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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部分（第1页）

人一走、茶就凉的态度（他当然不知道秦时竹早知道他还有回奉天的那一天）。

“你来得正好，眼下有个棘手的事需要你出面协调一下。”

“不知大人有何吩咐？”

“听说新洮铁路公司成立了保路同志会，眼下闹得很凶，我知道你家也有股份，是不是可以出面去说服劝解，让他们散了如何？”

“哎呀，这个可难办了。”秦时竹面露难色。心想，这就是我暗地授意让他们组织起来，怎么会听你一说就让他们解散呢？“不过，我可以出面让他们节制一下影响，不要太过火了。”

“那先就这样吧。”赵尔巽也是叹了口气，“朝廷王法，朝令夕改，“干路国有”着实难以服众，从情理来说也实在怨不得这些绅商。”他是个明事理的人，不会看不出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大人英明，高堂之上，俱是尸位素餐之人，要是大人掌得中枢，哪会如此不可收拾……”秦时竹趁机灌迷魂汤。

与赵尔巽怀柔的手段不同，他那当四川总督的弟弟赵尔丰可没有这么好脾气，他曾任川滇边务大臣，以滥杀著称，人称“赵屠夫”，赵尔巽空了四川总督的位置后，他便被推荐成为署理总督。但由于种种事故，7月下旬才出发，到了雅州，又遇到河水泛滥，耽搁了几天，等他赶到成都的时候，已经是8月2日了。四川的保路运动早已轰轰烈烈的闹了起来，8月5日，召开了特别股东会，提出了《遵先朝谕旨，四川川汉路仍归商办意见书》，要求1、质问邮传部（特别是质问盛宣怀的卖国行为）；2、吁恳代奏；3、提回存款。赵尔丰本人新来不久，提不出道道来，大发雷霆过后，事情就僵持在那里，和他唱对台戏的是谘议局的正副议长蒲殿俊和罗纶。

在北京的盛宣怀和端方没有感受到压力，反而密谋策划强收川汉路权，他们商议的结果自然就是一是收买，二是惩办。8月19日，清廷下旨：钦派李稷勋（原邮传部左参议）总宜工，并饬川督将所有川款查明，实力奉行（意思就是说我要动手啦！）。接到这个上谕，连赵尔丰如此精明强悍也不敢公开发布，只敢跟几个立宪派首脑商议，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发表，否则众必大怒”。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宜昌方面得到了消息，8月24日，成都也得到了消息。特别股东会放弃了原有的休息日，召开紧急会议，会场上一片哭、喊、叫、骂、捶胸、顿足之声，秩序大乱。街头出现传单“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不缴纳”。更妙的是，立宪派想了个绝招，为了动员更多群众，在主要街道中心扎了“皇位台”，供起了光绪皇帝的牌位，上写“庶政公诸舆论，川路仍归商办”，要求在灵位面前“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这么一来，赵尔丰连镇压的借口都找不到，只能连连告急，同时封锁消息。

北京城里的内阁是有矛盾的，度支部载泽、邮传部盛宣怀以及端方等是力主强硬镇压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认为载泽有觊觎自己总理地位的野心，唱起了反调，站在两派中间的摄政王载沣一时也拿不定主意（这家伙除了拿袁世凯开刀时还有一点果断外，从来没干过爽爽快快的事）。成都的赵尔丰面对全省罢市怒潮，焦躁不安又束手无策。更要命的是，中央的分歧也反映在地方上，成都将军玉崑是奕劻亲信，自然也跟着反对载泽、盛宣怀，牵制着赵尔丰（说明咱们老祖宗的山头主义确实学得很溜）。

从8月30日到9月5日这几天中，以盛宣怀、端方为代表的极端反动势力和为破约保路的四川人民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接近短兵相接的阶段。赵尔丰夹在两者之间，两头受气，内阁斥责他“庸懦无能”不能“严行镇压”，准备派重臣入川查办他，并“治赵尔丰应得处分”，而股东会表态不纳正粮，不纳捐输、不买卖田房、不认外债分厘，除由谘议局向资政院呈送外通电全国，也让他狼狈不堪。其实四川民众对于赵尔丰倒无多少恶感，并且计划在取得某种条件后，相机取消罢市。然而，赵尔丰已经接连受到申饬，感到了自己地位的危险，不想再“为民请命”了，而准备镇压，特别是得到清廷派端方带兵查办的消息后，走出了最后的错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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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节　动员

不妨将目光投向另一个战场，天津股市最大的看点就是开平和开滦的煤价大战，“干路国有”政策出台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这两者之间的交锋上升到了民族矛盾的高度，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实业界，都成了开滦的坚强后盾，街头巷尾每日的谈资也增添了新的话题，买报的报童如果想要卖得好一点，只需喊一声：“卖报、卖报！昨日开平股价继续下跌！”立马就有不少人掏钱来买，仿佛这个事件已经不是纯粹的经济利益而是民族感情的问题。有时候，你也不得不欣赏中国人这种朴实的情感，非理性思考的结果可能会更有益，因为现实往往要和我们开玩笑。

