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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被内外势力逼到绝境的慈禧进退失据（第1页）

调董军出城

6月10日，慈禧颁布上谕，命端郡王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启秀（端王集团大将）、工部右侍郎溥兴、礼部侍郎衔那桐均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并且命令对于新差事所有人都不许推辞。第二天（11日），慈禧将比较“亲洋”的礼部汉尚书廖寿恒撤销在总理衙门的职务，并且告诉大家：我已经任命端王管理总理衙门了，即使端王因为“公务繁忙”，不能去总理衙门坐班，但凡你们有涉及洋人的事务，也要去找他商量（“该郡王差务繁重，未能常川进署，如该衙门遇有紧要事件，仍著随时会商”）。

我们知道，管理总理衙门的原来是庆亲王奕劻，慈禧并没有撤掉奕劻的职务，却把端王给升了上来。但很显然，慈禧已经把管理总理衙门的权力交给端王了，并且端王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看来，慈禧已经“倒向”了端王集团。

不错，在洋人一再苦苦相逼面前，在西摩尔大军即将进入北京的巨大压力面前，慈禧确实是已经“倒向”了端王集团。不过，如果说慈禧从此就与端王集团一条心穿同一条裤子，接下来就是“众志成城抗洋”了，那就是太不了解慈禧，也太不了解大臣了。

1884年，朝廷和法国关系紧张，李鸿章大人又搬出了他的老一套——主和。而一帮清流言官自然是要激烈反对的，这些人上奏折的上奏折，请愿的请愿，积极主战，这其中包括署理左副都御史张佩纶。慈禧也是不胜其烦，于是她做了一个当时很多人看不懂的决定——把张佩纶等一帮言官通通派到东南海防前线，让他们去“会办军务”。一群连洋枪洋炮都还没有真正见识过的人去带兵，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张佩纶保了一条命灰溜溜地回来了，受到朝廷严惩。而经过这一段经历后，张佩纶似乎思想大变，他后来进入李鸿章的幕府，成为李鸿章的女婿，生了个儿子取名提摩太?C。张——他生的女儿就叫张爱玲。

慈禧在用同样的方法对付载漪。对于这帮王爷，她是太了解他们了，虽然他们平常时刻嚷嚷着要“抗洋”，平常也在朝堂之上慷慨激昂，但那还是离与洋人作战很遥远，离战场还很遥远。他们的“抗洋”从来就是让别人去抗（比如义和拳），而他们自己躲在后方，一旦真正发生危险，战争逼近，他们会跑得比兔子还快，几十年来的情况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而现在，在洋人兵临北京城下之际，在她自己遭受极大的威胁之际，慈禧需要把几个人推到前台，把他们放到火上去烤。而与此同时，把当前最重要的部门总理衙门的实权给端王，其实也是为了稳住他，因为慈禧接下来要做另外两件事情。

这就是慈禧的“倒向”，不仅是“别有用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恶毒，她确实是“倒向”了你，但“倒向”了你也是站在她的角度来衡量和考虑一切问题，不是需要拿你来当枪头，就是需要你成为她的替罪羊、牺牲品，去替她挡子弹。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朝廷中总会有那么一群遇到事情就缩回去、每天打哈哈、尸位素餐的大臣（比如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就从来没见他表过态），他们才是真正的明白人，他们很懂得“韬光养晦”“低调做人”，我打我的哈哈，我过我的好日子，千万不要引起太后的注意，她一注意你，麻烦就大了！

6月10日，在擢升端王的同时，慈禧已经开始实际行动了，毕竟阻截西摩尔大军需要的是真刀真枪，必须立即派一支军队去北京火车站周边布防！而她的手中有一支现成的军队：前一天刚刚护卫她回宫的董福祥军。这就是慈禧要做的另外两件事情之一——调董军出城！

6月11日清晨，董福祥率军出城，来到北京火车站周边（即马家堡火车站，位于外城永定门外约3公里处）。董军在这里紧张地布置军事防线，严阵以待西摩尔大军的到来！

而与此同时，使馆区也在前一天接到了西摩尔已经出发的报告，他们也在6月11日清晨，先后派出了几批人前去火车站迎接。人群中有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还有日本公使馆三等书记员——杉山彬。

杉山彬被董军刺死

等到中午，他们也没有发现西摩尔军专列的到来，萨瓦戈可能有点饿了，他可能想回使馆去吃碗意大利面。于是，他带着一行人开始打道回府，而杉山彬决定由他一个人单独再等一等。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在火车站周边逗留太久，因为——可能会有意外。

旁边的董军士兵正在高度紧张地建立军事防线，而他们看到使馆区洋人一批接一批地前来迎接“敌军”，很多人都是怒火中烧。萨瓦戈回去之时，士兵就对他进行了盘查，并要动手，多亏萨瓦戈身边带着保安，他自己就先逃了。而这一切，仍然在火车站单独等待的杉山彬是不知道的。

