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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2页）

1966年10月5日，林彪借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文件下发后，在动荡中的军队院校更是火上加油，立即和地方院校一样大鸣大放，并且外出“串联”。

一天，总参二部副部长张挺出于关心，去招待所探望从南京外语学院来京“串联”的造反派学生，谁知他这一去，竟是“自投罗网”，造反派说他“历史问题不清楚”，反把他扣留起来了。

分管二部的副总长李天佑接到报告后，立刻赶去与造反派头头交涉，告诉他们说张挺副部长正在参加一个外事活动，要求他们马上放人。经过长时间的耐心说服，学生们答应第二天放人。

可是，第二天早晨，他一去上班，就接到两个电话，说造反派要带张挺回南京批斗，已去火车站了。他放下话筒，又立刻赶去火车站。

此时正是学生“大串联”高潮，火车站人山人海，十分混乱。因走得匆忙，他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在杂乱的人群中，找到了那些学生，再次劝诫他们以大局为重，并说：“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在北京解答，不能把人带走。”

可是，谈了一个小时，造反派还是不答应，李天佑严厉地批评他们：“你们什么也不顾，这样做是错误的！”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李天佑没有办法，最后只好向学生们提出3条要求：一、必须保证人身安全；二、快去快回；三、只能解答问题，不能批斗。学生们终于同意了。

为稳妥起见，他与南京军区联系，请他们协助做学生的说服工作。3天后，张挺副部长平安地返回了北京，逢人便说：“李副总长救了我一命。”

（2）

在“文革“中，李天佑大概是有在东北时赫赫战功，又是在林彪麾下，所以受冲击并不大，但他并不因此在运动中作壁上观，而是尽自己之力，保护同志和战友。

1967年夏天，武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7？20事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视为这一事件的“黑后台”，遭到了批斗。不久，副总长彭绍辉的一位亲戚在武汉大学读书，从武汉来京，问及此事，彭副总长说：

“陈再道有什么问题？他是个好同志，是我们的老战友。”

谁知这位亲戚将这话记在了本子上。回到武汉后，此话被武汉大学的造反派发现，他们立刻上京，要把彭副总长拉到武汉批斗。

彭绍辉是毛泽东的湘潭老乡，从小就参加革命，在战争年代就成了有名的独臂将军。李天佑得知造反派要批斗彭绍辉后，亲自与学生见面，劝他们说：“我们总参的干部你们不能抓，有问题我们自己解决。”

由于李天佑坚决反对批斗彭绍辉，学生们只好悻悻回去了。可不久总参内部有人有意见，说：“‘7？20事件’是中央定了性的，彭说这样的话，就是替陈再道翻案。”

李天佑坚持说：“要核实后再下结论。”

事情查清后，彭副总长作了一般性检讨。不久，毛泽东在总参的报告上批示：

“我看还是这样处理好。”

彭绍辉随即恢复了副总长工作，见到李天佑后说：“谢谢你火线救人呀。”

（3）

1968年3月，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冤案，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受到批判后被关押起来，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随后，全国展开审干工作。李天佑负责军队审干工作。

在审干中，有人在清查北京的敌伪档案时，发现了一个叫王德的特务，其姓名、籍贯，都与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王德相同。这是一个重大的情况！总参作战部的副部长是特务，这还得了？！总参一位领导当即指示作战部将王德副部长隔离起来。作战部负责审干工作的肖剑飞副部长却认为，只凭一份材料，就将一位副部长关起来，太过于轻率，于是建议说：

“是不是待调查后，再视情况处理？”

这位领导坚持说：“如果我们作战部的副部长是特务，还不果断采取措施，行吗？去按我的意见办。”

肖剑飞思想不通，只好去请示李天佑。

李天佑听了汇报，赞同他的意见，说：“现在是‘文革’时期，我们审查干部更应当掌握好党的政策，按政策办事，当矛盾性质未弄清楚之前，应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能轻易关人，党的一贯政策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接着，他交代肖剑飞：“要妥善安排好王德副部长眼前的工作，同时组织人员抓紧调查。那位领导同志的工作则由我去做。”

经过半年多的外调和查证，最后审干组查明：敌伪档案中的王德和作战部王德副部长并不是同一个人，他们是同县、同区，但不同乡，敌伪王德的年龄也比王德副部长大五六岁。这样，王德副部长就免受了一次不白之冤。

情况弄清楚后，李天佑说：“同名同姓，竟然还同县、同区，这么巧事还真不多！幸好，两人不同乡，不同年。不然，我们就冤枉一位好同志了。做工作不能不细致呀！”

作战部王德副部长则说：“大特务的罪名，谁担得起呀！幸好李副总长救了我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