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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随着年龄的增长，溥仪“逐渐懂得了读书和自己的关系”，对于将来如何当个“好皇帝”开始有了兴趣。从这时起，陈宝琛也开始向他的学生灌输政治内容，首先是大骂民国。他经常对溥仪议论说：“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两百多年深仁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他把辛亥以来的军阀混战，都归咎于共和制度不好，常把遗老之间以谩骂中华民国为主题而酬酢唱和的诗词、对联，作为教育溥仪的材料，例如：“今日看天意，明朝观地文。兵戈犹在眼，民意不忘君。”“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横批：旁观者清。”陈宝琛就这样无孔不入地教育他的学生，让溥仪牢牢记住：“民国总统不是东西”，唯有清朝皇帝圣明。

陈宝琛还把《圣谕广训》、《大清开国方略》、《圣武记》等盛赞清朝开国先君的著作列入十三经以外的辅助教材，并常常讲到康熙帝的“勤政爱民”和乾隆帝的“丰功伟绩”……有时还穿插讲些个人在晚清的经历。

被张勋捧上宝座

溥仪第二次登上“宣统皇帝”，与张勋有关。当时，溥仪年仅十二岁，是位翩翩少年。

1913年，张勋因“南京交涉案”，被袁世凯撤销了江苏都督，改任为长江巡阅使兼安徽都督，驻兵徐州。1914年1月移往徐州，徐州又成了策划复辟的大本营。是年10月，张勋晋京“赴宫门请安”，第一次叩见溥仪。当年溥仪才九岁，不谙世事，接见陌生的重要人物之前，由陈宝琛师傅讲讲问话答话内容。溥仪回忆那次接见的情形说：“当张勋见我时，仍然是跪拜称臣，我也就按照老师的‘传授’，一五一十地向他说了几句慰劳的寒暄语。果然张勋听了很觉高兴，并对于我的这种慰劳表示了感激之意。”

张勋对清王朝有感情，溥仪也对得起张勋，头一次见面就下了一道谕旨：“张勋著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钦此。”这道谕旨经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景丰和绍英三人副署后于1914年10月5日正式公布。

张勋领了“朝马”之赏回到徐州，继续窥伺时局，以求一逞。自1916年6月至1917年5月，连续召开四次徐州会议，有十三省区的代表与会，从而奠定了张勋的“盟主”地位，使他感到复辟时机渐趋成熟。这时，北京城里的代理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正在如火如荼地大闹“府院之争”，张勋便利用这个机会，以调停黎、段之间的纠纷为借口，于1917年6月7日率四千名“辫子兵”北上，经天津于6月14日进入北京。第二天，张勋即以前两江总督职衔入宫朝见溥仪。

本来张勋在徐州动身之前，曾派刘廷琛先期北上入宫，向陈宝琛密报张勋的宗旨和行为，按当时约言，张勋将直驰北京，立即宣布复辟。陈宝琛知情后，当然会告诉溥仪应如何接待张勋的，所以溥仪事先有准备。然而，形势复杂，张勋北上途中有变，在天津下车又流连几日，虽复辟之初衷未曾动摇，但在实行步骤上直到入京尚举棋不定。张勋在这种情况下朝见溥仪，怕连老成持重的陈宝琛等也无法尽知其中之奥，只凭12岁的孩子自己去应付了。

张勋入宫朝见溥仪后又过了十二三天，才决然定下复辟大策，电召康有为等遗老入京。1917年6月29日，康有为、刘廷琛、沈曾植、王乃徵等遗老麇集于张勋的南沿公馆，举行最高级会议。会上所有分歧意见，如康有为主张不用“大清”国号，另建“中华帝国”实行虚君共和制，张勋则不加理睬。康有为还携带他编的一箱教科书来，意在复辟后掌管学部，而张勋只以弼德院副院长予之，康有为大怒，才又加赏头品顶戴。尽管如此，会谈下来总算决定7月1日宣布复辟。

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3）

6月30日晚上，张勋若无其事地到江西会馆看戏，直到午夜演完压轴戏，才不慌不忙把北京的驻军统领及警察总督等调来，命立即传令开城，让驻在城外的“辫子兵”进来。那几位不敢抗命赶快去办，张勋则带了若干部将及一大帮遗老，不等天明就进宫敦请溥仪复位登极。

溥仪先在养心殿召见张勋，张勋恭行三拜九叩大礼之后，讲了一番中国必须复辟的道理。大意是进入民国后这几年政局混乱，民不聊生，人心思旧。只有实行复辟，才能重拯期民于水火。又谈到徐州会议上各省督军都赞成复辟，一致推举他代表各省官民来京拥立宣统皇帝御极。溥仪听过，心中暗喜。因为这次召见张勋之前，陈宝琛师傅又反复叮嘱过他，要立即应允张勋的请求。