在这种鼓动、怂恿的气氛中，周羽宣布开滦再增资100万，同时将价格降到1元一吨，开平不敢再削价了，只好采取减产、降低工资、裁员的手段来减少损失。从管理的角度来看，这无可厚非，但由于在里面工作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这种把损失往他人身上转嫁的做法只能激起更大的愤怒，往往是你想裁三分之一，结果能留下三分之一就不错了。走的人当然不愁去处，往北走30里，就是开滦的地盘，郭文是来者不拒，一概安置在煤矿中。到了6月，开平和开滦的产量从3：2变成了2：3，而且这个差距日益扩大，他们两的股价倒是迅速接近，等月底红字一片的财务报表出来后，开平股价已经落在了55元的低位了。

收购的时机已趋成熟，周羽大笔一挥，400万迅速到位，整个股市上所有的优先股（共4万股，享有红利优先分配权，但没有投票权的股票）全部搜罗帐下，再外加32000股普通股。这个杀伤力是惊人的，一方面奉天的私银号又倒了5家（海燕改变了操作手法，她估计到时候货币会贬值，舍不得将德华银行里的马克兑换出来，光动用银号里的存款了），另一方面张嘉璈（在《奉天日报》负责外电评论，曾经在日本攻读银行学，懂日、英两门外语，周羽特地要求的）代表辽阳集团进入了开平的董事会，他的第一次发言就是：“辽阳集团现在手里有三个煤矿（开滦、阜新外加有三成多股份的开平）。依我看，是太多了，这样吧，先倒掉一个再说，由开平来做这个牺牲比较合适！”，英国方面的董事闻言昏了过去。

七月，英国人终于顶不住了，拱手让出了控股权，辽阳集团到此时拥有60％的普通股和全部的优先股，英国人以为这下对方该满意了，因为自从价格战开始以来，亏空近300万，股价跌去了8成，张嘉璈也请示，是不是可以停手了？因为辽阳集团本年度将要承受500万损失（包括在开滦的部分）。周羽咬咬牙，告知全部收购，独家控股，并且同意可以采用自杀战术。张嘉璈根本不能理解这个行为，只是受雇于人，需要听从资本力量，向英国方面提出了以现价收购的要求。英国人试图负隅顽抗，但等听到张嘉璈威胁说他将以大股东的要求将煤价降低到元一吨时，高傲的不列颠人完全崩溃了，认为他如果不是疯子也一定是个魔鬼。八月底，双方达成了协议，辽阳公司以230万收购剩余的4万股，同时承担开滦一切债务和亏损。

9月3日，天津股市欢声雷动，开平和开滦宣布合并，组成新的开滦煤矿（果然如张嘉璈所说牺牲掉开平），为方便换发新的股票，股市停牌5日。重组后的开滦煤矿共有25万股，辽阳集团拥有其中23万股，周学熙拥有1万股，还有约1万股优先股掌握在其他散户手里。公司董事长由沈麒昌担任，郭文任董事长代表，周学熙任总经理，刘鸿生为副经理，张嘉璈为财务总监。为了整个收购，辽阳集团付出了近1300万的代价，同时还要承担500多万的亏损，完全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消耗战，周羽接到报表后整个人愣在那里。不过从9月中旬起，除现有的合同外，煤价可以上调至正常价格水平，对在价格战中支持辽阳集团的企业，给以为期半年的10％折扣。

合并后，开滦的年产量约为260万吨，略小于未合并前两矿的总和（同期阜新为140万吨），英方的中、高管理人员一律予以辞退，技术人员可以自愿决定去留，人员缺口部分由阜新煤矿予以支持，原有矿工全部留用，包括已经裁退回家的，只要愿意，还可以再回来上班，整个公司一扫阴霾，表现出了可喜的前景。最最重要和关键的是辽阳公司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秦皇岛港口和一支总吨位为8000的运输船队，这是整个行动最大的理由也是最让人欣慰之处。

在奉天，随着赵尔巽的回归，六月，在德国考察多时的蒋方震也回国了，照样担任他的督练公所监督（现在关外新军势力胜过旧军，他再也不用怕马龙潭来找他拼命了）。七月，郭松龄从陆军大学堂毕业，回到秦时竹的前路巡防营担任营务参赞（类似参谋长）。八月，因为涉嫌刺杀载涛的商震也被证明是无辜的，被秦时竹从河南老家请回了奉天，不过现在他不再做教官而是准备到秦时竹的警卫营做连长。

“启予啊，你终于回来啦，一年多没见，你可安好？”秦时竹热情地打招呼。

“一切都好，多亏了大人当时相救，不然现在你可能只能在坟地上看见我了。”商震也很激动。

“启予就爱开玩笑。”秦时竹问，“在家这些日子是不是看了不少书啊？”

“确实明白了不少事理，象改造政府这等事，光靠暗杀是不行的，必须在根本上有所改观。”

“所以，我们要来个制度性变革。”

“制度性变革？什么意思？看来这一年我书看得还很不够！听说大人成立了什么‘人民之友’，却是为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啊，我在火车上可是听到了不少赞誉之词！”商震一脸钦佩样。

“那你要不要也加入吧，我热烈欢迎。何谓制度性变革我以后再慢慢告诉你吧。”

“好，既是为民办事，我自然愿意出份力。不过，我还想向大人推荐个人。”

“谁？”

“原任奉天讲武堂左队队官兼教练官，现因队伍解散赋闲在家，姓彭名家珍，当年曾是我的老师，为人诚恳，有才华，亦胸怀大志。”

“彭家珍？”秦时竹想，这不是历史上刺杀良弼的那个烈士嘛！“好，既是你推荐的，必是英才，就和你一样，到我的警卫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