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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3页）

吴祚来：良知的力量，国家的希望　219

石述思：王进行的是一场必输的战斗　222

吴晨光：给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一封公开信　225

刘方炜：我们都是“霍小丽”　229

刘　瑜：不知道与宁可不知道　231

张　鸣：被塞了一嘴糖的巡视组　234

叶　檀：“特供”造就地沟油　236

【附录一】　从改变自己做起——“名博校园行”之对话闾丘露薇、笑蜀　239

【附录二】　凤凰网博报博文排行榜　255

【附录三】　凤凰网博报浏览最多的博客　269

【跋】一些人那些事　271

一　　　　　　　　　　　　　　　　　　　　　　　　　　刘方炜：从澡堂子说到官场

三十年前的中国，澡堂子也曾经是垄断行业，我所居住的县城只有一家澡堂子，主要为男性服务，为了解决女性的洗澡问题，便从每周中专门辟出一天接待女性客人。在澡堂卖门票的是个老头，住在我家的对面，有一天就听说老头被一群洗澡的女人打了，原因是老头在卖票之余顺便偷看了女性客人的裸体。当年只知道跟着众人嘲笑这个老头，今天想来，却觉得这个老头很是可怜。在老头与澡堂之间，只有一扇镶着玻璃的小门，挂着一层布帘，要想不去偷看，全靠老头的自我克制——想要不去偷看都难！

这家三十年前的澡堂子很有点像今天的官场，卖票的老头就是今日官场上掌握了实权的官员。无时不在的各种诱惑，触手可得的金钱与美女，最要命的是监督的缺位，全靠掌握实权官员的道德自律和自我约束才能勉强抵御，实在是很难！

设想一下，如果三十年前那家澡堂子能够在硬件设施上改善一下，从客观条件上堵死卖票老头偷看女人裸体的方便之门，那位老头可能终其一生都受人尊重，不会蒙上污点。同样的道理，今天的官场，如果从制度设计的根本上做出改善，很多运气不好的贪官今天可能依然会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继续为人民服务，不会落个锒铛入狱下场。

近日报载，陕西省商洛市的一个区委书记五年间卖出27顶官帽，买官者中不乏贷款行贿之人，一时传为海内奇谈。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特别是官场中人更清楚，买官卖官，已经是大陆官场的普遍现象，这位区委书记只不过是运气不好，被人盯住抓出来而已。这也很像当年那位在澡堂子里偷看女人裸体的卖票老头，事发之后，人们都说，年复一年，他都不知道看了多少回了，只是这一次被人盯住了，叫了出来，于是被众女客暴打一顿。

老头偷看女客的裸体，有三个基本前提：一是老头色心犹在，二是有女客裸体存在，三是偷看起来很方便。官场买官卖官，也有这样三个基本前提：一是有人想买，二是有官可卖，三是卖起来很方便。

这里面就直接关系到了权力的根源问题。集权体制，权力出自上，官员的任命权垄断在少数人手里，于是千年以来，买官卖官现象就像牛皮癣一样长在中国社会身上。时至今日，随着官员队伍的膨胀，官位增多也就意味着商品增多，买官卖官便更加呈现不可阻挡之势。民主社会，权力出自下，官员的任命权分散在每一个选民的手中，官场中无官可卖也无官可买，只有拼命讨好选民才能获得权力。这就出现另一种政治现象——选举政治。选举政治也有弊端，但比起买官卖官的集权体制来，好坏优劣，就不用我再饶舌了。

就在几天前，中央级大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立案审查。消息传来，又让我想起30年前偷看女人裸体的澡堂卖票老头。是该从制度设计上彻底改善一下的时候了。

二　　　　　　　　　　　　　　　　　　　　　　　　　　　　　　　　盐泽英一：重新思考中日历史问题——日本记者的“红色之旅”

发布时间：2011…08…12　09：40　作者：盐泽英一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319次

中国外交部给外国媒体安排的“红色之旅”采访团，前往与中共建党息息相关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和南昌，开始了了解中共党史的旅程。采访团外媒的记者共有23人，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德国和英国等，不过最多的仍然是日本媒体。

