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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声绘色地描述他们与李家孀妇“通奸”的具体情节，令人不忍耳闻，只能赶快叫他们具供画押完事。

案子审到这种地步，州官确认通奸无疑，正当要作出判决时，刚登进士第而被派作平江州同知的汪泽民上任来了。他见寡妇呼冤不止，忙劝州官谨慎。接着，自己深入坊间，调查了一番。原来这些“淫夫”、“马泊六”和“证人”，都是地痞无赖，只因受了李大李二的贿买，便昧起良心参与诬陷寡妇。于是案子被推倒重审，冤狱终得真相大白。

或问：那几个诬告和作伪证的无赖，既得实惠，又充维持风化的“正人君子”，其行为尚可理解。但是那几个自承为“淫夫”的混蛋，就为贪图点臭钱，竟不惜在丑化别人的同时，也作践自己，似乎太乖张悖理了吧？

然而，流氓之所以为流氓，厚颜无耻恰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特征。甭说是糟蹋与己无关的寡妇名节，当真是自己妻子的名节，也可为个“利”字，肆意践踏。《明史·列女传》上，就有两个实例：松江许氏，嫁给一个成天饮酒赌博、不治生产的无赖做妻子。无赖的同伙们对他说：“你老婆既年轻又漂亮，何不让她陪我们大伙取乐，我们凑份子供你喝酒。”这家伙一口答应，回来便对妻子说了。妻子不从，竟遭他数番毒打，最后这无赖居然大开门户，把一群恶徒迎到屋里。许氏终因羞愤交集，逃往邻居家自尽。另有上元县的王氏，婚姻命运和许氏一样，丈夫是个嗜酒废业的闲汉，全靠妻子织麻为生。其赌友李某看上了王氏的姿色，以利相诱，他居然称妙，趁着酒劲同老婆商量。王氏大愤，跑回娘家，他追去逼妻回家，当晚就把李某领进屋里，要老婆陪李同欢。王氏不从，丈夫就揪住她痛打。老婆跑出门去，在河边痛哭一场后便投了水。这都是老婆要头脸讲廉耻的，所以上了《列女传》。倘是夫妻同样无耻，那就叫“扎火囤”了。如《二刻拍案惊奇》所谓：“记得有个京师人靠着老婆吃饭的，其妻涂脂抹粉，惯卖风情，挑逗那富家郎君。到得上了手的，约会其夫，只撞着，要杀，要剐，直等出财买命，餍足方休。”

寡廉鲜耻的极点，是伦常观念的丧尽。《水浒传》里，甚至杀人不眨眼的黑旋风李逵也知道要孝敬老娘，而流氓与绿林草莽在习性特征上的分野，又于此关节点上得到显示。明人李东阳写过一篇“纪实文学”，略谓当时南京有一对浪荡子兄弟，不理家业而纵性挥霍，把亡父遗下来的一点薄产耗完后，竟相谋把居孀的母亲嫁给富商。他们骗富商道，家有姐姐守寡，不肯再嫁，是我们硬劝她归适于您的。我们送她上您的船后就登岸，您得马上解缆，把船开走。反过来，兄弟俩又骗母亲，谓某富商可怜我们，愿周济一笔钱，母亲应当去向人家当面道谢。寡母起初不肯，经不起两个荡子恳求再三，遂被他们哄上了富商的船。富商见“姐姐”送上船来，十分满意，即付给这对无赖一笔“彩礼”。两人拿了钱，一跃上岸，富商也马上解缆行舟，这就算把亲娘给卖了。生我者可如此糟蹋，我生者也可如此对待。北宋末有个孔彦舟，从小无赖混到大流氓，后以投靠金国，引金伐宋，当上金朝的官，而流氓习性不变。他的小妾生了个女儿，姿容美丽，他便硬逼小妾承认此女非己所出，然后竟霸占亲生女儿为小老婆。似此禽兽不如的行径，正见其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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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残忍　泯天良（1）

