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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部分（第2页）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长征进至甘肃省静宁县的兴隆镇——这是回民聚居的地方。徐海东同志十分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到达兴隆镇之前，全军专门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规定了对回民的政策：宿营不住清真寺，保护回教经典，不在回民家里吃大荤，打水要回民经手，不打回族土豪，等等。部队到达兴隆镇以后，徐海东同志督促、检查部队执行政策的情况。那天，天气晴朗，热闹非凡。部队和回民群众排着队，吹洋号，打洋鼓。徐海东等军首长向清真寺的阿訇赠送了匾额和礼品，清真寺的阿訇也捧着礼物到军部作了回拜。全军在兴隆镇住了三天，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教育和感动了当地人民群众。不少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部队离开时，全镇男女老幼齐集街头，给红军送行。

就在这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供给部长刘炳华是河南人，他见这一带的“狗尾巴草”长得旺盛，很高兴地叫马佚们放马，结果损坏了回民的庄稼。原来这一带的谷苗未出穗之前长得和河南的狗尾草差不多。事情传到徐海东同志那里，他立刻把刘炳华同志叫去说：“刘炳华，你破坏了纪律！”

“首长，我叫马（亻夫）放马吃的是草呀！”

“同志，那不是你们家乡的狗尾巴草，那是回族人民的粮食嘛！”

刘炳华听了吓了一大跳。徐海东同志决定给他严重的处分。消息传出去，回族群众选派几位老人前来求情。老人们对徐海东同志说：“这位长官不晓得是庄稼，不能怪他。千万不要给他处分呀！”求了半天情，徐海东同志才说：“那就这么办，我们牲口吃了你们多少庄稼，你们就要收下我们多少粮食。”他还叫刘炳华带着马夫拿着粮食赔了礼，道了歉。

“红军纪律真严！”

“红军作风真好！”

这是发自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赞语，很快地传遍陇东。此后，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常常遇到群众成群结队相迎相送。

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是我军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是我们敬爱的老前辈、老首长，我们要学习他忠心耿耿，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智勇双全、有胆有识的军事才干，学习他热爱人民、关心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秀品质。

可是，林彪、江青、康生这帮祸国殃民的家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公然抛出了“打倒徐海东”的口号，采取卑鄙的阴谋手段，对他进行残酷的打击和迫害。致使我们敬爱的老军长合恨去世。

如今，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已被人民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受到了罪有应得的法律制裁。

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是永远也抹煞不掉的。他的历史功勋光荣地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永远鼓舞和鞭策我们胜利前进！

徐海东将军　周立波在河北某县，会见了徐海东将军。这时候，他率领的部队正打退了从平山、并陉出来攻击他们的两千多敌人，他应该欢喜。可是他并不。在他欢迎宾客的象南方三月的春风一样温和的微笑里，隐约的有一抹忧愁的痕迹。我们是初见，虽然他是一个显得那么易于接近的人，却也不能一开口，就问他的心事。

几年以前，他的家被毁了，他的家人完全被杀。他是想起了他的家和家人难受吗？这显然不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虽然是悲惨，却已经被时间和民族解放事业冲谈了他的悲伤。他有心思在这种军书旁午的紧张的时刻，突然想起了家，为它忧戚吗？这显然不是。

他曾经八次负伤，右腿上中了四弹，右臂上中了两弹，左臂上中了一弹。脱下衣裤时，浑身布满了枪弹的进口和出口的伤痕。最危险的一次是一粒子弹从左眼下面的脸颊打进，从左耳朵后面打出；左耳的听觉神经毁掉了。如果子弹向脑子这边稍微偏一点，世界上就没有他了。

他很幸运，逃脱了八次死的危险。但毕竟因为负伤过多，流血过多，——一个人能流多少血呢？——身体衰弱了。最近，因为在剧烈的战斗中，过度的操心和过度的奔走，他已经吐了两个礼拜的血。是因为身体虚弱，他感到忧伤吗？也显然不是。第八路军的将领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常常是并不多加考虑的。有许多人的脑子，是生来只想自己的事情的。有许多人的脑子，却正相反，好象专为思考大家的事情而生的一样。徐是属于后一种人。徐爱延安，那里有许多他的老友，那里的风习他很喜欢，而且在那里，有他唯一的两个家属，他的妻和小孩。这次吐血最厉害的时候，他曾去电请假，以他的这种情况，要得到珍爱部属的朱总司令和任强时主任的准假，是容易的。回电立即来了，同意他到延安休养，但这时他的病稍微好了一点，而军务又那么繁忙，他脱不得身，留在那里，抱着病来指挥战事。显然，为了自己身体健康而忧愁，对于他这样的人，是不相称的。

那末，他今天这隐约的忧愁，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从上午到夜晚，一直到由于我们的谈话渐渐增加了我们之间的信赖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流露了优愁。

这次洪子店的战事，他的部队给了敌人巨大的伤损，敌人死亡四五百。但他们花的代价也不轻，死伤近两百，而且死了一个年轻勇敢和他一道工作有几年历史的干部。悲悼战死者，悲悼那象一个家属的成员一样的他的同志，他无意中流露了忧伤。

用家属来形容徐的部队，是恰当的。他们上下的关心，正和兄弟的关心一样。在偶然讲到国内战争的时候，他说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天天有战争，他们的豫鄂皖边区，因为人数少，所以每一次战斗，全军都参加，“枪一响，全家都来了。”他自己也是用“家”这个字眼来叙述他的部队的。

在这种不只是有工作关联，也有浓厚的战友之谊的部队里，牺牲了一个同志，特别是一个得力的同志的时候，那是久久不能消散的一种忧伤，一种悲痛啊！

虽然在这种情况中，徐海东同志也给了他的宾客最好的招待。我所指的招待，不是他的别致的晚餐，他的梨和在那里难得的桔子，而是他的亲切的微笑和朴实的谈话。

坐在一个正月寒夜的炉火之旁的，就是这位使敌人胆颤的名将。传说中，他是那末勇敢；想象里，他是应该有些粗鲁吧，事实却相反，他倒象个温文儒雅的书生，有浑圆的脸孔和灵活的眼睛，笑起来，左眼下的枪伤，象是生在上颊的一个酒靥。和一切实行家一样，他不大多说话，所有关于政治和组织的问话，他都让政治委员黄克诚同志回答。黄是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可能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们以前在五台见过，这回是第二次相见了。

让我们终止这种旁涉罢。徐海东同志是那样的寡言，也许，那一天是特别的吧，他的吐血才停止，讲多了话，头要昏的。黄克诚这样告诉了我，而这个，也是他代他回答许多问话的原因罢。

关于自己，徐海东同志只说了一句，“我是湖北孝感的窑工。”一切其他的话，都是谈的战士的疾苦。他是这么叫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