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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我怕说了真话有“故作深刻”之嫌，只好浅薄地笑一笑，摇摇头。

两位老教授找上了我，说：“已经是我们这个领域的顶级学术权威，而且会一直保持下去，这多不容易，为什么硬要离开？”

我还是笑一笑，摇摇头。

几个老同学更是竭力阻止：“这年头多少文化人都在忙着出国深造，谁像你，打点行装倒着走？”

我又是笑一笑，摇摇头。

我知道，自己这么做，确实违逆了当时身边卷起的一股股大潮。

违逆着做官的大潮、学术的大潮、出国的大潮“倒着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的肩膀摩擦着千万人的肩膀，一个人的脚步妨碍了千万人的脚步，总是让人恼火、令人疑惑的。我只管在众人的大呼小叫中谦卑躲让、低头赶路，终于，发觉耳边的声音越来越少。

怯生生地抬头一看，只见长河落日，大漠荒荒。

二

这次独行，与半山藏书楼时的情景已经大不一样。

当年只是天下困顿，躲在一角猜测猜测黄帝的传说，而现在，一种有关中华文化命运的责任，实实在在地压到了自己肩头。

我看到，中华文化突然出现了新的活力，但是，它能明白自己是谁吗？它的明天会怎么样？

这么一个大问题，突然变得急不可待。

在我之前的一百年前，中华文化濒临灭亡，也全然忘了自己是谁。有几个中国知识分子站出来，让它恢复了记忆。记忆一旦恢复，局面就全然改观。

这几个中国知识分子，不是通过中国文人所期盼的方式，例如创立学派、发表宏论等等，来做成事情的，而只是通过实物考证和现场踏勘，平平静静让一两个关键记忆慢慢恢复。

他们恢复的关键记忆，与夏商周有关。

夏商周！当年我离开半山藏书楼下山时，割舍不下的正是夏商周，现在绕了一大圈，又接上了。

我心中，闪现得最多的是那几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奇怪面影，他们几乎成了我后来全部苦旅的最初动力。

因此，我要腾出一点篇幅，比较详细地说一说他们。顺便，也弥补了我搁置已久的夏商周。

三

十九世纪末，列强兴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文化像水，而领土像盘，当一个盘子被一块块分裂，水怎么还盛得住？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趋势都束手无策。

人类很多古文明就是这样中断的，相比之下，中华文化的寿命已经够长。

它有一万个理由延续下去，却又有一万零一个理由终结在十九世纪，因此，这一个“世纪末”分量很重。

时间很紧，从一八九五年起，每年都危机频传，而且越来越凶险。一八九六、一八九七、一八九八、一八九九——

没有挽歌，但似乎隐隐听到了丧钟。

一八九九，深秋。离二十世纪只隔着三阵风，一场雪。

十九世纪最后几个月，北京城一片混乱。无能的朝廷、无知的农民、无状的列强，打斗在肮脏的街道和胡同间。商店很少开业，居民很少出门，只有一些维持最低生存需要的粮店和药店，还会闪动几个慌张的身影。据传说，那天，宣武门外菜市口的一家中药店接到过一张药方，药方上有一味药叫“龙骨”，其实就是古代的龟甲和兽骨，上面间或刻有一些奇怪的古文字。使用这张药方的病人，叫王懿荣。

王懿荣是个名人，当时京城顶级的古文字学者，金石学家。他还是一个科举出身的大官，授翰林，任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主持着皇家最高学府。他对古代彝器上的铭文作过深入研究，因此，那天偶尔看到药包里没有磨碎的“龙骨”上的古文字，立即产生敏感，不仅收购了这家中药店里的全部“龙骨”，而且嘱人四处搜集，很快就集中了一千五百余块有字甲骨。他收购时出钱大方，又多多益善，结果在京城内外，“龙骨”也就从一种不重要的药材变成了很贵重的文物，不少人为了钱财也纷纷到处寻找有字甲骨了。

我没有读到王懿荣从自己的药包发现甲骨文的具体记载，而且当时药店大多是把“龙骨”磨成粉末再卖的，上面说的情节不足以全信，因此只能标明“据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那个深秋，由他发现了。

在他之前，也有人听说过河南出土过有字骨版，以为是“古简”。王懿荣熟悉古籍，又见到了实物，快速作出判断，眼前的这些有字甲骨，与《　史记　》中“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的论述有关。

那就太令人兴奋了。从黄帝开始的传说时代，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遥想过，却一直缺少实证；而眼前出现的，分明是那个时候占卜用的卜辞，而且是实实在在一大堆！

占卜，就是询问天意。大事小事都问，最大的事，像战争的胜败、族群的凶吉、农业的收成，是朝廷史官们必须隆重占卜的。先取一块整修过的龟板，刻上一句问话，例如，几天之后要和谁打仗，会赢吗？然后把龟板翻过来，在背面用一块火炭烤出裂纹，根据裂纹的走向和长短寻找答案，并把答案刻上。等到打完仗，再把结果刻上。

我们的祖先为了维持生存、繁衍后代，不知遇到过多少灾祸和挑战，现在，终于可以听到他们向苍天的一句句问卜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