中国古代流氓群体的生成和补充渠道，除一部分依仗权势门荫的官宦富绅子弟外，主要来自流亡到城市的破产农民，破产的工商业主和手工业者，迁徙和遇赦的豪强子弟、犯官家属、刑徒罪犯以及破落的官绅地主子弟等，可以说大多数人都程度不同地经历了一个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发生较大变化、甚至是激烈变化的过程，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也是封建制度、封建政权的被压迫者。这种亲身感受，常使他们对现社会制度和秩序持敌对态度，乃至仇视情绪，造成残忍阴毒、恣欲自快的特性，展示之时，每让人感到不可以情理测度。

苏鄂在《杜阳杂编》中所述的一段史实，就富有典型意义。略谓唐朝代宗笃信佛教，于大历十四年（779）四月初八即“浴佛节”日，亲御安福寺，恭迎从天竺护送来的佛骨进入长安。时万人空巷，夹道膜拜，极一时之盛。不少僧俗为表示虔诚，或伏地肘行，或以膝代步，或当场啮指断发，作出各色形态。此时有个和尚将艾绒点燃，放在头顶上，谓之“炼顶’。本来，这也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仪节，谁料挤在人群中看热闹的一帮坊市恶少竟视此为恶作剧的绝好机会，不约而同地冲上来，或擒手抓脚，或按颈捺背，使这个和尚无法动弹。一会儿，艾绒烧到头皮上，和尚痛不可忍，却不得挣扎，“乃号哭，卧于道上，头顶焦烂，举止苍迫”，诸恶少则嘻笑不已。说起来，僧家礼佛，干卿何事，况且致人于如此苦痛，对自己又有什么实际利益？然而流氓辈却偏能引此为莫大乐趣，这正是叫常人难以理解的。

再如前文提及过的古代流氓借“闹新房”以作恶，也一样显示出此辈心态乖张，性情阴忍。《抱朴子·疾谬篇》中谓这些人的“闹法”，不仅是在大庭广众间提问下流话，甚至“或蹙以楚挞，或系脚倒悬”。捉弄新人没有个限度，每常搞到“伤于流血，折肢体”的地步，犹没有尽兴。《风俗通》里，还记录过汉时汝南郡无赖张妙在“闹新房”时，趁酒醉将新郎捆绑悬吊、捶打至死的惨剧。

为求得自快而将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中，无事尚要生非，更不用说被人招惹了。《汉书》作者在介绍豪魁原涉性情时称：“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凡出行，哪怕是素不相识的稍有不敬，或者在他看来是不敬，则必设法灭之而后快。有个王游公，背后说了他的坏话，他竟阴唆20多个徒党夜劫其宅，砍断王游公父子的脑袋。这种每因小事使气任性，杀心发于睚眦之际的行为，也是大多数流氓的共性。史称唐人李子通身居下贱时，“睚眦之怨必报”；另一位后来修成“正果”的李在回忆青少年时代经历时，亦毫不讳言地自陈：“我十二三时为无赖贼，逢人便杀；十四五为难多贼，有不快意，则杀。”五代时名潞州的恶少向拱，某日从外面回家，见家门边有一位50余岁的穷儒席地而坐，没及时起身给他让道并表示敬意，立即大发淫威，就要动手。岂料对方竟是个凶徒群中的老前辈，当即卷起袖管，露出粗壮的胳膊给向拱看，一边发出警告道，“现在我放过你了。假使在20年前，你早已变成齑粉了！”这一少一老的言谈举止，恰将此辈动辄斗气、肆行杀伐的凶顽禀赋描摹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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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残忍　泯天良（2）

古代流氓的残忍性情，有时还通过自残方式表现出来。《吕氏春秋》里就讲过一个故事：齐国有两个凶徒，分住东城西城，某日相逢于道，为较量高下，竟各自拔刀，零割自己的肌肉生啖下酒。明初，福建发生过一伙地痞断指讪谤的大案，闹得连明太祖朱元璋也知道了。自残方式常作为流氓帮伙间发生冲突乃至械斗时一决雌雄的手段，诸如在烧滚的油锅里捞取秤砣，在烧得通红的铁板上赤足行走，自身肉，在赤裸的臂腿上放火炭等等，种种泯灭天良的野蛮，令人不忍卒述。

