨到杜荣林再次出现。罗进看着他被两个年轻军人领上吉普车，然后离去。罗进注意到“大北杠”脸色阴沉，他的军装领子是空的，没有身边俩军人那样的红领章，帽子上也没有帽徽。

显然他仍在受审之中，类似审查其时似乎总是旷日持久。

罗进在兵工厂家属院附近转悠，悄悄打听。他听说杜荣林名义上属于这家兵工厂，却没在这里上班，几年里一直呆在附近一个部队农场，称“隔离审查”。偶尔回家取东西，都有人跟进跟出押送。杜家那房子里眼下只住两人：他岳母和小儿子，这小儿子叫杜路，还在上中学。杜荣林的大儿子杜海已经去农村下乡当知青。罗进问起杜山，这里居然没人知道她。这个家搬来后只有两个男孩，他们家没有谁跟人谈起某个女孩的事，就像他们从不说起孩子的母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