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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贵的收入最终来源于自然赠与：苏联的遗产如油井、天然气管道和矿井以及使俄罗斯自然财富得以销售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这些富有阶层的收入被用于购买西方奢侈品，或者是为了安全而存放于国外。俄罗斯遭受痛苦的人们被迫靠在后花园中种植蔬菜或得到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免费的或几乎免费的商品如住房、水、电力和热能等维持生计。

这种政权在20世纪90年代末日益不受欢迎，叶利钦在选举中的支持率也降到了一位数。共产党和别的反对力量在议会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但是根据1993年的宪法而建立起来的议会是没有权力的。虽然这个政权给大多数人带来了可怕的结果，但它通过定期地民主选举有全权的总统来设法维持其存在，尽管这种全民选举只不过是表面的。1996年，叶利钦通过选举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大资金支持，以及恫吓选民如果敢于选举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则会发生内战等方法，设法保住了总统位置。

1998年8月至9月，俄罗斯发生了金融风暴。当时，政府不能对其债券支付利息，卢布贬值，主要的银行倒闭。有谣言说叶利钦总统在商议辞职问题，政府可能会垮台。代之的折中方案可能是“中间派”候选人普里马科夫被任命为政府总理。由于共产党的支持，普里马科夫在1999年底短暂而谨慎地开始扭转部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俄罗斯经济开始了自1990年以来的第一次复苏。然而，当叶利钦恢复了他的神志后，于1999年5月解除了普里马科夫的职务，使俄罗斯返回到先前的新自由主义道路。

当叶利钦在1999年的支持率持续降到低谷时，这个政权再次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如果在2000年6月以前要求马上举行总统选举，如何才能保留其权力？根据宪法，叶利钦不得参与竞选。对公众意见的调查表明，主要候选人是久加诺夫和普里马科夫。不管是共产党的久加诺夫还是中间派的普里马科夫入主具有全权的总统办公室，都将威胁到寡头政治的新自由主义政权的存在。

为了抢在这种可怖的可能性发生之前行动，叶利钦任命了以前不为人知的国内情报部门的首领普京为总理。然后，在1999年新年除夕，叶利钦辞去了总统职务，任命普京为代总统。普京立刻对叶利钦及其家庭所可能犯下的任何罪行都给予了特赦，并宣布不存在对财产的再分配，以保证寡头政治家继续拥有其大量的财产。由于赋予总统像沙皇一样的巨大权力，对新闻媒体的全面控制、对选举的明显操纵，再加上对车臣共和国的“独立”发动了一场临时的受到欢迎的战争，普京得以在2000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由于普京逐步提升了虚弱的俄罗斯国力，并且在国际事务中比他的前任总统表现出更加独立的姿态，因而俄罗斯的政权开始趋向稳定。

1999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激增，依赖于石油出口的俄罗斯经济迎来了温和的复苏。然而，高石油价格不会无限期地持续。当石油价格回复到更正常的水平时，俄罗斯将可能重新开始长达十年的衰退，这次衰退将使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总值大大降低。俄罗斯人美好未来的唯一希望，在于摆脱新自由主义的策略。

大卫·科兹　弗雷德·威尔

2001年5月

英文版序言（1）

本书的作者之一大卫·科兹，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另一位弗雷德·威尔，则是一名常驻莫斯科的记者。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各自从自己的专业出发，饶有兴趣地同时目睹了在苏联所发生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那时，似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正在催生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体制。也许，由于苏联那种高压政体和僵化集中的经济的埋葬，某些真正的社会主义残余会因为俄国革命思想的激发而幸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似乎有可能成功地释放出苏联历史中好的成分，同时消除苏联体制中那些不良的方面。

事情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体制的尝试反而导致了它的解体。到戈尔巴乔夫掌权6年之后的1991年末，苏联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15个新的主权国家，建立资本主义的尝试也取代了戈尔巴乔夫革新和民主化苏联社会主义的构想。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谁也没有料到。

本书的两位作者首次会面是在1991年夏的莫斯科。我们讨论了眼前所见的苏联解体。西方媒体充斥着各种关于下层群众撼动苏联体制并群起而攻之的故事，似乎它的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突然令苏联精英们再也无力捍卫和拯救该体制。然而，这和我们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我们是从自己特殊的知识背景和经验出发，来看待苏联的解体过程的。我们发现，各种常见的解释是不真实的，也与证据不符。

大卫·科兹是一位经济学家，专门研究苏联和其他地方的经济史的制度变迁过程。该专业需要各种有关促进和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技术发展与阶级利益的相互影响、经济和政治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等方面的知识。他花了多年的工夫去研究那些使得社会经济体制得以延续以及那些造成或者渐进或者激进的变迁的各种因素。在考察1991年的苏联解体时，他发现，苏联的经济困难虽然严重，但它似乎并不能为苏联体制的迅速瓦解作出满意的解释。除了经济衰退，还有别的力量起了作用。

弗雷德·威尔是《印度时报》驻莫斯科的通讯记者，也是《加拿大新闻》和加拿大国家通讯社的特约撰稿人。在多伦多大学，他学的是俄罗斯和苏联历史，对现代化和民主化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各种观念特别感兴趣。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他曾游遍苏联和东欧各地，之后于1986年以记者的身份来到莫斯科工作。1987年，他和一位俄美混血妇女玛丽姆·莎米恩（Mariam　Shaumian）结婚。威尔在苏联四处奔波，报道改革的进展、失望和失败。他私下里结识了许多苏联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这些人大多玩世不恭。和苏联精英奋力捍卫该体制到底的传言不同，他发现，到了1991年，他们中许多人不仅不再支持改革社会主义的努力，而且乐意倒向资本主义的怀抱。

我们两人讨论了这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事件，探讨了如何才能理解它们。我们的结论是，苏联体制的瓦解，不是源于与经济崩溃一道而来的群众暴动，而是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1992年，我们决定写一本书，探讨和阐发这种对于苏联解体的不同寻常的解释。

研究工作花了几年的时间，不仅涉及苏联的终结，而且覆盖了其后的范围，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各种扭曲与转变。我们采访了许许多多的当代风云人物，包括苏联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人及其政策顾问，俄罗斯独立后各种政治派别的领袖，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新的私人企业主和工会领袖，以及一些外国（非苏联俄罗斯）专家。我们研究了苏联和俄罗斯历史，阅读了苏联、俄罗斯和外国人士作出的各种当代记述和分析。

事情总是这样，研究过程往往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原来的观点进行修改和补充。然而，我们发现，我们的中心假设得到了各种证据的支持，它较好地解释了苏联解体及其随后发展的特征，除非如此，否则事情就很难解释。我们希望，本书给出的解释能够澄清有关这些事件的种种谜团，使人们有可能从苏联经验中发现有益的启示。

我们的解释分工是协调一致的。我们两人一起拟定了本书的主要观点和写作大纲，一起筹划了研究和采访事宜。除了纯粹涉及经济发展的那几章，其他各章的组织和写作规范都是我们共同商定的。记者们往往面临着纠缠不休的截稿日期，而学者们则享有充裕的研究和写作时间。因而，与人们从一个由经济学家和记者组成的队伍中所期望看到的相反，经济学家科兹写作了各章的草稿，而威尔加上了评论和修改意见。同时，科兹在本书中还特意采用了他七访苏联俄罗斯的访谈录，虽然大部分此类记录都来自于威尔数次对苏联社会重要人物的访谈。“大卫·科兹与弗雷德·威尔”一词，正是用来传达这类有关第一作者、第二作者的专门信息的。

大卫·科兹　弗雷德·威尔

199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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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