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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他心体通泰,如金子出炉,过去是动心忍性的锻炼期,他本人也是左右突围,想既成真金又早点出炉。但他知道个中道理,知道拔苗助长与偷懒逃跑都无济于事,都会功溃一篑,或功败垂成。
过去,他大概没有想好如何让朱陆相通起来。单是与理学做对,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因为贬低别人并不能抬高自己。
仅停留在言辞之间的辩论,对自身心体的养育有害无益。他说,常在过上用功就是在补瓦盆,必然流于文过饰非。为求胜而争论是不善与人合作,那是好高不能忘己的毛病。真正善于养心的人,是要让心保持其本然的、未受蔽累的一物不着的状态。
“通”表现为敢于与诸派求同。他敢于说佛教、道教均与圣道无大异,均于大道无妨。这一立场一直坚持到晚年。敢于去统一别的主义是他成大气候的原因之一。在晚年他多次打比方说,世上的儒者不见圣学之全,不知把三间房都为我用,见佛教割左边一间,见道教割右边一间,是举一废百。他说,“圣人与天地万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所用,是为之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儒家同门的理学,过去的矛盾不亚于与释道二氏,现在,他也将他们调和到一条跑道上了: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这样,和则两美,同生共长。用不好听的话说就是敢于打乱仗,有信心在乱中取胜。不搞白衣秀才王伦式的关门主义。
他在仕途上也快通了。他这一代人也熬到了说话有分量的地步。去年,升他为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因为南京的官是摆设,他的朋友湛甘泉、黄绾跟冢宰即吏部尚书杨一清说情,就把他留在了北京的吏部验封司,虽然还是个主事,但吏部好于刑部,最关键的是在北京,他们可以早晚切磋、随时交流了。湛在翰林院,清闲,王也是闲差,经常聚为小沙龙。这个小圈子的要员除了黄绾,还有吕仲木。上班没事时,下班以后,公修日,他们便相聚讲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中说:“时阳明在吏部讲学,(甘)先生与吕仲木和之。”好象王的讲堂就按在吏部似的--自然他的意思并非如此。但烘托出了王大讲特讲的气势。
四十而不惑,他终于四十以后才明白--通天彻地的明白了。又经历发配边陲的、难说汉语的岁月。他现在是重返舞台,而且像是隐居深山修练成了的大侠、大仙,又重返江湖、一展身手。他自然不会肤浅的去招摇,他只是不避嫌疑的讲他已悟出的圣学至道,他大概有在做“法布施”的感觉。
而且身体一直不好的他,也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是否暗中觉得自己这一生差不多了呢?
这些俗人的感觉他不会没有,但也不会太多。除了他已有圣贤气象以外,还因为他一直有的仙风道骨、追求“物外情”的秉性。他一生最大的癖好就是讲学与游悠山水,北京没有什么佳丽山水,他就一而再的上香山,或住在香山的寺院中,写点“顿息尘寰念”之类的高蹈诗。但这只是一种休息方式而已。
不想白活一场的心气,使他有成圣成雄的双重压力。如今鬓已星星也,却还看不见现实的成功之路。他在香山的寺院中对自己承认“久落泥涂惹世情”,世情就是想成雄。但现状只是“窃禄”而已,治理庐陵一个小县对他的才华是个玩笑。当朝文武尽管各有所长,比较活跃,但让他“独服”的几乎没有。但不入任何帮派,任何势力得势,也想不到提拨他。
明代的政治已相当成熟,官场相当拥挤,没有人在最高层给你说话,千里马也只得拉驴车。阳明一生两次大功,一是靠王琼举荐平宁王叛乱,一是靠他的学生和同事方献夫推荐平思、田民变。阳明的气质秉性似乎不可能“挤”入宰辅行列,只能被动的等别人使唤。这是政治体制造成的。自己能获得的自由也只有思想自由。于是他只有大讲其学。再说,他刚上来,只是复苏、稍起,排不到前边来。
讲学也能讲出机会来。
方献夫,本来比他地位高,是吏部的郎中。原先,方热衷文学--就是喜欢词章之道。那时,他与阳明没什么关系,用阳明夸张的话说“若冰炭焉”。后来,方热衷于讲说,就是在沙龙中讲学论道、辨析义理。这时,与阳明是“违合者半”,就是意见或同或异。这时,方还不可能也没有提出拜师的要求。经在一起讲论,方慨然有志于圣人之道,超越了口给舌辩的表面化爱好阶段,进入了真信诚服的内在化阶段。这才沛然与阳明同趣,并能超越世俗观念,在阳明面前自称门生,恭恭敬敬。因有这种深层次的相契,后来才在上层深深的替老师出死力气。
眼下,方献夫因找到了圣人之道,遂毅然辞职,退隐于西樵山中以成其志。
像方献夫这样的在明代虽非绝无仅有,但也着实难得。阳明着眼点也与众不同,他说献夫之所以能脱出世俗之见,是因为他能做到“超然于无我”!从这种活生生的真人实例中更能理解王的“无我”是个什么意思。
王的思路是“大无大有”,类似释家那个“大空妙有”。先无我才能真有我。无生有,也是道家的理路。“无”的境界只能通过去蔽、减去习得的经验界的杂质才能得到。他描述的心本体就是这种本来无一物的纯粹“物自体”(仿康德术语)。
方献夫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三次“飞跃”,靠的是“无我之勇”。对于这种善变而非恶变,从而有了入道如箭的气势美的学生,阳明发自内心的为之广而告之:
圣人之学,以无为本,而勇以成之。
10.说不可说
阳明热心布道,举办沙龙,与湛、黄等人密切过从,甚至在一起吃住。明人虽然讲学成风,但在京城、在官场中,像他们这样近于痴迷的以讲学为事业的,还是非常“个别”。阳明成为天下最“多言”之人,就连湛甘泉这样的清瞿淡雅的也被“病”为多言人。而湛又批评王太多言。
没办法,不讲学,圣学不明;讲学,就得说话。他们唯一能够给人类做贡献的就是个讲学。再说,他们讲学,又不干预现实,更不会危害皇权。他们尽讲些羲皇上古、纯粹心本体之类的话头,不是比那些专意勾心斗角的派别活动更有利于现行统治么?但是那些人反过来指责他们多言。
至少表面上不太在意别人的臧否的阳明,也不得不找适当的方式顺便为自己辩解几句了。
他的朋友王尧卿当了三个月的谏官,便以病为由,辞职回家了。有交谊的纷纷赠言,但尧卿还是要他写一篇。谏官本是言官,是职业多言派。所以,他带着牢骚说:“甚哉!我党之多言也。”然后说,言日茂而行日荒,我早就想沉默了。自学术不明以来,人们以名为实。所谓务实者,只是在务名罢了。阳明说,我讨厌多言。多言者,必是气浮、外夸者。据阳明的观察:
气浮者,其志不确;心粗者,其造不深;外夸者,其中日陋。
人们都夸奖尧卿及他这种选择,但阳明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喜于一节者,不足进全德之地;求免于常人的议论,难进于圣贤之途。
是的,单求无言免祸,结局必然是一事无成。这个王尧卿就不见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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