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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义和拳进京前的疯狂（第1页）

义和团运动背后的四大利益集团

好吧，在讲述直隶的情况之前，让我们先来趁热总结一下义和团运动涉及的朝廷几大利益集团。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堪称历史上最复杂的事件之一，正是因为它牵涉了太多的利益团体，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利益集团先掰扯清楚，那一定会比较晕的。

一、满党的核心代表端王集团——对义和团的“主抚派”。他们仇恨洋人，实际上是仇恨一切有碍于他们夺权行动的人。

二、汉党的核心代表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地区总督——对义和团的“主剿派”。因为利益和观念，他们仇恨义和团，比较亲近洋人。奕劻和荣禄也是这条船上的人，但他们又是满人。

三、洋人——对义和团绝对的“主剿派”。他们亲近利益，仇恨妨碍他们获得利益的人，并且会想方设法扩大在大清的利益。

四、慈禧——根据形势需要的“主剿派”或者“主抚派”。她亲近权力，仇恨一切妨碍她掌控皇权的人，以及对她的权力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人，不惜任何代价保住她的权力。

毫无疑问，慈禧是这些派别的矛盾中心，她掌控着大清的最高权力，端王集团要让她带着大清这艘船“向后转”，但慈禧担心的是一旦“向后转”，就不得不“废立”。而汉党和洋人最担心的就是慈禧带着大清“向后转”，他们要让慈禧“向前走”，但慈禧担心的是一旦“向前走”，就不得不走向“归政”。于是对于慈禧来说，她最希望的既不是“向后转”，也不是“向前走”，既不倒向端王集团，也不倒向汉党和洋人，维持现状最好。

这已经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慈禧要巩固自己的临朝训政，不得不重用端王集团，因为重用端王集团，洋人为了防备他们最担心的大清“向后转”（有损他们的利益）而不得不向朝廷施压。一旦向朝廷施压，又对慈禧的权力安全构成威胁——这个威胁既是洋人作为“侵略者”对大清朝的威胁，更是慈禧最担心的洋人是否会扶植光绪作为他们的代言人，从而迫使慈禧“归政”。为了抵抗这份威胁，慈禧又不得不回过头去重用端王集团（搭上义和团），一搭上义和团，洋人的步步紧逼又会更紧……环环相扣啊！

恍如新版的“三国演义”，对于这四大派的任何一派来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权力和算计。正如16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上演过“联孙抗曹”，也上演过“联曹灭孙”一样，处于漩涡中心的慈禧既可以稳住洋人和汉党去打压端王集团和团民，也可以联合端王集团和团民去抗击洋人。而导致慈禧做出决定的只有四个字——权力安全。

这就是慈禧。她是这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却又称得上这个王朝最可怜的人；她拥有最高的权力，却差不多只有最差的权力安全感；她有很多的帮手，却常常形同孤家寡人；她有最严格的安保，却往往危机四伏；她似乎有最高级的生活享受，却也是多面夹击的矛盾中心；她理应为大清国的繁荣富强出谋划策，却永远只能为了权力这一己之私欲。

来吧，从大清最高统治者开始，大家都来玩个火吧！

直隶义和拳：无统一领袖的组织

现在我们要来介绍一下直隶义和拳的组织模式——我们又称呼回了“义和拳”而不是“义和团”。虽然在端王集团的眼里他们是“团”，但在官方公开层面上，义和拳还是非法的，还是“拳”而不是“团”，还是一个不被朝廷承认的地下组织，为了说清楚它的发展过程，我们又不得不改“团”为“拳”了。

在乡村中最基层的组织叫作“拳场”（或称“拳厂”）——简称“场”。在某村开一个拳场就叫“设场”，后来拳民进入北京，大概是为了适应皇家气息，“场”改称为“坛”，“设场”就叫“开坛”，反正北京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不在乎再多出另外一些“坛”——我们就先采用这个称呼。

开坛是比较简单的，定好日期后，先在具有地方特色的媒体——唱戏或者庙会上进行宣传造势，只等黄道吉日一到，就要正式开坛了。

那天，就会从已经开坛的乡村请来一位“大师兄”，传授一番“降神附体”的仪式和相关的拳法套路，再从本村物色两位武功高、威望高的人分别当“大师兄”“二师兄”（有的坛还另设管事的，分别叫“大先生”“二先生”），其他成员都以“师兄”相称，“啊，师兄，久仰久仰”“啊，师兄，幸会幸会”。就这样，“开坛”就完成了。一般是一村一坛，大一点的村还有分坛。各坛的上级单位是“总坛”，总坛的上级单位呢？不好意思，这个真没有。总坛只有兄弟单位——另外一个总坛。各总坛在级别上是平行的，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可以相互联络帮忙，但互不隶属。