抵达吉安机场后，我们出发去井冈山。我第一次见到江西富饶的生态环境，沿途鲜有人烟，只有郁郁葱葱的树林。大部分是阔叶树，不像北京那些干燥寂寞的山林。当天，我们参观了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室里坐满了从长春来的司法系统人员，正在学习井冈山革命历史。

次日安排我们参观黄洋界保卫战旧址。1928年的战壕遗址至今仍保留着。讲解牌上写道：“当时红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击退了敌人四个团的数次进攻。”我的视线停留在“敌人”二字上。向当地陪同人士询问：“敌人是谁？”她回答：“当然是国民党。”我又问：“为什么不写下国民党呢？”她说：“那是众所周知的。”过去我曾去过中国很多有关日军侵华的历史遗址，但在我记忆中，说明上都写“日军”，没有见过一处写“敌人”这样抽象的词。

一直以来，日本人比较习惯于暧昧的说法，常常用拐弯抹角的词汇来表达其态度。我以为中国人会不同，特别是历史记录，应是明确和讲究细节的。比如沈阳“九一八”抗日纪念馆就再现了当时日军的粗暴行径。没想到原来中国人也很会用暧昧的词汇，实在微妙。后来我想，对于一个战斗对象，作为“敌人”来记忆或作为“国民党”来记忆，会产生不一样的国民情绪吧。

第三天采访团抵达南昌，参观八一纪念馆。在这里，我看到了具体的“敌人”：“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纪念馆的大屠杀统计表上标记，从1927年3月到1928年初，一共有31万人被杀害，触目惊心。

之后去了新建县拖拉机厂的“小平小道”，是已故的中国国家领导邓小平1969年到1973年和家人一起生活过的地方。在中国政治史上曾三起三落的他，在文革期间到此拖拉机修理工厂当钳工。工厂还保存着当时他使用过的拖拉机，外面则保留了他每天去工厂必经的小路。讲解员告诉我们：“邓小平当时因错误的政策被送到这里。”一位巴基斯坦斯记者追问：“什么错误，谁的错误？回到中央后他为何能再掌握执政力量？”讲解员尴尬地回答：“我不是专业研究历史的…细节不太清楚。”讲解牌上有所解释：“邓小平被当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被剥夺一切职务。”但并没有记下是谁的错误。

一个民族传承什么历史，或怎样让历史刻印在民族记忆里，没有一个普遍性规律来定夺。日本神户女子学院教授内田树曾说过：“历史的事实和国民对此的感情，不一定是对等的关系。”在各种各样的历史事实中，有的是被选择为应该记住的，有的却不是。此次让我感受颇深的便是，除了事实的选择以外，如何记载历史事实也会影响到国民情感。

在中日之间，历史问题一直是最为敏感的。2005年，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多次去靖国神社参拜，北京、上海等地相继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如果说日本当年侵华，中国人有反日的情绪尚可理解，但回顾中国近代史，英、德、法等列强也曾经侵略和蚕食中国。说起近代史，中国人一定会提及鸦片战争。当时帝国主义英国为拿回银币，出口大量鸦片到中国，最后发动了鸦片战争，还占领了香港。之后，德、法、俄相继侵略中国，鸦片战争在中国衰落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可是我从未听说过中英两国首脑会谈时出现历史问题。2000年以来，我也从未听说在英国大使馆外有发生过抗英游行示威。1997年，我在香港报道有关香港回归中国的新闻。当英国把香港还给中国的时候，英方没有道歉，中国也没要求道歉。我还记得，在香港回归之前，一位日本记者向港督彭定康提问：你们不向中国道歉么？彭回答道：“那是150年前的事情，现在还需要道歉么！”

150年的确不短，19世纪的普世价值和现在也不一样。但难道当时完全是大鱼吃小鱼，没有正义的世界么？我看也不尽然。当英国决定发动鸦片战争的时候，当时在野党政治家格莱斯顿在国议会演讲时就反对称：“我永远无法理解这场不正义的、不荣誉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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