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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当然，这个胆大应当不是盲目的，是源于他们对温州房地产业走势的正确估计。如我辈的房地产商眼力不济，前瞻性不到位，吓得落荒而逃，跑到地价相对较低的外省去做房地产了。在外地，土地价几十万元一亩，市中心也不过一、二百万元一亩，在我们这些相对胆小的老板的承受力之内。

要说明的是并非去了外地做房地产的都是小老板或胆小的老板，有许多人是一种规避风险的战略转移，做得依旧非常大。如“新湖”集团，以杭州为基地，全国好几个省有他们的开发项目。原市检察院副院长邹丽华，市委秘书长叶正猛，下海后都是加盟“新湖”集团的。又如温州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光在杭州的一个项目就达二十万平方米。“新湖”集团的老板黄伟先生我不熟悉，温州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的总经理王忠浩先生与我可以称朋友。我提到的那个市中心的小地块，就是与他们公司合作的，我们投了40％，“城开”公司投了60％。没有他们的精确计算和苦心经营，这么贵的地价是很难成功的，这就体现了企业家的眼光和魄力。最近，温州的报纸在评选温州十大城市运营商，温州城市建设开发公司荣登榜首，也是对王忠浩先生的能力与魄力的一个恰当的评价。

还有一部分老板去外地开发并非胆小，而是因为初入行，先到地价相应较低的地方小试牛刀。如曾经与我在其他项目中合作过的陈定华先生、杨望鸣先生等便是如此，一旦外地的房地产业成功，便又“杀回老家闹革命”。陈定华如今是全面开花，一口气在温州本地、安徽、江苏、上海等地连办了五六家房地产公司。

房地产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因为它是高风险产业，大投入，大产出。有时一个项目下来，老板发家致富，立定脚跟，继续前进，进入良性循环。有时一个项目套住，老板从此一蹶不振，万劫不复。所以房地业界老板变化较大，不断有人进去，也不断有人出来，很难统计一个比较正确的数字。据各地温州商会的简单汇总、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共有两千多家房地产公司，动用的资金近千亿！

包天包地，温州老板的胆子大矣哉！

“鞋佬”及其他

“鞋佬”是温州人对做鞋师傅或补鞋师傅的昵称，后来又引伸到皮鞋工场或鞋厂的老板，都被称为“鞋佬”。在温州的老板群体中，“鞋佬”无疑是最大的群体，也是最有实力的群体。因为鞋革制品是温州的传统产品，发展早，从业人员多。清末民初流传一句话：台州有杀不完的头，温州有杀不完的牛。台州“绿壳”（流寇）多，常有被抓住杀头的。温州制革行业发达，天天在杀牛。明嘉靖年间，“胖袄裤鞋”被列为温州的贡品。清光绪《浙志便览》称温州的“锡器牛皮，为浙之冠”。鞋革制品的丰富，带动了鞋革贸易的繁荣，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温州市中心的府前街都是鞋革制品的专业街，鞋店林立，装潢讲究。我至今还记得好几间鞋店的橱窗里摆放着一支支大大的鹿茸，鹿茸的杈枝上摆放着一双双漂亮的皮鞋，特别是小巧的女鞋，很引人注目，现今的皮鞋店还未有这么讲究，摆放的方式也缺少这种创意。我那时还小，对皮鞋不感兴趣，我到府前街只是因为想看那摆放皮鞋的鹿茸。