说黑话　叫诨名（1）

在一部名叫《虫鸣漫录》的清代笔记里，载有这样一则故事：某日，江宁官衙的十多个捕役在南京市井中巡逻，忽闻一家酒店里有多人在高声谈笑，听口音是江宁府属的乡音，但词汇诡异，让人费解，便一起去店内查看究竟，原来有不少儒生扮相的人正围着几张大桌子边饮边谈。眼见一群捕役进店堂来，这伙人即散处各席，似对他们形成包围状态，也无半点顾忌，仍然旁若无人地说着只有他们才听得懂答得上的话语。带队的捕头暗自观察了好一会，大费猜疑：说这伙人是坏人吧？看举止不像；说他们是正派人吧，正派人哪有这样说话的？

再听了一会，捕头终于忍不住了，即上前问：“各位先生是做什么事的？所说的又是何言语？”那伙人都哄了起来，“我们说什么言语，关你啥事？瞎猜疑。”捕头即亮明自己是“做公的”身份，并警告道：“倘不马上讲清楚，就全部拘捕，送到衙门去。”

这群人中间，还有几个懂点人情世故的，知道一旦被当做嫌疑犯送官后的麻烦，忙向捕头说好话，并解释了这些怪言语的来源——原来，他们全是六合县的秀才，结伴乘船来南京参加省一级的科举考试。某日晚上，船靠岸停泊，有个偷儿钻进舱里来盗窃财物，被他们抓住了。偷儿见秀才人多势众，便以备述窃贼这一行中的秘密语言为交换条件，以获得他们释放。秀才们好奇心大起，边听偷儿介绍边作笔录，然后便学着说，聊解旅途烦闷。抵达南京后，大家还住在一起，你问我答，越讲越熟，这会儿来酒店聚饮，又忍不住技痒，没想到差点儿惹祸。

捕头恍然大悟，告诫过几句，便率部下离去。秀才们从偷儿处学来的诡异语言，就是不同类型的流氓群体出于防止外人听闻理解、协调群体彼此间利益关系或用作识别同类及合作行动的信号等种种目的而使用的“黑话”，也叫“切口”。所谓“黑话”，就是以遁辞隐义为特征，同明白流畅的平常人所说的“白话”正好相反。这种黑话的词汇和语法，或出自流氓的创制，或来自匪盗等其他犯罪群体的黑话以及某些职业领域的“行话”，或来自流氓同伙间的约定俗成，渐渐形成一套封闭性或半封闭性的独特的语言体系。在专门从事中国秘密社会研究的学者看来，使用自成一套的黑话，是包括流氓在内的许多特定的社会集团的共同性征。但可能是流氓藏身市井，因而不但使用黑话频率较高，且易为旁人所感受到等缘故，在这方面的表现也就特别显著。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于把各种沉淀在民间俗语中来源不同的某些特定词汇，笼统称作“流氓切口”。

说到流氓群体所用黑话的具体内容，其实本书的前几章里已列举不少。诸如偷鸡叫“拾帐头”，偷牛叫“牵鼻头”，偷晾晒衣物叫“收晒朗”，找机会帮闲觅外快叫“赶趁”，拣油水叫“寻空头事”，以女色诱骗叫“美人局”，用尸体讹诈叫“贩苦恼子”，绑架叫“拔人”，相助叫“抱腰”，撮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叫“牵头”、“马泊六”等等。近年来出版界陆续推出不少帮助阅读《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的辞书型著作，大量辞条专为这些古代流氓特定词汇而设，读者可从中了解更加详细的情况。

说黑话　叫诨名（2）

另一个为古代流氓及其他特定社会集团如匪盗、“跑江湖的”等所共有的特征，是取叫诨名、绰号的现象十分普遍。根据某人相貌、姓名、生理特征、禀赋德行、行为举止等条件而不顾其本人意愿为之另起名号的现象，在我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及社会各个层面上，堪称常见。大致从唐宋时起，更演为流氓和若干社会群体的基本属性之一。这一点，凡读过《水浒传》、《金瓶梅》这类状写江湖描摹市井之小说的读者，定有深刻的印象，毋需笔者赘言。

