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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在任何时候，恐怖行动总是会有正反两种结果：一方面是能震慑人心，另一方面却也能使人由哀生怒，同仇敌忾。

白居易不顾自己已调任太子东宫、任职太子左赞善大夫的身份，上疏力请搜捕刺杀武相之贼以雪国耻。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因为他此时的身份是“宫官”；照理是不应在谏官之先议论是非的。但白居易在愤怒之下已顾不得许多了。

兵部侍郎许孟容更是对皇上大哭：“自古以来从没有宰相横尸路旁而让凶手逍遥法外的，这简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许孟容同样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他又到中书省中建议到：“请诸位立即奏请皇上以裴中丞为相，大索贼党，察明奸由。”说话时，挥泪不已。

天子亦忍无可忍，下令大索京城。他对众臣道：“有人竟奏请朕罢裴度官以安二镇之心，真是岂有此理！若罢裴度，岂非奸谋得成，朝廷纲纪何在？！吾用裴度一人，足破二贼。”皇上下诏：在裴度养伤期间，以金吾精兵进驻其宅第保护，务必做到万无一失。

裴度在家足足躺了近二十天方才痊愈，二十五日，被委以宰相。同时为相的是去年十二月任命的韦贯之和张弘靖。裴度的入相是极其偶然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藩镇的阴谋把他推向了相位，单从这个事实就可看出，恐怖活动的制造者是大大的失策了。

事情当然不能说就此一帆风顺，相反，裴度迎来的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首先是刺杀武相的案件有了眉目，有人举报成德驻京机构“成德进奏院”的兵士张晏等数人行迹可疑，神策军立即将其收捕，数人竟然供认不讳。尽管负责审讯的监察御史陈中师觉得可疑，但皇上正在气头上，联想起早先王承宗曾上表谩骂武元衡，想当然地认为刺杀事件一定是那个可恨的王承宗所为，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将张晏等共十四人斩首。半年后的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正式下诏攻讨王承宗，不明智地陷入了两线作战。

其次是前线作战不利。在头两年里，各路军统帅先是曾经逼王叔文下台的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此人就知道交结宦官，是个典型的无能之辈。后来是宣武节度使韩弘出任主帅，却又暗怀私心，拥兵自重，不愿迅速平定淮西，以便自己大捞一把。在这两人的指挥下，朝廷在将近十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

再就是皇上的老毛病不改，一直坚持宦官监军。天子的这种患得患失心态可以理解，但却绝对是个最大的祸根。宦官与前线主将本就不是同一种人，矛盾是与生俱来而不可调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又能打胜仗？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六月十日，右羽林大将军兼唐、随、邓州节度使高霞寓在铁城被淮西兵打得全军覆没，仅只身逃出。此次失利没能被前线众将遮盖，传到了长安。消息一到，举朝震愕。韦贯之和新任宰相李逢吉入殿奏报此事时，劝说皇上罢兵。

宪宗在这个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天子的大度和百折不回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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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

以激情始以党争终的北宋改革

第一节文人的权力角逐

政党是政治进化中阶级斗争的产物，它是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政治上最积极的代表，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而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组织。

国家有政党的存在，并不可悲，反而是值得庆幸的事。虽然如此，也有几种说法。一是说：政党只能生存在立宪政体之下，与专制政体水火不容。二是说：作为政党，既然已经做了结党的事情，就不应该逃避。三是说：党派之间的纷争应该都是政治问题。而不能将宫廷问题和个人问题容杂其中。如宋代的党派，他们都没有做到这些，所以不能称之为政党，只能称之为朋党。

宋代的朋党之祸，虽然是在元祐绍圣以后非常激烈，实际上在仁宗英宗的时候就应经埋下了祸端，这就是范吕之争。接着他们继续发展的就是英宗时候的濮议了。到了神宗主政的时候王安石创行新法，旧党对他肆行攻击。畏惧王安石的权势而附和安石的人，开始逢迎*，反对旧党。新旧两党互相排挤，造成党政之祸。

中国在此之前的党祸。有汉代的钩党，唐代的牛李党。在此之后的党祸，有明代的东林党，复社党，这些都可以说是小人在陷害君子。只有宋代的党祸不是这样，他的性质非常复杂，而且很不容易分清谁对谁错，要辨别他的正误，无异于自寻烦恼。总的来说，不过是士大夫之间意气用事而已。

推断宋代朋党之祸特别激烈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由朝廷重文轻武：二是由于权力太过集中。宋太祖吸取唐末五代时期的教训，藩镇权力太大，武人粉墨登场，纷纷称王称帝。赵匡胤自己也是这样黄袍加身的。所以采取了偃武修文的国策，极力抑制武将，重文轻武渐渐成了风气。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行；武官的地位就非常低下了，即便有才能的武官也得不到选拔与重用。这样一来，使得那些有才华的人都不得不靠这个从政。宋太祖全面控制了各州郡的政权、军权、财权和司法权，加强了中央集权。一反五代时期君弱臣强，地方上节度使的权力太重的现象，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所以那些有特殊才能和想建立功名的人，都开始在京师穿梭游走，四处寻找门路。而当时的京师，不是像现在的立宪制国家一样设有国会，可以有很多人一起议论国家大事，实际能参与国家政务讨论的，只有宰执（宰相与执政简称。宋先后以同平章事，尚书左右仆射，左右丞相为宰相，以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枢密使、枢密副使、知枢密院等事、同知枢密院事为执政，合称宰执。）这样的人而已。其次则是少数的如馆职（宋初沿袭唐代制度，置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合称三馆，都在崇文院内，后来又在崇文院内增建秘阁，另置官属，三馆和秘阁总称崇文院。三馆有直馆、直院、修撰、检讨等官，秘阁有直阁、校理等官，这些官都称为馆职，掌管三馆、秘阁典籍的编校。宋神宗元丰年间改革官职，把崇文院并入秘书省，秘书省的著作郎、校书郎等也叫做馆职。北宋的馆职要求很严，一般文士要经过考选才能授职，南宋后授予渐滥，不象北宋时受人重视。明、清两代称翰林院、詹事府官员为馆职。）台谏（官名。唐时，台官与谏官分立。唐、宋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与监察御史掌纠弹，通称为台官，谏议大夫、拾遗、补阙、正言掌规谏，通称谏官，合称台谏。清代统归于都察院，职权不再分别，虽亦统称台谏，与宋之台谏性质有所不同。台官指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其主要职务为纠弹官邪，是监督官吏的官员；谏官指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其主要职务是侍从规谏，是讽谏君主的官员。自宋代开始，开了台谏合一之端，两者事权相混，谏官也拥有对百官的监察权。宋代台谏，实即御史台、监司、谏官连称。《宋会要？职官》四五之四三：“天子耳目，寄与台谏，而台之为制，则有内台，有外台。外台即监司是也。”后世废门下省，谏官随之废除。明代给事中职兼前代谏议之责，因此称给事中为给谏，而通称御史为台谏。）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宰执升进的阶梯。为何如此的一个大国，人才如此众多，却只有这么少的位置可以成为树立功名的凭证呢？难怪有这么多人相互竞争了。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2）

所以，宋朝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争夺政权的历史。小人争斗是为了谋取私利，而好人也因为要实现自己的报复而不得不与其争夺。因为争斗的很急，便难免会出现意气用事，彼此互相诋毁，而将朋党的名义加之于对方。于是*与旧党相互倾轧之祸，便从始至终一直贯穿着整个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