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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部分（第3页）

当云贵渐平，孙可望这位“义王”的利用价值也就越来越小。

顺治十五年七月，孙可望得知失散十多年的弟弟孙可升在上海的消息，喜不自胜。他忙向清廷打报告，要求清政府用公家驿传把他那个当小兵的穷弟弟一家运来北京与自己团骤。殊不料，这么一个微渺的请求，引来清廷御史一阵猛轰。别说，参劾他的疏奏有理有据：

“（孙可望）始以张献忠养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愤。继而称兵犯顺，逆我颜行。迨众叛亲离，计无复之，方率数百疲敝之卒，亡命来归……”

揭他老底后，御史又称，孙可望之弟只是一个食粮兵丁，白身无官，这样的人，怎敢冒用妄用国家驿传？

看到劾奏后，孙可望五雷轰顶，赶忙上疏谢罪。

不久，又有人揭发他家人在天津有放债取利之事。为此，他很快遭到清廷责斥。老小子几天睡不着觉，鬓发皆白。

听闻清军大定云南的消息，孙可望自己知道本人的利用价值已经不大，只好主动上疏，乞辞王爵，时为顺治十七年（1660年）夏天。

顺治帝也是个阴君，假装高姿态，仍下旨让他保有王爵。

孙可望一肚子苦水，满腹郁积“苦哀”，向顺治帝打报告诉说：“臣于明季失身行伍，浪迹疆场，各处人民迁徙逃亡不无居所，此怨臣者有之；今臣叨膺（皇帝）宠眷，无寸功可记，一旦锡以王爵，此忌臣者有之；再可虑者，臣下文官如吴逢圣、武官刘天秀等百有余员，蒙皇上格外加恩，官爵太重，每见（他们）出入朝班，诸人睨目而视。臣知朝廷有逾分之（恩）典，众心沸腾之端也。然怨忌既积于心，妒害自生于外，谤议之事，久知不免。”

这年年底，孙可望就死了。正史上说他是“病死”，但《行在阳秋》等笔记中，均说他是随顺治帝出猎时被皇家禁卫军射死。如果是中箭死，显非清朝军人误射。还有笔记记载他是被清廷毒死。而且，记载他非正常死亡的笔记作者，并非民国报人，皆是明末清初的汉族学人，事有所闻，当非空穴来风。

孙可望死后，其子孙征淇袭封，几个月后即死掉，死因更可疑。孙征淇之弟孙征淳袭封，清廷没再下手。康熙初年，清廷削减“义王”孙征淳俸银。孙征淳死后，清廷把孙家的爵位降为公爵。到了乾隆年间，清廷索性取消了孙家子孙的“世职”。老孙一家，就这样平空消失于历史舞台之上，只留下无耻的声名和后人的笑骂。

为行文方便，再讲一下那位洪承畴。

孙可望降后，洪承畴作为满清“开国功臣”的形象更加高大和完满。老混蛋再不装病，为清军进攻滇黔日夜操劳，夙兴夜寐，日理万机。

由于出身汉人儒臣，不仅在军事上策划进军路线，老洪在政治上还出“收拾人心”之策，为满洲主子可谓惮精竭虑。比如，对待当地少数民族，他就为清廷出主意，对这些人不要采用“剃发易服”的政策，转而用收买政策。对于富于民族自尊心的汉人，满清一定坚持剃发易服，从心理的根上摧毁民族意志，对于这些穷乡僻壤的土著，确实根本永不着枉费此心。所以，洪承畴这着果然管事，土著们只要大花衣服照穿，大银环子照套，管他明军清军，给银子给委任状就万事大吉，众多的云贵土著纷纷归附。

清军攻夺云南大部之后，洪承畴不避崎岖，一路迢迢，亲自到昆明坐镇指挥，处理善后事宜。

忙到顺治十六年底，老汉奸真的得了重病，上疏乞休。得到批准后，慢慢往回走，准备回北京养病。

1661年（顺治十八年），顺治帝病死，人在淮安的洪承畴闻此噩耗，号恸欲绝。他舍舟登岸，以垂老之躯，乘马飞奔北京奔丧，在景山大哭虏帝（难道一点没有哭崇祯的意思？）。

素袍白服，老奸贼哭了二十多天才回京。

以后，每至月朔，他都要哭一次顺治帝，老嘴喃喃，不知所云。如逢节日，老汉奸都要在家摆设香案，身穿朝服，望阙叩拜，以表达他对清朝的耿耿忠心。

康熙四年，洪承畴病死于家，时年七十三，竟然与孔圣同寿，真是苍天无眼。

过了两年，清廷才发下碑文，基本上对他的一生作了总结和根据，仔细推敲，褒中有贬：

永历朝廷活〃曹操”（11）

稽古兴朝，必有贤良之臣，坐则荣以高爵，殁亦赐以丰碑，所以劝忠，盖其备也。尔洪承畴，才能敏练，器宇渊宏，我朝平定锦州、松山等处，破明兵十三万时获尔，蒙太宗皇帝宽恩抚育（这两句话最意味深长）。逮克取京城，大兵南下，尔图报豢养之恩，督理绿旗官兵，协同大兵歼逆，首擒伪王，发获奸细，招徕叛党，除党安民，所在著绩。事竣还朝，仍赞纶扉，尔能夙夜宣劳，恪供厥职。旋畀尔经略五省，随满洲大兵，进取云贵，招抚军民土司，供应大兵粮饷，能济军需，边疆有赖。克襄王事，屡建功绩，特授世职之荣，以示酬庸之典。忽闻长逝，甚悼朕怀，特赐谥曰“文襄”。

到了乾隆时期，天下大定，清廷自然要把洪承列入《贰臣传》。不过，由于他对清廷劳苦功高，乾隆帝把他安排在《贰臣传》的“上编”。

无论入“上编”还是“下编”，洪承畴都是贰臣，棺盖棺，论已定。

借得黄河水，难洗一生羞。

至于后人揣测洪承畴有心存明朝之意，说他到长沙任五省经略后没有尽力南进之事，内心是想给南明喘息机会。这种揣测，纯属不知历史细节的虚妄臆测。

当时的洪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