也就是说，义和拳是在很多个“大师兄”带领下独立发展的，它并不具备形成自己统一领袖的条件，没有统一领袖，这会使得义和拳在整体的凝聚力上大打折扣，可以一夜之间成规模，也可以一夜之间解散，而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这个组织“多地开花”和“成片发展”。

某个村开坛了有什么用呢？那就说明这个村有人力、有实力进行“反教灭洋”了，平时这些活动就是以坛为单位进行的，一个坛的实力毕竟是比较小的，如果需要其他坛来支援，怎么办呢？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向兄弟单位的坛发个帖——说帖，邀请他们某月某日过来帮忙打架；另外一种是在集市、交通要道等地张贴“小广告”——揭帖，告诉其他坛的人某月某日将在某地“反教灭洋”，请弟兄们相互转告，自带武器、自备粮草、前来助战。

粮草是自备的，这次你帮我坛的忙，下次就是我帮你坛的忙，互帮互助，所以对被邀请来的人是不用管饭的。大家聚在一起后共同推举一位人群里威望最高的“大师兄”做临时领导人。在他的指挥下，统一管理、集体食宿，一等任务完成，就各回各村、各回各坛，直到下一次行动。

如果任务完成前粮食吃完了怎么办呢？有办法。

这就是向周边的富户要求“捐赠”（“吃大户”），“大师兄”写个条子，指明某家某户应出粮食多少斤，拳民们拿着这张条子去要求这户人家交粮（不交不行），这样缺粮的问题就解决了。

好吧，除了没有统一领袖，直隶义和拳已经是一个比较完备的组织了。它的行动纲领是明确的——扶清灭洋。组织模式是明确的——坛。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络方式是明确的——说帖和揭帖。就连“解决运作资金”的模式也是明确的——自备粮草和吃大户。一个完备的组织，它是最有可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的，这件事情很快就来了。

裕禄火上浇油式的“救火”

直隶涞水县高洛村，这里距离京城还不到250里地，1899年过年期间，村里请来了戏台班子唱戏。这本来是一年一度的传统习俗，不过是搭戏台子的地方，可能正好对着一个教民家的门口。唱戏开始时，又按照习俗，把庙里的神请来“听戏”。正是这个举动，当时让村子里的教民很不爽。

教民们认为把这些“异教神”搬到他们门前是对上帝的冒犯，于是他们冲过去踢翻神台，辱骂神像，并把戏台给拆了。

看到这一幕的村民和村长很愤怒，教民入教后就再也不服村长管，村里组织各种唱戏和庙会，各家各户是要分摊交钱的，而教民就是不交，平日里教民和村民也很少来往，俨然就是独立的集体。现在，他们竟然辱骂神像，这还得了！

虽然他们知道教民并不好惹，但愤怒的村民还是聚集在一起，在村长的带领下洗劫了村里的教堂。

事情很快上传，保定主教亲自向官府“打听此事”，涞水县衙只想尽快息事宁人。他们的判决很简单：村民赔偿教堂的损失，摆酒席宴请教民和神父，村长磕头道歉。

暂时吃了亏的村民和村长选择了在未来报仇。

一年以后（1900年），他们复仇的机会来了。义和拳组织在直隶到处开花，高洛村村民闻风而动，他们请来了“大师兄”在村里“开坛”，大家又可以不怕教民了。

而村子里出现了“坛”，教堂方面自然不爽，教会又对县衙施加压力，涞水县令祝芾亲自带队前来禁坛，但是这一次，连他都被扣押了起来。最后在士绅们磕头请求下，拳民才把祝芾放走，而等祝芾走了以后，更大更疯狂的暴动开始了！

当晚，大量拳民一起给教堂放了一把火，教堂被烧得只剩残砖断瓦，然后村里约75间教民房屋被烧为灰烬，30多位教民被杀死，其余惊恐万分的教民全部逃出了高洛村！

事件迅速层层上报，到达直隶总督裕禄的案头。

现在我们要来简单介绍一下裕禄，此人正是我们在甲午战争中已经熟悉的一个人——原盛京将军。裕禄是正白旗人，父亲为原湖北巡抚崇纶，作为八旗子弟，裕禄年轻时和当年的刚毅同志一样，在刑部做了一个笔帖式，家里有一个做巡抚的老爸，然后很快青云直上，30岁时已出任副部级高官（从二品）——安徽巡抚。后又调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一直是大清最年轻的高官之一。

裕禄同志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我们熟悉了，生怕担当一点责任、保住顶戴要紧，庸碌无为和渎职是裕禄最大的特色。不过由于他是满人，在李鸿章丢掉直隶总督之位后，慈禧正是用人之际，就“用上”了这位能力、资历都一般的裕禄，让他成为了疆臣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