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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第八章　研究型大学商学院知识创新

中国所有的大学，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的大学，而是教学型的大学，所以缺乏真正有水平的、受过严格的科学研究训练的学者。中国商学院的老师面临的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不懂管理实践，而是没有管理的理论

序

围绕北大改革的争论，反映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我们一些长期工作在校园里的人，也很容易忘记社会为什么需要大学，大学要教员干什么，更不清楚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大学理念的实现。我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澄清有关大学改革问题上的一些混乱观念。

本书收集了我最近有关大学和大学改革的五篇文章，其中《大学的理念与治理》是我为北大教育学院教育学博士生班的讲座；《大学的逻辑与北大改革》、《终身教职的理想与现实》、《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一流大学与本土化》、《大学改革与公共理性》是《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龙希成先生和赵晓博士对我做的长篇专访；《大学何以基业长青》和《研究性大学商学院之知识创新》系根据我的两个公开演讲整理而成；《北大改革方案设计之依据》是以个人名义为《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改革方案》第一稿和第二稿写的说明。此外，经作者本人同意，本书附录收录了周黎安和柯荣住的《从大学理念与治理看北大改革》，郑志刚的《也谈“如何改革大学》和邓峰的《北大教改中的法学思考》。这三篇文章及其引用的相关文献，可以作为我的观点的补充。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出一本有关大学的书，虽然过去5年里，作为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有关中国大学改革的思考。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伴随北大改革方案的提出，我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一场波及海内外的有关大学改革问题的争论中，对我的批评比我自己的观点还要流行。在这个过程中，我尽量保持低调，多听听别人的高论。但有些话还是不得不说，因为我不愿意让没有逻辑的观点流行，同时，作为学者，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澄清一些理论上的混乱。所以在今年9月，当有关北大改革的争论趋于平静的时候，《21世纪经济报道》的龙西成先生希望就大学和大学的改革问题对我作一个长篇采访，我欣然接受了，但前提是只以一个学者的角度，不代表任何官方立场。这个采访在该报连载5期，每期一整版，在读者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筹划编辑吴兴元先生又怂恿我出一本书，我半推半就同意了。这样就有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

本书所述内容可以用“大学的逻辑”五个字来概括。我所讲的“大学的逻辑”，可以简单地表述为这样几句话：如果说大学的理念是为人类创造知识，传授知识，传承人类文明，推动社会进步，那么，大学的教师队伍必须是由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好、最具有使命感责任心和创造力、最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组成。为此，大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其中，教师的聘任和晋升制度是最重要的方面。学术自由、学术评价标准、教授在学校中的权力等等，都具有内生性。在现行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下，大学变成了“家族组织。不废除大学的“近亲繁殖”，不实行教师岗位的分级淘汰，不引进外部竞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行政本位，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大学文化。

我要在此申明的是，本书中表达的观点纯属个人观点，与我所服务的机构无关。书中的任何错误，责任全由我自己承担。

第一章　大学的理念与治理

1。1　为什么提出大学的治理问题？

为什么提出大学的治理问题？

在经济学界、法学界，还有金融学界、会计学界，这几年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corporate　governance，即公司治理的问题。当我们在讨论公司治理的时候，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企业为什么要存在，它对社会有什么价值；一个公司的制度安排，包括产权制度和激励机制，怎么才能保证这个公司能够实现它所应该具有的价值。

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合作比个人独立行动可以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在市场上，企业的社会价值表现为客户愿意为企业生产的产品支付的最大价格。但是，如果企业内部没有一个很好的权力分配体系，如果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不承担责任，企业的社会价值就不可能实现。公司治理结构首先表现为企业产权制度的安排。通常来说，企业中，一部分人拿固定的合同收入（如工资、利息），而另一部分人拿剩余收入，同时还享有对公司的控制权，我们把后一部分人叫做“股东”。这样，公司治理结构有一个很明确的运行目标，就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因为股东得到的实际上是企业的剩余价值，在企业其他参与人的固定合同收入有保证的情况下，最大化股东的剩余价值与最大化企业的总价值是一样的。在大的企业里，股东把企业的日常管理工作授权给经理人。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治理可以进一步表述为：经理人如何更好地为投资者、为股东的利益服务。在竞争的市场上，要保证股东本身的利益，就要使这个企业更加有效率。当我们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有效率的时候，经常要看这个企业是不是赚钱、是不是赢利。其实赢利本身并不是一个公司存在的原因，而是社会考核公司是不是完成了社会所赋予它的创造价值这一功能的责任指标。

其实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一个治理问题，学校也不例外。涉及到大学治理的时候，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够保证大学的目标和理念得以实现。在这里，我首先简单提几句有关大学理念的问题。大学的理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相对来讲，大学的理念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最早对大学理念给出明确定义的是牛津大学的纽曼教授，他在《大学的理念》里面讲到，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德国著名的教育家洪堡，对大学理念有更明确的表述，进一步提出：研究和为人类创造知识是大学的一个基本功能。前芝加哥大学校长爱德华？利瓦伊曾讲过这样的话：大学“不仅是人类诸多文化的保管者，而且是理性进程的监护人哈佛大学的特许状（在国外，特别是早期，成立任何一个组织（corporation），包括像大学这样的组织，都需要有一个政府颁布的特许状）规定哈佛大学的使命就是，“在各个学科领域发现新知识；保留、解释和重新解释现有的知识；帮助学生掌握方法、知识、技能和探究问题的习惯，这样他们将会终其一生而不断地追求学问，领导社会向前发展。”现在，一个一般的现代大学，它的理念或者说目标可以归结为：首先要创造知识，第二要传授知识包括培养学生。这是洪堡的基本思想。在洪堡的思想传到美国之后，被做了修改，又添了一条，就是服务社会。我想这些你们可能比我更清楚。