溥仪在20世纪50年代回忆当年的心情说：“我在当时虽然还是一个12岁的孩子，但听到这样的话，心里也觉得很高兴。因为我从小时，一直在受着封建统治的专制毒素教育，再加上宫中的一切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影响，因此我一向就是把国家看成是爱新觉罗氏祖祖代代传留下来的一私有物。何况那反动阶级本质的烙印，当时已经深深在我头脑中起了相当的作用。所以，尽管我还是个小孩子，对于‘清朝复辟’这四个字的意义，已能从心里感到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欢欣激动。”

溥仪在养心殿召见张勋时，特意问到清朝复辟后应怎样处置民国的总统，“给他优待还是怎么着”？张勋轻松地回答说：“黎元洪奏请让他自家退位，皇上准他的奏请就行了。”

事实当然不这么简单，张勋确实已为黎元洪准备好了退位的全套文件，都是假托、伪造的，有《退位声明》，打算用于对外宣布，其中云“元洪一身不足惜，如天下生民何！反复筹思，为吾民谋久远之安，为根本至计，唯有归政朝廷，复子明辟。”还有“奏请奉还大政，以惠中国而拯生民”的黎元洪的奏折。同时也草拟了溥仪准奏的“谕旨”，这件历史上不曾公布的草稿，更有其特殊的资料价值，我们不妨在事情过去多年后公布这篇奇文：

本日黎元洪奏请奉还国政，吁恳复御大统一折，据称该员因兵变被胁，盗窃大位，谬领国事，无济时艰。并历陈改建共和诸多弊害，奏恳复御大统，以拯生灵，自请待罪有司等语。览奏，情词悱恻，出于至诚。从乱既非本怀，归政无明大义，际此国事危岌、大局飘摇，竟能作吾民亲上之先，定中国救亡之策，厥功甚伟，深孚朕心。黎元洪著赐封为一等公，以彰殊典，尚其钦承朕命，永荷天庥。钦此。

按张勋估计，令黎元洪退位易如反掌，再拿上面几个文件掩人耳目，一切都会顺顺当当，谁知竟碰了灰。

复辟头一天，梁鼎芬自告奋勇带了退位声明和奏折，前往总统府劝黎元洪退位。他以为凭着与黎元洪有儿女亲家关系，好当说客。不料黎元洪根本不买账，大骂梁鼎芬“不读新书，不懂新理，破坏民国，罪该万死”！

随后，张勋又派舒直夫去，黎元洪在居仁堂接见。叙礼坐定，舒直夫首先说道：“现在张大帅扶保宣统，重登大宝，以报先帝隆恩。今请大总统退位还政位，共同匡助新朝，亦不失公侯之位。”黎元洪乃从自身说起侃侃谈出一篇大道理来：“甲午一役，海军败绩，本欲自尽却遇救得免，遂得苟延。及至辛亥事起亦非本意。后为皇室优待条件，更首起力争，终于达到优待目的。然则我对于清廷，并非不曾效力。如今诸位主张奉还大政，本人绝不反对，但闻三事足矣：一曰民意，民国非我个人所有，实为国民公有之物，元洪受国民之付托之重，亦不敢自暴自弃，退位一举，当以国民公意为我之从违，可以说与个人毫无关系；二曰外交，尚不知列国是否接洽，国际方面肯不肯承认；三曰秩序，诸君既然忠于清室，则当为清室计，复辟以后地方秩序有无妨碍是不能不先作考虑的。倘上述三事均已办妥，则个人之去留无所萦怀，且俟大局稍定，我决计引退。”黎元洪的一篇道理实为婉言谢绝，亦无异于严词拒绝。

梁鼎芬和舒直夫回报后，把刚刚受命为“内阁议政大臣”的陈宝琛气坏了，大骂黎元洪是“敌臣贼子、元凶大憝”，“黎元洪竟敢拒不从命，请皇上马上赐他自尽吧！”溥仪觉得太过分，就反驳说：“民国政府也优待过朕，朕岂能刚一复位就赐黎元洪死？不可这样做！”陈宝琛遂不再坚持“赐死”。

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4）

第二天，正欲再派人去劝说黎元洪，消息传来，黎元洪发电请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同时再度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自己则抱着总统印玺，跑进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中避难去了。于是，复辟派们精心代黎元洪预先草拟的退位声明和奏折以及溥仪的“谕旨”全部作废了。

复辟头一天张勋发出通电，指斥民国国情为“暴民横恣，宵小把持。奖盗魁为伟人，祀死囚为烈士。议会倚乱民为后盾，阁员恃私党为护符。以滥借外债为理财，以剥削民脂为裕课，以压抑善良为自治，以摧折耆旧为开通。或广布谣言，而号为舆论，或密行输款，而托为外交。无非恃卖国为谋国之工，借立法为舞法之具”，“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至今日民穷财尽，而国本亦不免动摇”。认为祸患的根源在于共和国体，“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