切口·隐语·说脏话（1）

唐朝武则天当政时，朝中有个侍御史侯思止，常在主审案件时闹出笑话。有一次，御史中丞魏元忠因被人诬告下狱，武则天命侯思止审理。侯将魏提到审讯室，开口便恶狠狠道：“赶快承认白司马，要不然，就请你吃孟青！”魏元忠听不懂是什么意思，当然只能以沉默代替回答。侯思止大怒，马上冲过来将魏曳倒在地下，准备亲自动手揍他。魏元忠怒斥道：“侯思止，你身为御史，就应当懂得礼仪，一开口就是什么‘白司马’、‘吃孟青’，这是什么话？没有我这个御史中丞，谁来教导你！”侯思止一听，觉得挺有道理，忙扶起魏元忠说：“请中丞教我如何说话。”此事为其同僚霍献可知道后，便拿来当取笑资料。侯思止恼羞成怒，向武则天诉说霍献可侮辱他。武则天便责备霍，霍把这位侯大人平时常挂在嘴上的一些词汇和句式一一列举出来，居然让武则天也大笑不止。

侯御史说一口旁人难以理解的话，其实就是市井“切口”，也就是通行于流氓无赖间的黑话。比如，“孟青”引为“棍棒”的意思；“白司马”指洛阳一处叫白司马坂的地名，至于引申为何意，笔者也没琢磨出来。倒是作为国家官员的侯思止何以会来这一套，《新唐书》上有清晰记载：此人出身于社会最底层，“懒不治业，诡很（狠）无良”，履历上虽无流氓身份的记录，但交往层次是不难想见的。这个半字不识的家伙所以能当官，完全是一次机缘——受人唆使出头诬告舒王李元名谋反，适合武则天欲剪除李唐宗室势力的政治需要。同侯思止的来历一致，武则天还提拔重用过来俊臣、王弘义、周利贞、李仁敬、康、卫遂忠、来子等100多个市井无赖做司法部门的官吏。如来俊臣的父亲是大赌棍，本人是惯窃犯，来子也靠诬告起家，当上监察御史，还穿着当时被正统社会视为流氓服饰的“半臂”引以为荣。当然，比一件奇装异服更招摇且令人注目的现象，还得数这班人难改积习，所谓“音吐鄙而讹”、“语言蚩恶”等等，这都成了史家对他们的评语而载之史册，由此也为流氓习性对官场语言的侵袭，提供了见诸官修正史的范例。

比较起来，流氓黑话越出圈内向外流播的最大接受体，还数市井语言系统，这种现象同流氓群体主要以州府市镇为生存和活动环境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读者通过本书第四章中“临安游手”一节可知，宋元时期杭州的流氓活动，极尽兴盛，以至临安游手演变为中国古代流氓的一大品类；而与之相应的历史实情就是，该埠民间语言习俗受到了流氓黑话的严重污染。元人陶宗仪所著《辍耕录》中曾专门就此表述过，略谓杭州人好为“隐语”，欺瞒外埠来客。如物不精致曰“憨大”，暗中抽换物品曰“搠包儿”，嘲谑蠢人曰“杓子”，形容朴实曰“艮头”。小曰“消黎花”，大曰“朵朵云”，老曰“落梅风”等等。外方人听了，真不知这是什么“话”；要问有啥图谋，没有，不过是惑乱听闻而已。这正与流氓团伙成员为方便联络而又要回避人知而形成说黑话习性的原始心态颇具相通之处。对此要害，明初人所编的《金陵六院市语》一书中也点得很透彻：“千言万语，变态无穷；乍听乍闻，朦胧两耳。致使村夫孺子，张目熟视，不解所言，徒为彼笑。”大量的仿借或直接取用流氓切口，实在是世风人情愈趋机巧奸诈的体现，和人们习惯上理解的方言土话完全是两码事。再如清代以后上海地区流氓群体中的不少黑话，如“皮子”、（服饰）“一枪头”（一次性骗局）、“开码头”（外出）、“出松”（走开）、“轧苗头”（看风色）、“帮腔”（说好话）、“修镬盖”（调和奸情）、“小刁码子”（小气鬼）（薛理勇先生认为，此词原义指两帮相打而袖手旁观者，被俗语吸收后才泛指小气鬼。见《上海俗语切口》。）等，最终都积淀为近现代上海市井语言的一部分，反过来又为专家学者从民间语言入手研究社会风俗的变迁，提供了门径。

切口·隐语·说脏话（2）

流氓对民间语言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