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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饱受争议的健保法案就不用说了，共和党在掌握众议院后，立刻通过取消健保法案的提案，还扬言如果不能在参议院通过，就将阻止有关预算的实行。又如前不久国会参院司法委员会举行的关于奥巴马提名的法官人选之一，伯克莱加大法学院副院长，著名法学教授刘宏威的听证会。共和党因为刘宏威据传是民主党培养的未来高院大法官的人选，故全力反对其进入投票议程。奥巴马重复提名了三次，刘宏威也参加了三次听证会，提问的驾轻就熟，作证的应答如流，因为内容基本一样。可以预料，如果这次国会休会前还不能投票通过，还会有第四、第五次提名和听证会重复这套程序，一方志在必得，一方坚决反对，浪费资源就无可避免的了。因此，党派斗争也会影响国会工作的效率。

但是党派斗争的背后也往往有强的民意支持，例如最近的例子是美国最近的大事：威斯康辛州议会要通过的一项议案，其中的内容之一是限制工会谈判时的集体议价权。此举被民主党认为是撬墙角，因为工会如果没有谈判议价权，那工会的效用就会大打折扣，而工会又是民主党的大金主之一。这项提案引发了工会发起的有7万多人参加的抗议示威，据说是越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威州参院14名民主党参议员在明知无法以投票阻止提案通过的情况下，为避开投票，集体出走至伊利诺伊州，至今已经2周多还不肯归回，以致该项议案被搁置。威州州长虽然态度强硬，但也无可奈何。如此，议会的效率可想而知。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议员集体出走这种违反民主精神和程序的行为，却也得到许多民众支持。事件发生自此，双方都有强大的民意支持，只能说明现在美国社会的分歧之大。

尽管这些也遭致美国国内的各种严厉批评，但是美国的议会制度，在两百年来还是行之有效的，即使是争执严重同样代表分歧的民意。各种利益集团自然要通过议员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有这样的制度，也就能保证议员无法离民意太远，通常情况下，最终能够有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结果，这也是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的含义所在。美国的国会运作不乏有瑕点，但仍能为绝大多数选民所接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上下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有着最基本的共识，这个最基本的共识的产生是和美国历史文化有密切的关联的，这也是研究美国政治避不开的话题。

＇本帖最后由　管理员07　于　2011…3…8　09：35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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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贫富分化与土地政策

。cn　　2011年03月08日　19：30　　中国企业家网

每个人天生下来的智商不同，健康不同，际遇不同，运情不同——收入或财富也跟着不同。某程度的贫富分化无可避免。过于极端的分化不容易被社会接受。另一方面，理论与历史的经验说，采用任何政策去推行财富或收入平均化，对经济运作的活力或多或少有不良影响，因为这些政策会削弱对社会产出有重要贡献的成员的积极行为。

瑞典模式中国无缘

像瑞典那样的国家，税项多而重，福利、补贴等高得惊人，是一个贫富分化不大而还算得上是富裕的国家。但瑞典的人均土地面积比中国高出无数倍，知识资产早就达到了一个高层面，中国是无从效法的。瑞典老百姓的居所一般比中国老百姓的舒适很多。

他们建造房子的费用飞到天上去，同样水平的房子之价不比中国相宜。在饮食那方面，我不认为他们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优胜多少。他们大胜中国的是人民的生活远为写意，用不着像炎黄子孙那样到处跑。陶渊明的生活不会在人均农地一亩左右出现。贫富平均化的社会成本高，炎黄子孙昔日的经验是他们付不起。

歧视土地的传统

贫富分化过甚社会不容易接受，而这分化最难接受的是源自土地或楼房的价格变动带来的那种。源自土地或楼房分配的贫富分化带来的印象，是既非天赋之能，也非勤劳所得。买下了房子，其价无端端地上升了几倍，不是不劳而获吗？其实往往要靠先用功，赚点钱，也要讲眼力，虽然幸运的因素存在。很少人会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与九十年代的中国，投资于房地产输身家的人无数。奇怪，社会不可怜这些人。

这里还有一个古典经济学派的误导：这学派认为租金或地价怎样变动土地的供应量也不变，所以在抽税的话题上土地要特别处理。这就带到后来对我们的孙中山先生有很大影响的十九世纪美国经济学者亨利·佐治的《进步与贫穷》那本书。该书提出单一税制，即是只抽土地或房地产的税。佐治是个了不起的宣传家，作为经济学者他不及格。

谋生计也不及格：他信奉买地必定发达，但晚年自己是个穷光蛋，葬身之地也要朋友帮忙。孙中山先生的经济思想主要来自《进步与贫穷》，对炎黄子孙或多或少有点影响吧。

出售土地是中国发展的资金来源我不要在这里谈思想、讲理论。我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改革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原因是在县际竞争这个史无前例的制度下，土地的使用搞出了精彩的变化（见拙作《中国的经济制度》）。要是北京早就推出最近的楼房政策，中国今天会怎样不好说——一位朋友劝我不要说！

不仅土地的使用得宜大幅地提升了生产效率，政府出售土地是经改需要的资金的主要来源。记得五年前在上海，一位来自加州的经济学者问：　中国发展得那么快，资金从何而来呀？我打趣地回应：　九十年代初期不少外资到中国投资于房地产，九十年代后期房地产之价暴跌，这些资金转到中国人的手上。他拍案叫绝。我说的有说笑成分，但笑话中有真理。

早些时，记不起是一九八六年底还是一九八七年初，深圳的干部朋友邀请我到那里倾谈，因为他们读到我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大家坐下来，我开门见山地说：　不拍卖土地，让懂得建造楼房的外商赚点钱，你们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把城市建设起来。靠北京输血不可能足够。深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拍卖土地，今天是一千四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了。没有卖地的钱，今天在世界地图上不会找到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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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不利先兆

也要提及的是那次深圳会谈后，我对香港财政司彭励治说：　深圳的年轻干部虽然学问不足，但非常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