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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是啊，上午刚决定的。”我心情很复杂地捏住妞儿的手。

“不行！肯定是郑天时派你去的吧？！他怎么不去啊，你这病刚好就这么使唤你啊，他自己欢蹦乱跳地在家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啊！我找他去！”妞儿忽然大怒。

我跳起身一把抱住妞儿：“傻姑娘你别冲动，咱端着人家的饭碗啊！”

“你们不是哥们儿吗？他不知道你病刚好啊！”妞儿余怒未消。

“你也别怪他，现在公司遇到了麻烦，大家都不容易。”我把妞儿牵引到沙发上坐下。

“什么事啊，这么严重？非要你一个病夫去鞍前马后？”

我叹口气：“一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如果这一关要过不去，泰丽就死定了。”

妞儿也幽幽地一叹，把头靠到我肩膀上，“代朗你说咱们怎么就不能过几天踏踏实实的日子呢？为什么总跟鸟一样飞来飞去不能在枝头安静呆会呢？”

我突然间也很迷茫，抱着妞儿的肩良久无语。

下午的时候我接到青皮的电话：“代朗我到北京了，现在在华新社招待所。”

青皮是我大学同班同宿舍的哥们儿，是一个曾在新疆呆了几年的湖北汉子。西域的风沙磨砺出他一副粗狂的外表，而其实他的内心还是和他故乡湖北江汉平原一样敏感和缠绵，于是他在大学时代就将这些内外不一的矛盾通通写成诗，竟然自成风格，在大二那年成为人民大学“十三月诗社”的老大，一时间在人口众多但校园面积窘迫的人大也是一个风云人物。

青皮大学时代最大的爱好就是半夜惊醒，便在床头点燃一根蜡烛奋笔著诗，好几次我被尿憋醒，看见他呆在严严实实的床帘里俟有的一点烛光下，正深刻感悟一个诗人内心的挣扎和痛苦，等上完厕所回来，我更轻快地感受到当初毅然诀别文学后给我制造出的轻松和自在。

不过诗人经常是以他自己的痛苦吐纳出一些美丽的文字的组合，青皮虽然屡屡让我呼吸着蜡烛的污浊入睡，但第二天醒来后读他写就的一些文字还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毕业那年，青皮和我一样进入了华新社系统，只不过我留在了北京总社，他去了新疆分社。也就是这样，我和青皮在传统友谊之下，更增添了一份业务往来，毕业１０年间也就猩猩相惜、联络不断。在华新社期间，和远道飞到北京进行所谓业务策划的青皮一起喝酒撒欢，是最值得期待和畅快的事。

下班以后，我开车到华新社接上青皮直接到了后海边上的“蓝莲花”酒吧。

初次来到后海的青皮对这里的奢靡和繁华颇感惊诧，在他的印象中北京只有三里屯的喧嚣。

“看来你经常到这来腐败？”青皮笑道。

“还就只跟现在我的老板，对了，也就是当年做策划的一个哥们来过。”我说的是实话。这个地方是郑天时引荐的，我本身是对热闹有些拒绝的人，对于北京城哪里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哪里好玩儿确实知道不多。

“这里消费贵吧？”青皮悄声问道。

“反正如果拿华新社的薪水，到这里来请客，一个月来不了几回。”我一笑。

“唉，代朗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会走啊。”这时酒水已经上来，青皮还是老样子仰脖举瓶咕咚咕咚罐下了大半瓶“科罗娜”。

我沉默，其实我看着青皮由于经常熬夜而一脸的菜色心里还是酸酸的，这是记者典型的脸色，而我也一度如此。那种一篇好稿子出来后的激越至今还有些让我怀念。

《对手》七（3）

“不过走了也好，现在的新闻界鱼龙混杂得很，免得你生鸟气。”青皮叹道。

“又有什么消息？”我问道。

“你不知道吧，湖南一个地方最近一个混蛋记者被抓了，这小子无恶不作，臭名远扬，害得我们这帮好人都受连累。”青皮愤愤然道。

在青皮说过这些话后的不长时间，也就是2003年12月15日，湖南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庄严的法庭上，一个身着囚服、戴着手铐的中年男子正在接受审判。这位时年41岁中等身材、满面沮丧的中年人就是原《娄底日报》政法记者、新闻败类伍新勇。当天，法院对他做出了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9年。经法院审理查明，伍8次共诈骗财物总价值106万余元，伙同他人挪用公款238万元，非法持有钢珠枪两支、###式手枪子弹5发。同时伍还是一个道德极为败坏的流氓，他用不义之财，先后找了十几个情人。伍新勇也许是近年来中国新闻界名声最恶劣的新闻记者，虽然他的身份是《娄底日报》政法记者，但他却聚黄、赌、嫖、毒等于一身，是个无恶不作的黑道人物。伍虽然不可一世，但一旦走上法庭，他最终还是在法律面前低下了那颗罪恶的头颅。本应是为民执言仗义的新闻记者，却沦落成为了黑道人物。人们在痛定思痛的同时，也不由的对他长期横行霸道的所作所为陷入沉思。

“现在诸多社会领域原有的道德体系已经崩溃，新闻界也不能免俗，出现一些问题也很正常。”我跟青皮碰了一下杯，安慰道。

青皮咕咚一口喝完一瓶，又举起新一瓶：“不是一些问题，是问题很严重！”

在青皮的描述中，如今的新闻界里个别传媒和记者的良知早已被世俗和权钱所湮没，虚假、媚俗、“吹喇叭、抬轿子”、溜须拍马，见“赵公元帅”就拜，甚至颠倒黑白、诽谤、诬蔑……这些可怕的邪气像幽灵一样腐蚀着一小撮无良记者。忽视平民和弱势群体成为当前中国传媒界的可怕现实。

青皮大声道：“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曾对此严厉指出：‘记者的高尚在哪里？就是站在最广大的公众利益、弱势阶层一边！’揭露北京出租车黑幕的记者王克勤为此也曾痛心疾首：‘钱虫和官虫是当今传媒界的两大弊端。传媒应该维护社会良知！’代朗你走了就对了，太英明了！”

临近１２月的后海，水已经半干，在黑暗中毫无生气，两岸的树木也配合着它的灰心甩光了树叶光秃秃地和它一起沉思。

也许是这种萧瑟又触动了青皮敏感的神经，他在一个人又喝下了大半瓶杜松子酒后晃晃悠悠在半夜１点被我拖着走出酒吧的时候，扶着湖边冰冷的栏杆站立了一会儿，字语清晰地说了一句话——

“我们都在城市上空努力地飞，而我们却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断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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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八（1）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１日下午６点，我坐在上海新世界的一间茶室里，桌上的绿茶冒着飘渺的蒸汽，如同外面笼罩着整个城市的丝丝雨雾，上个世纪３０年代上海滩的老歌也飘渺地在茶室里回旋，穿着旗袍的服务员袅袅地来回，脸上是略带慵懒倦意的微笑，整个情境让几个小时前还在北京漫长的车流中穿梭的我恍若隔世。

下了飞机，在金贸大厦一住下，我就根据郑天时提供的号码拨许姝京的手机，他郑天时在哪儿搞到的号码，这人可真是有些鬼。

“喂，你好。”话筒里传来许姝京久违的声音。

我心“呼”地一扇，微笑着的许姝京一下子从我眼前出现，我以为她会带着我近半年封闭在记忆里的尘埃，但实际上她是那么新鲜，仿佛一秒种以前我还见到了她，婀娜如飘飞的春柳。我几乎捏不住话筒，平静了几秒钟我笑意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