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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７．咽喉处着刀

他出的各科题目都很大胆，如首场“四书文”（即决定考生命运的八股文）问的居然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是绝对符合儒学原教旨而不对圣上心思的问题。当年孔子就因坚持这一“以道事君”的基本原则而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周游列国而无可行其道之君，最后以终身不仕为代价。孟子强调的最厉害，几乎是不遗余力地狙击那些不讲道义，苟取富贵，以妾妇之道事君的无耻之徒。“不可则止”包含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气节。

这个命题在大一统家产制君主专制体制中，是相当犯忌讳的。因为“不可则止”，包含着士子对君主“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独立立场，包含着不给“老板”当狗、当家仆私臣的道义原则，价值取向。朱元璋大骂孟子，先毁后删改《孟子》就因为他要打击孟子的这种“革命”倾向。若朱元璋看见王阳明这样出题非杀了他不可。就是此刻若有人“盯着”阳明，也是事儿。或在明初洪武永乐目灼灼似贼时期，或在清兵入关生怕汉人不合作之际，王出这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题都是在找死，至少要倒一个连他老子也要叠进去的大霉。

也因此而证明这个题出得太好了，太有儒学风骨了，他针对的是士人品节普遍滑坡的现实，他想重建“以道事君”的士人原则。“不可则止”貌似消极却体现着高贵的不合作精神，是士人保持道统的下限做法，这样才能杜绝为了往上爬无所不用其极的无耻行径。宗臣的名文《报刘一丈书》虽然揭露的是比阳明略晚的世相士风，但明代士人及士大夫追逐权力奔走权门的风气不是一日养成的，阳明已痛感此风必须遏止，否则不但士将不士而且国将不国。这与他在“拟……表”试卷中揭穿的“名器太滥”是相表里的。

另一题目也见阳明心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是孟子之热心肠一脉儒者信守的教义，但真普照士林，成为士风，是到了宋代。有名的如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号召；张载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信条，都是杰出的体现，又春风化雨，广泽人心。

阳明的心学就直承这一脉“仁者与万物一体”论而来。以天下为己任，事事皆关我心，“我”是“主人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强调小我统一于大我的历史责任感，等等是儒学留给中国人的宝贵精神遗产。阳明则是这一生产线上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巨大“变压器”。这又与“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构成一种互补关系。其中的理论张力在于“天下”与“君国”不是一回事，儒家有一个同样让君主头痛的主张：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君主只是来为民办事的“公务员”。儒家这个“大同”学说到了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才大放异彩。王阳明还只是讲“我”与天下一体，不可能变成一种社会改造运动。

在“论”这一项中，他出的题目是：“人君之心惟在所养”。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标准的心学论式，也就是说，阳明能提出心学并非龙场一悟时从天而降的，也是“养”出来的，经过了十年怀胎的漫长的孕育过程。

孔子开启的中国的文教传统惟重教养，所谓中国的伦理本质主义是教育万能论为其支持系统的。孔子的理想是把全国变成一个培养君子的大学校。儒家的诸教材的第一教育对象就是“人君”，为帝王师是所有儒生的最高理想。孔子“施予有政”的入世策略就是通过教国君来实现的，这个构想在汉武帝这个儒门学徒手中才变成现实。

理想和现实总存在着差距和矛盾，而人又应该朝着理想化的方向努力，怎样才能完成从现实到理想的转变呢，只有靠“养”………“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养而能生者”。人君之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头脑中固有的，是其后天“养”出来的，“养之以善，则进于高明，而心日以智；养之以恶，则流于污下，而心日以愚。”

阳明的学生说这些保留在阳明儿子手中的四书文、策论的范文，都是出于阳明的亲笔，即使这话不可信，但肯定也是他认可、赞赏的考生范文，其中居然有这样的话：

“人君之心，不公则私，不正则邪，不善则恶，不贤人君子之是与，则小夫俭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两无所在者。一失其所养，则流于私，而心之志荡矣。入于私邪，则心之智惑矣。溺于恶，而心之智亡矣。而何能免于庸患之归乎？”

人君也许看不到这种大不敬的大实话，但有一批专门的文化警察在替皇帝照看着，科举制度的程序是有复核参校这一环节的：

两京各省乡试录，及中式墨卷，背圣言则参，背王制则参，不背则否。

官司评骘，送科复阅，各以虚心平心，从公从实，互相参校。（《春明梦余录》卷40）

如果可以像这样把君当“人”来正邪公私地加以漫议而不犯忌讳的话，则说明当时的自由度要比我们依据文字狱档得到的印象大得多。或者说，统治者还是看出发点的。这篇策论，像诸葛亮《出师表》教导刘禅远小人近贤臣。尽管明朝的皇帝个个近宦官远廷臣，是该如此教训一番，但阳明只是一个褊远小臣，胆子也太大了些。

心学家都是心高胆大的，尚任侠、佩服诸葛亮是他们当然的一以贯之的传统。

“拟唐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录表”的“问”和“答”肯定是王写的。

“论”和“表”都是官牍中的常用文体，中国的行政系统主要靠文牍流通来支撑，科考是选拔干部，故这两项是必考的。但首场是经义，即八股文，若八股文被黜，则其论其表等皆不必看了。而论和表不作或作不好也不行。“拟”者仿也，仿前人的形式语气，内容还是就“现实”发表意见。王居然问“程子”将佛老比为杨墨，道理何在？唐朝的张九龄怎么会知道宋朝程子的高论？这样的问法在八股考题中出现就砸了阳明的饭碗。阳明的一个学生就因主考时引用经义有误而被罢了官。心学门徒“学术不精”是个事实。这也因为他们的自我定位是要当思想家而非学问家，所以在知识上往往是空疏的。

阳明这道“表”的指导思想是如何全面“治理整顿”，是篇如果“我”是宰相的施政大纲。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改变“名器太滥”，清理“牧羊人”队伍。国家设官是为了治民，但历朝政治的难点和问题的暴发点都出在官身上。这好象刷子本是刷锅的，但刷不了几次，刷子就比锅还要脏了。

明朝的特殊性用王阳明的话说是“十羊九牧”，或一事特设一官或两人共理一事，而官员的选拔又不以德能，德能也无个标准，常规现象是挨年头，非常规的是“异道险邪之辈”越界超升。阳明说：“朝廷之所以鼓舞天下而奔走豪杰者，名器而已。”现在名器太滥，天下之人皆有必得之心，纷扰必生，纪纲必不振；纪纲不振乱将不远。牧羊人之间闹得太不像话了，必引起羊群炸群的所谓民变。阳明认为，“当今之务，莫大于振肃纪纲。”改变官冗而事不治的现象。

官，居“名位”而成为国家机器的化身，但有谁是为国事而来？只是为名器而来罢了。设定管理名器的根本大法是“礼”。所以他首问礼乐，这也是儒家的上堂诗，阳明在“答”中作了一篇炫耀学问的“学位论文”，无甚闪光之处，只是在重复儒家托古改制的老办法而已。

第二道是议论佛老。他有明显的为佛、老二氏辩护的倾向，将二氏之非归咎于其徒之不良，然后又说儒门也有后徒背祖的现象。对于老子，则仅仅批评其与世和光同尘的乡愿风格。这是让占中心地位的大老官们闻着味不对的话头。

尽管他私心二氏的修养技巧，但心学是毫不含糊的一元论者，阳明是从道只能有“一”不能有二的角度排斥之。心学的这种一元论，更主要的是一种心态，是其唯意志主义心态的必然立场。这也是大一统行政体制在文化上的必然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