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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部分（第4页）

其后毛主席复信给罗瑞卿，指示：“可能空降特务的山区，设立武装便衣侦察据点，专门对付敌人空降特务，没有事生产和学习，有事报信捉特务。”

罗瑞卿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部署军委公安司令部召开各大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会议，讨论部署反空降特务斗争的任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反空降特务斗争的决议》，提出了建立反空降据点的方案，以及组织指挥、发动群众；加强对空监视等措施和要求。

在罗瑞卿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军委公安部队领导班子会议上，他说：“公安部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久前，周总理对我说：你们这支武装就是内防军，国家内部的防务就交给你们了。

我们应该深刻理解党中央对我们的高度信任和殷切希望。”

他尖锐地指出：“这支部队定名为公安部队，顾名思义，从性质任务上说，既是公安，又是部队。

或者说是一支执行公安保卫任务的武装力量。

要完成这种消灭敌人，保卫自己的任务，要求部队不仅具有良好的政治军事素质，而且必须具有能够战胜公开和隐蔽敌人的业务技能。”

公安部队所执行的任务不仅斗争尖锐，政策性强，而且具有地方性，地域性，关系到各个方面，因此只有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才能圆满地完成对敌斗争的任务。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无论发生什么样的风风雨雨，他始终是这位伟大革命家的忠实追随者和忠诚卫士。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罗长子”的外号就是毛主席给起的。

在战争年代，毛主席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在和平时期，毛主席说：“有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在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期间，人们称他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这话十分贴切。

长时间处于僵局。

其实在美台几十年恩怨中，同样写满利用与操控，斗争与妥协的故事。

美国理想的对台政策是在保存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打着“自由，*，和平，*”的旗号，不牺牲其作为“世界领袖”的威望，同时不必付出太大的代价就能维持台海现状。

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政权的厌恶与猜疑，至少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史迪威与蒋介石的龃龉，史迪威被美国军界称为“最精通中国和远东问题的军官”，他对蒋介石的统治极为反感，他说：“国民党政府的权力结构，建立在恐惧和袒护之上，掌握在无知，专断和冥顽不灵的人们手中。”

这种厌恶到《白皮书》时达到高峰。

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这让美国有很深的挫折感，“失去中国”让杜鲁门政府的中国政策受到国内外政敌强烈的批判，于是当年8月5日调整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来自我辩解。

白皮书中除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诽谤外，还说蒋介石与过去的军阀并无区别，把国民党的惨败，归结为“其领袖不能应变，其军队丧失斗志，其政府不为人民所支持”。

二。

1958年炮击金门之后，毛主席根据形势的发展，从实现国家统一这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台湾问题和对台工作的总设想。

其基本精神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这是原则问题，没有商量的余地，更不会让步；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当地的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听从蒋介石的意见。

台湾军政及经济建设费用不足部分，　由中央人民政府拨付。

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须待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进行。

双方互不派特工人员，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毛泽东的这些设想成为*中央对台工作的总方针，并且予以公布。

然而，蒋介石集团从*立场出发，顽固地坚持“反攻复国”的反动政治主张，拒不接受大陆方面的上述主张。

在1960年9月召开的国民党八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发表了《党的基本工作和发展方向》的演讲。会议通过《*建国纲领》、《促进*爱国人士团结合作决议》。

上述纲领，决议，要求在“行政院”，“司法院”，“立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等“五院”工作的国民党党员，加速“光复大陆”。

在此期间，大陆不断发生“天灾人祸”。

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

与此同时，在美国，英国的支持下，印度统治集团在策动西藏农奴主叛乱，干涉中国内政后，又不断侵犯中国边境。

中国人民击退了印度统治集团挑起的反华浪潮，并在中印边境进行了自卫反击战。

就在此时，台湾当局错误地估计形势，企图利用中国大陆出现的暂时困难和不利的国际环境乘机实现其“光复大陆”的野心。

经过1958年“八二三”炮击以后，国民党深感以军事手段*的计划难以实现，需要改变策略。于是，确定*的“总体战”策略，以大陆为“主战场”，台海为“支战场”，把大陆的反革命叛乱与台海战争结合起来。

危机重演，呼吁台湾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