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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内的整个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同时推进其他配套改革——主要应包括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和医疗机构改革。特别是药品价格控制和药品质量控制，如果药品价格和药品质量不能控制、医疗机构行为不受约束，国家投入的医疗保障资金就不能真正用到农民身上，医疗保障制度运作的成本将会越来越高。

鉴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医疗机构不会去主动控制医疗费用。甚至有些地区出现农民“参合”后，医疗费用随即增加，“参合”农民获得的补偿数额还没有增加的医疗费用多，“参合”农民不但没有受益，反而增加了负担。长此下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会失去对农民的吸引力。所以，对医疗费用的有效控制和对医疗机构的有效约束，不但涉及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安全，涉及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农民心中的地位，还涉及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一些试点地区的做法是：确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定点医疗机构，制定基本用药目录和基本检查目录，医疗机构与财务部门共同签署支出等。定点医疗机构一经确定，应与其签订有关协议。定点医疗机构应遵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有关规定，如医疗费用的后付制，基本用药目录、基本检查目录、特殊检查要求等。一旦医院违背有关规定，经办机构有权拒付有关费用，以此来控制医疗机构为了自身利益而出现“过度检查”和“过度用药”，或对农民的不合理收费。另外，对县级以上医院转诊，应从严控制，通过专家小组的形式，定期审批。从而为“参合”农民提供安全、廉价、有效的医疗服务。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的试点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共中央已经决定，2006年还将加大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的推进力度，较大幅度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范围，争取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

经济日报农村版推出的“透视农民看病难”系列报道，通过一系列不同角度的生动案例，将这一社会热点问题深入浅出地报道出来，意义深远，反响巨大，效果很好。希望社会各界进一步关心这个问题，多尽心、多献计。我们相信，只要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方针、目标和原则，精心组织，积极探索，扎实工作，狠抓落实，一切从维护农民群众实际利益出发，就一定能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项惠及九亿农民健康的好事办好，实事做实，逐步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二）办法总会比困难多

贫困人群的看病难问题，我已经关注了很长时间，几次要做这个选题，总是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没有付诸行动。去年上半年我率队到江苏、河北搞读者调查，看到了许多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案例后，再也按捺不住，于是决心来做这方面的报道。

“透视农民看病难”系列报道整个篇幅达到24个整版，历时3个多月，跨越了2005和2006两个年度，这不仅在本报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其他媒体也是非常罕见的，但作为该系列报道的策划者，我却始终高兴不起来，心情一直很沉重。这种沉重感不仅仅来源于我是一个新闻人，同时因为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对农民看病难有切身体会。同时，我还有医学学士学位，当过临床医生，是白求恩的“追星族”。另外，我还做过几年的卫生行政官员，搞过药品监督，抓过医院管理，体会过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尴尬与无奈。　。。

感言篇：编者按（3）

人到中年，头痛脑热的毛病少不了。因为对医疗行业有所了解，知道不少医院医生的收入是与开了多少药、下了几张检查单直接挂钩的，为降低去医院瞧病挨宰的风险，我也琢磨了一套对付大处方和滥检查的“绝招”：一是有意无意将自己也曾经当过大夫的信息“透露”给医生，一般情况下医生遇到同行会有所顾忌（没有学过医的人千万不要效仿，否则您和医生稍微聊聊就会露馅）；二是在第一种方案不灵时，拿着处方自己到药店配药，在同类药品中选择疗效差不多但价格低些的，每次买的很少，绝不浪费，这样比直接在医院取药能节省60％开销；三是对医生不写具体药品名称，或者虽然写了名称，但字像天书一般无法识别的，要请医生重新书写清楚。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医疗服务关系到患者生命健康，不仅检查治疗需要高度专业，而且用药也是非常讲究的，每一种药品在适应证方面各不相同，即便同一种药品，剂量、配伍、每天用药次数和疗程长短也是随着病情不同而会有相当大的差别的。只有对症，才有可能药到病除；用之不当，后果不堪设想。我想谁也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患者不仅不敢和医生在检查、诊断、治疗方面讨价还价，而且也不敢像我一样自己更换药品名称和数量，更不用说去货比三家了。