解放后，人们大都穿解放鞋，特别是文革之中，军装、解放鞋大行其道，府前街的鞋店不复存在，温州商业街少了一道美丽的景观。直至七十年代，形容人的时髦，又用上了“皮鞋尖顶，衬衫硬领，裤脚笔挺”的词语。温州的鞋革业又开始发展和发达。国营鞋厂和集体鞋厂是主力，有手艺的“鞋佬”打游击，开始在家办工场。后来，鞋厂职工白天到厂上班，晚上为个体鞋厂做私工；再后来，国营、集体鞋厂纷纷关门，私企，民企鞋厂取而代之。上世纪七十年代，温州市区有鞋厂十多家，八十年代发展到一百多家，九十年代更发展到两千多家，加上做鞋底，鞋革，鞋材等等与之配套的企业，温州满街都是“鞋佬”。九十年代初，温州的市容市貌还未严格管理，马路上的摊位不少，人们说：“鞋摊摆路头，鞋佬满街走。”发展到如今，温州成了“中国鞋都”，鞋革企业四千余家，从业人员三十多万人。据说温州鞋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为20％。我向鞋革协会的人打听：这些个数字包括不包括温州人在外地办的鞋厂和承包经营的鞋革企业？他们直摇头：“那就无法统计了。”

温州鞋厂的老板，由于鞋革起步早，已经换过一茬了。第一茬的老板大都做鞋出身，文化不高，从家庭作坊开始，随着业务的拓展，一步步扩大的。他们肯干，吃苦耐劳，但生产与运输的方式还比较传统，因而当时的鞋厂虽多，规模却不够大，加之政府还在遏制和打击私企的发展，淘汰率很高。有的小富即安，见好就收；有的未能跟上形势的发展、因款式、质量等原因而关门；也有的赚进一笔钱之后自暴自弃，赌博、玩女人什么的。这一茬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热情、豪爽、对生活充满自信，那时的歌厅、餐馆，经常看见他们的身影，听见他们一掷千金的豪举。人们带笑笑说：“这帮鞋佬！”这茬老板跟上形势，至今仍留在第一线的已经不是很多，知名鞋企中如“吉尔达”的大老板余阿寿，“康奈”的老板郑秀康都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第二茬的鞋业老板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无论读书多少，总算受过现代教育，他们不再自己做皮鞋，他们以现代化的流水作业方式或生产皮鞋，以现代化的营销网络实施经营，他们的企业动者数千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人们也不再以“鞋佬”称之了。如“奥康”老板王振滔、“吉尔达”二老板余进华、“红蜻蜓”老板钱金波、“东艺”老板陈国荣都是这一茬老板中的典范。

我与钱金波都在温州，但我们的相识是香港朋友介绍的。那是2000年，钱金波他们到香港开展销会，这位朋友在香港的活动能力很强，帮他们张罗着请明星、邀媒体等等。她很欣赏钱金波的品位和能力，便给我打电话，让我与钱先生相约见面。那时我对“红蜻蜓”已经耳熟能详，对“钱金波”的名字也已“如雷贯耳”。因为温州知名的民俗学家叶大兵先生正在与钱金波一起编《中国鞋履文化辞典》，而叶大兵先生是我在文化局工作时的局长，至今仍有联系，他们编的辞典也由叶先生亲自送到我的公司。并且我的学生取得“红蜻蜓”在新疆的经营权，也常跟我提到钱金波。但我当时认为他无非是想标新立异，玩玩文化而已。见面之后，印像大变。他白晰的脸庞，戴着一副秀琅架眼镜，说话不疾不徐，年纪虽轻，却有学者风度。再读《中国鞋履文化辞典》，参观他的鞋文化展馆，方知“红蜻蜓”能在短短七八年时间，由白手起家到在全国有六七百间专卖店，年销售额近十亿元并非偶然。有学者称，“红蜻蜓”作为品牌，清新自然，唤起人们的童心，富有活力、诗意，带有东方的民族特点，这反映了温州企业界对品牌文化理解走向成熟。我忽然悟及，当1995年，“红蜻蜓”公司建立之日起，钱金波已经在用文化来经营他的企业了，他不是在玩文化，而是从众多的鞋革企业中走出一条自己的独特的路。