等到下午，杉山彬还是没有发现西摩尔军有到来的迹象，于是他也准备回去了。

当他往回走的时候，被巡逻士兵喝令站住，验明身份，士兵发现他不是公使，只是迎接西摩尔军的“书记生小官”，众兵大哗！

杉山彬顿感大事不妙，他立即提出要见“大帅”（董福祥），或者请董福祥去日本公使馆，由日本公使向他谢罪。

“吾大帅乃天上人，岂汝倭矮子所能见！”士兵们喝道。于是众人“已抽刀向前，直刺其腹，杉山彬遂死”。

这就是《西巡回銮始末记》记载的杉山彬之死的详细过程。《西巡》虽然不是官方正史，但据证其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而萨瓦戈和杉山彬虽然确实刺激了军纪不好的董军，但群起动刀杀死一个洋人也是比较严重的事件，这些人真的是动怒？有没有被人收买？《西巡》接下来是这么记载的：

事闻太后（报告给慈禧），召董责之，且欲派员查办（有没有士兵被收买），董力辩其无，并谓：“即果有之，斩奴才无妨，如斩甘军一人，定然生变！”后闻奏，默然良久……董至端王府，端抚其背，并伸拇指而赞美之曰：“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董大喜，益自夸不已。

看来，董福祥这个“老粗”也不是“死忠”于慈禧的，局势大乱，前景不明，谁都会给自己留条路，即使董福祥他自己是清白的，也不能保证他的士兵就是清白的。慈禧无法调查董军，只好在两天后（6月13日）命令“各有关部门”（“各该衙门”）限期破案，如果限期不能破，“定行严加惩处！”，又派荣禄代表她本人去日本公使馆致歉。

但令人惊奇的是，一贯嚣张的日本人这次在自己的外交人员死了之后却表现得相当“克制”，日本公使（西德二郎）只是冷静地要回了杉山彬的尸体，对朝廷“追查”的下文也没有去过问了。

日本人也不是白种人，死个非白种人，那些欧洲国家的公使也不是那么义愤填膺的，既然日本人要故意低调（原因后详），那么他们就更懒得去过问了，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根据时任军机章京王彦威在《西巡大事记》中记录，后来，光绪皇帝就杉山彬之死向睦仁写了一封道歉信，信中提到死因是双方“口舌细故”，日方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就是说，杉山彬的死因是个历史之谜。他有死于谋杀的可能，但缺乏证据，我们只能确认这是一起双方事故，单纯指责董军的“暴行”或者日本外交人员的“蛮横”都是有失偏颇的，“双方事故”的说法在当时就得到了清日两国政府的认可。

而此时的慈禧最关注的也是城外西摩尔大军到来的情况，可是，又等了一日，大军仍然是杳无踪影，似乎是要跟大家捉迷藏。既然西摩尔军还没有来到北京，还在京津之间，那么正好令裕禄等天津方面的军队一起阻截。

6月13日，慈禧发布上谕：“著裕禄迅将聂士成一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此前聂士成军在津芦线上保护铁路），扼要驻扎，傥有各国兵队欲乘火车北行，责成裕禄实力禁阻（如洋人一意进京，可以开火），并著聂士成整齐队伍，备豫不虞。其大沽口防务，并著督（裕禄）饬罗荣光一体戒严，以防不测（大沽口外还有洋人的军舰），如有外兵阑入畿辅，定惟裕禄、聂士成、罗荣光等是问！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这是慈禧给裕禄的明确授权可以动武的命令，对于这位裕禄大人，慈禧是非常了解的，你不给他一道可以动武的明确上谕，就算洋人骑到他头上了，他一定没什么脾气。现在，有了一道给他壮胆的上谕，估计他也能够为阻截西摩尔军进入北京尽点力了。

然而，就在命令裕禄武力阻截西摩尔军的同时，慈禧又调山海关的武卫军左军前来“剿匪”——“近来畿辅一带拳匪滋事，扰及京城地面……著宋庆督饬马玉崑（宋庆年纪太大了）克日带队驰赴近京一带，沿途实力剿捕，仍以严拿首犯解散胁从为要义！”

在过去很多的书中，慈禧的这道命令是很让人看不懂的，刚刚命令武力阻截西摩尔军，又要去“剿匪”，难道慈禧是想两面受敌？或者老太太“玩弄权术，昏庸无道”，而慈禧的秘密其实从下一个举动中就可以看出来。

慈禧又同时派出总理衙门的大臣许景澄、那桐（这两位比较“亲洋”）以及刚刚从直隶出差回京的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等，分头前往各国公使馆，希望能够劝说和请求他们令西摩尔“退兵”——很显然，西摩尔军是公使叫来的，能退兵的也是公使。

这就是慈禧的秘密，她虽然责成裕禄等人，做好了“武力抗洋”的准备，但对于慈禧来说，这是万不得已时才能进行的，是被逼上梁山的。裕禄的“动武”也只是万不得已的情况，在慈禧内心的最深处，她还是不希望与洋人动武，她在尽最后一丝努力避免与洋人开战，抓住最后一丝避战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