大学与企业的不同在于，大学通常是一个非盈利机构，没有所有者；大学的社会价值也难以量化为货币形式的指标。后面我会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但大学里同样需要制度安排。大学的理念也好，目标也好，都不可能是自动实现的。不可能是我们这些人坐在这里叫喊着要创造知识，要教书育人，要满足社会对我们大学的需要，这样就可以实现。所以一定要通过一整套的制度安排来实现。这些制度安排就是治理结构，就是大学的治理（university　governance）。

大学的治理涉及到一系列问题，比如：大学的控制权究竟应该在谁的手里？是在教授手里还是在行政主管手里，是在校长手里还是学生手里，或者是政府手里？就是说，所有与大学相关的这些人当中，谁应该有控制权？假如一个校长能够拥有控制权，那么这个校长应该对谁负责，也就是说他应该以谁的利益为主来进行决策？这和企业有些不一样。企业比较明确，经理是股东的代理，所以经理决策的时候他应该以股东的利益为主。但是大学没有股东，那么它应该以谁的利益为主做这个决策，就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适合作为大学的教师？如何选拔和激励教师队伍？如果说大学的功能是创造知识和传授知识，那么这些功能主要都是通过教授完成的。学校的其他所有机构——比如行政机构——都是衍生工具（derivative），是派生出来的而非原始的需求。学生到学校里来，行政服务并不是他们本身需要的，而是由于学生为了获得这种知识和教育，或者说是教授为了创造知识而派生出来一些对行政系统服务的需求。大学的教师队伍在一个大学当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所以说如何选拔教师、如何激励教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在所有的组织里面都存在这两大问题：第一是如何选人，第二就是怎么激励他们。但是大学和其他组织相比，有着它自己的特殊性。

无论作为出资人还是社会管理者，政府都会介入大学事务。那么，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应该到何种程度？大学的自主权应该有多大？有没有比政府控制更有效的办法来发展高等教育？

还有一点就是：要完成大学的目标，如何保证教授的学术自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学术自由的话，那么大学本身创造知识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我想，讨论大学的治理结构可能就是要讨论这样一些问题。

1。2　大学的特征　知识传授

大学的特征：知识传授

要理解什么是有效的大学治理，首先要对大学所生产的“产品”的特征有足够的认识。我这里主要是从大学的两种功能，或者说从两种产品特性来分析。大学有两种功能，第一种是传授知识，第二种是创造知识。它们各自有着自己的特点。

首先我们看知识传授方面的特点。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为社会带来价值。一般的企业有产品有客户，比如IBM公司，它生产电脑，电脑就是它的产品；客户则是使用电脑的人，客户本身不是IBM公司的产品。但大学不一样，实际上大学的产品就是它的客户，它的客户就是它的产品。一方面，我们招来的学生是我们的客户，我们要为他们提供服务；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一种人才，能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又取决于大学教育，因此，他们本身又是我们的产品。

这一点对大学的管理方面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一般地讲，学生作为客户，那我们老师就要满足学生的需要。在市场上，客户就是企业的上帝。但在我们大学里，能不能说学生就是上帝呢？可能不能这么说，因为客户本身就是我们的产品。他来学校就是要学东西，就是因为他还不懂，所以才需要我们老师来告诉他们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学生不是评价老师的惟一有效工具，我们不能简单地听一个学生说这个老师好就认为他好，说这个老师不好就认为他不好。学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在招人的时候，在提升一个教员的时候，如何处理学生对老师的评价问题就变得非常棘手。

在某种意义上说，学生就像孩子，我们不能让他们由着自己的性子，那样做是对他们不负责任。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教书的时候，那里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情况：要用学生打分来考核老师。导致的后果就是老师都忙着请学生吃饭，或者是考试的时候题目出得简单一点，作业判得松一点。这样做，学生高兴就会给他打分高。但是这并不真正符合我们教书育人这一理念。在现实中存在许多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几年前，我们学院有一个博士后，他申请留校，我们没有让他留，但他教课的临场效果确实非常好。他知道我不同意他留校之后，上课的时候就在课堂上发泄一些情绪，煽动一些学生。这些学生跑来说，要是不留这个老师的话，他们就要求罢课。我说你们要罢课可以，你们有这个权利，如果你们认为罢课是正确的话；但是在选择老师，评价谁是一个好的老师这样的问题上，我比你们有更好的判断力，我比你们更有能力判断谁是一个优秀的老师，谁是你们真正需要的老师。问题是，为什么这个老师讲课好，而我却仍然认为他不是一个好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