提到独特的路，我不由得想起了东艺鞋业有限公司和他的老板陈国荣先生。东艺鞋业公司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排名是第九位，应当说是个规模很大的公司了。但“东艺”的牌子在国内远远不及一些二三流的名牌，原因是他们基本上做出口业务，极少在国内销售。俄罗斯和中东诸国是他们产品的主要销售国度，他们很少在国内媒体上做广告，所以“东艺”的牌子在国内知名度不高。但2001年和2002年东艺公司出口创汇额都在三千万美金以上，居全国同行业的第二位。除了继续保持他们在俄罗斯和中东的市场优势之外，他们又定出以美国为重点和突破口来推进国际市场的多元化的布局。2001年东艺公司积极与美国第四大商业集团ELAN　POLO公司接触，通过了该公司的供应商资格审查并签订了首批五万双的供货订单，在全国同行业中率先进入美国主流市场。

陈国荣个子不高，脸圆圆的，平时言语不多，没有给人一种叱咤风云的感觉。但也许正式这种沉静的个性，使他走出了自己的有别于温州其他鞋革公司的路。我与他时有见面，大都在会议上，平时甚少交往，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宁静致远”的人生取向。

除了鞋革业老板之外，服饰业的老板也是温州老板的主要群体之一。从品牌这个角度来讲，比之鞋业并不逊色。“庄吉”、“法派”、“夏蒙”、“高邦”、“美特斯…邦威”、“雪歌”、“报喜鸟”、“华士”等等品牌在全国却有很好的知名度，经营的规模也不比鞋业小多少。但奇怪的是当上世纪七十年代，个体鞋厂蓬蓬勃勃地在发展的时候，服装业却只是停留在家庭作坊的阶段，几乎没有形成大的企业，更无企业集团。倒是钮扣、领带、拉链、丝织商标这些与之配套的服饰业搞得红红火火，蓬蓬勃勃。温州桥头的钮扣市场在山沟里，知名度却响在全国。

我进文化界之前在纺织部门工作，有这方面的技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便利用自己的技术悄悄地办了一个丝织商标厂。我那时已经萌生了退意，想从文化界退出，下海办工厂了。别看每件衣服仅仅在领头或袖口处订了一个小小的丝织商标，这个丝织商标却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是服装上不可或缺的配件。而织丝织商标却是丝织业中技术性比较高的行业，我夫人他们全家人都从事这个行业的。她爷爷、父亲、叔叔、弟弟都办过这种企业，而且技术上都能配套。有做纹织设计的，有做保全工的，也有做挡车工的，大家自己动手，既是老板，又是技工。我办的厂叫双龙丝织商标厂，由我做商标设计兼管技术，我夫人做纹织设计，她弟弟负责金工及保全，她妹妹和几位工友来做挡车工。工厂的规模很小，仅有几台机，由于小，产品换档灵便，正适合了那时服装业的需要。来我们这里订货的服装厂规模也都不大，倒是有几个鞋厂来订丝织商标的，数量较大。说明当时的鞋厂规模比服装厂大，这也是我对服装业和鞋业比较熟悉的原因。

也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经萌发退意，除了办丝织商标厂之外，我还办了个专做出口的软包装食品厂。就是与本书提到过“中联图书公司”的老板李湧合作的，他的哥哥作家李涛也是这个企业的股东。我当时还在文联应卯，又办了这么两个企业，小孩还在念书，繁忙的程度可想而知。并且因为要拿文联这份工资，办企业的事还需半遮半掩，不能在单位公开，对领导欲培养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好意，也只能敷衍敷衍了。直到我开始做房地产、这两个企业才停办。也算在此暴露一段隐私，顺便请我的领导和同事原谅。

说远了，再回到服装业上来吧，因为我做商标，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服装业还未有能与鞋业相比的旗舰级的企业，服装业的大发展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的事。