在和医院的“斗智斗勇”中，病人永远处于弱势地位。在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上，病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但单纯依靠医院来解决问题也是不现实的，只有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才能根本解决。

近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各级政府出台了不少措施，例如，加大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力度，积极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幅度降低药品价格等。社会各界也出了不少好点子，例如，平价药店、药房托管、限价门诊、议价手术等，这些点子不能说不好，声势也不能说不大，可就是没多少实际效果，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状况依然如故，有人说这是饮鸩止渴，也有人说是扬汤止沸，总之褒少贬多。最近卫生部又将建立平价医院作为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杀手锏，引起了社会广泛争议，有人担心政府财政能否兜得起平价医院的亏损，有的担心吃财政饭的医院服务质量能否保证。其实，平价医院到底是否可行，能不能解决贫困人群的看病难问题，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平价医院不会是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唯一模式，只要各级政府把人民的健康放在首位，真正下决心解决贫困人群的看病难问题，相信办法总会比困难多。

（三）农民期盼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

在江苏采访农民看病难的那些日子里，记者每天心里都是沉甸甸的。有人说，病魔是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这话一点不假。采访中，记者接触到一些农民，家中亲人患有不治之症，他们为了给亲人治病，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光了，能借到的钱也都借遍了，欠下的巨额债务，恐怕是他们一辈子都还不清的。

没有农民的健康，就没有农村的小康。搬不掉压在农民头上的这座大山，农民是无法去奔小康的。无锡市一位政府官员说得好，保障农民健康，必须建立和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让农民不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可现实是农民对合作医疗有顾虑，因为在贫困地方，农民每人每年要交10元钱，对一个贫困家庭来说，这就是一笔大投入，更何况报销比例、制度保障能否兑现，很多农民心里没底。所以，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总是很怀念他们那个年代的“赤脚医生”。那时，每个村里都有“赤脚医生”，每人每年交几角钱到大队，看病不挂号，吃药不交钱。城里医院送医送药到农村，一些城市医生甚至把家安在了农村，不少大学毕业生也都愿意在农村工作，很多手术在家门口医院就可以完成，真正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危重病人才往县里送”。可人民公社解体后，“赤脚医生”没有了，城里来的医生都“飞”了，有点本事的乡村医生也都各奔前程去了。

“赤脚医生”已经淡出农民生活几十年来了。改革开放的今天，也没有任何理由让广大农民继续接受“赤脚医生”那种“一根银针治百病”的医疗水平。但在目前医疗卫生投入总量增长，高端医疗水平不断提升的情况下，那些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反而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基本医疗保障，这种对“赤脚医生”的怀念不正是农民渴望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的体现吗？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感言篇：编者按（4）

（四）总想起一个词：平等

转眼间，“透视农民看病难”系列报道已接近尾声了，在过去的三个月时间里，一个词始终在记者的脑海里萦绕，那就是“平等”二字。

因为有“不平等”，所以记者渴望“平等”。

第一个“不平等”是城乡经济状况的不平等。在记者采访的一些农民家庭，他们有的只是土里刨食，每年收入一两千元；有的是在外打工，用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人；还有更困难的，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在这种情况下，“小病不看，大病等死”的情形就在农村相当普遍了。然而，城乡经济差别的根源是城乡差别所致，这种差别不是农民造成的，而是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导致的，农民只是受害者。

第二，医疗条件的不平等。城市有众多好医院，这些医院有着国际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有着医术精湛的医师，然而农村很多地方的卫生所，却只有简单的仪器仪表，医生有很多没有经过正规的医学教育，甚至还有一些医生是由兽医改行的。记者在陕西省延安市一些农村采访时看到，一些村庄由于没有卫生所，农民看病需要跑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无形之中增加了看病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