在温州的服装业老板中，朱爱武的年纪不大，起步却是比较早的。我认识她时她已经从卖服装转到生产服装上来，并且在市区的吴桥路拥有自己的大楼，厂房挺气派的。但那时她还未有自己的牌子，而是与上海合作，打着上海春秋服装厂的牌子，生产西装和休闲装。我还买过她所生产的服装，因为是熟人，价格优惠。她带着我们在她的大楼里跑上跑下，既显得高雅而又利索。后来，我还带着外地的朋友去买过她的服装，再后来，在饭局上也碰过几次，她仍然是一袭黑色的衣裙，只是样式和用料的不同而已。秀气中透出干练，难怪后来有人称她为温州的美女老板之一。

“高邦”的品牌大约是1995年下半年亮出来的，与“高邦”先后的还有“美特斯·邦威”、“森马”等，都走着休闲服连锁的路，这路是从洋人那边学过来的，但也是行之有效的路。先前温州人的仿冒很出名，现在的温州人也仿却不“冒”，仿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营销理念，“高邦”与“美特斯·邦威”等的成功之道就在于此。关于这种“仿”，朱爱武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组的采访中有个精辟的说法：“明天是一个不可预知的世界，会有更多更新的发明呈现你面前，要想做一个与时俱进的企业，惟一的秘诀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几乎所有温州产业，从皮鞋、服装、电器到打火机，创业之初都是在模仿中长大的。我觉得模仿并不可怕，我们知道学毛笔字，一个最快的捷径就是临摹……”

“高邦”集团经过七八年的现代化运作，在全国各地已经有四百多家专卖店，2OO2年的销售额超过了四亿元人民币。朱爱武也担任了中国服装业协会休闲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但与王均瑶一样，我现在已经很少见到朱爱武了，不知还穿她的一袭黑色的衣裙否？

骊谷服饰有限公司的老板之一，副董事长马宁，原先是温州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出镜率很高，因而在温州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成为服饰界的老板之后，当然仍旧引人注目，是服装界的几位美女老板之一。由于有文化，2OO1年她受聘为中法江苏时装中心服装教育专家，聘书还是由法国国民教育部长梅朗颁发的。骊谷拥有“中国十佳设计师”中的两名王牌设计师，祁刚和胡晓明，骊谷的实力可想而知。骊谷的大老板，董事长兼总经理钱维当然也是很有实力的，2OO1年在深圳举行的“南北女装对话”，他便是主角，只是因为马宁出身电视台的关系，更为社会所知而已。

提到服装老板，特别是女装，不得不说到“雪歌”和“雪歌”的老板陈迷丽。朱爱武是从买衣服开始的，将自家的门一开，挂上衣服就卖了。陈迷丽是从做衣服开始的，也将自己家的门一开成为一间小裁缝铺。朱爱武称自己三百元起家，陈迷丽一台缝纫机，一把剪刀一条裁缝师傅的软尺，顶多二百元而已。两人的年岁也差不多，又都是“美女老板”，异曲同工。我知道陈迷丽比较早，因为我手下的一个职员那时就住在市区龟湖路的那一边，与陈迷丽开的缝纫铺很近。她有时穿了条别致新颖的衣服，说是隔壁迷丽做的。温州话“迷”与“美”同音，我心想，这女孩的父母胆子真大，他自己的孩子叫美丽，如果她难看的话这名字不成了讽刺。我公司的那位员工说是“迷”，不是“美”。我记住了这个名字，但至今无缘相识，不相识的就不能乱闲说。在这里只能报上她的头衔：“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温州雪歌服饰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设计师，在温州市区到机场的路上，你会看到一个“雪歌”的大广告牌，那上边写着：如风、如雪、如歌……

服装界并不是女老板的天下，“庄吉”的陈敏、郑元忠，“华士”的曾旭光，“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以及“报喜鸟”、“法派”等等的老板都是男士。但其他行业没有如此多的女老板，我是作为一种独特的现象来闲说一下。女老板除了集中在服装业之外就是商业了，商店的女老板不少，特别是服装店，女老板所占的份额不只半壁江山。只是服装店中没有动辄上亿的销售额，这里就不去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