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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在革命最低潮中成立同盟会（第1页）

孙文提出“三民主义”新的一天开始了，孙文失望地离开台北指挥部，回到日本。离开之前，他表达了对日本政府的不满：日本在八国联军中出兵最多，原以为日本在八国中也会奋力居主导地位（意指不接受“门户开放”政策，不顾其他七国，单独出兵占领厦门），那么我也会奋力崛起，与日本政府步调一致；没想到日本政府优柔寡断，坐视利益为他国所取，本人的革命事业也不得不受到挫折！孙文已经完全明白了，日本政府所谓“支持”他的革命，只是出于利益，而不是道义。革命进入了最低潮。从1901年年底到1903年下半年近两年的时间里，孙文主要居住在日本。他很孤独，但又并不孤独，他的身边还是有女人陪伴的。我们知道，18岁的孙文曾奉父母之命与卢慕贞结婚，那时候他还在香港读书；返回香港后，孙文认识了比他小7岁的教友陈粹芬，两人开始同居。此后，陈粹芬基本都在追随孙文的脚步，陪伴在孙文的身边，两人在共同生活中结下了革命情谊。1897年，经历“伦敦蒙难事件”的孙文返回日本，在横滨华侨的家中，认识了小他17岁的日本少女浅田春（时年15岁），两人相恋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1902年，浅田春去世，此时孙文又向比他小22岁的横滨高中女生大月薰提亲，得到了大月薰父母的同意。第二年，时年16岁的大月薰与孙文结为“内缘婚”（实质性婚姻，没有进行婚姻登记并举行婚礼）。在孙文与浅田春和大月薰生活的这段时间里，陈粹芬陪伴在孙文身边。在那个年代，男人三妻四妾并不违法，而且没有重婚罪，孙文并不违反传统与法律。只是孙文是基督徒，他并没有遵守基督教一夫一妻的规定。冯自由就曾怀疑孙文是否真的为基督教徒，因为他与孙文同在日本与美国时，他发现孙文除了发表革命演说外，从未去过教堂。孙文在日本有限的华侨中筹款，但是三洲田起义伤亡巨大，再加上朝廷在国内外不断对这个“匪党”组织进行反动宣传，恐吓与兴中会有关的人员要杀头或者株连九族，很多人对兴中会已经避之不及。革命已经到了一种最低潮，连成立数年的兴中会的这块牌子都必须换了。既然“革命”这两个字很好，很有高端的意义，孙文就把兴中会改称为“中华革命党”，这大概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含有“革命”两个字的组织。其实对于当时的孙文来说，叫不叫兴中会是无所谓的，只要意思能传到位、能筹到款就好，但是，孙文对兴中会原来的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却有了重大突破！孙文确定的新的十六字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几年以后，孙文会把它再次进行精炼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大主义”（后改称三民主义）。现在，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这个新的革命理论。民族主义，这是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提炼而来，它的内容就是反满。一直以来，汉人中是存在所谓“夷夏之防”的，也就是说，汉人才是正统，其他少数民族并不属于“中国人”。而几千年以来，“民”和“族”其实是很少组合在一起使用的，虽然也有“民族”一词，但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正是为了反击孙文等人的排满革命，梁启超借用日文中“民族”的近代含义，把“中华”与“民族”相连，竟然生生造出了“中华民族”一词，彻底超越了传统“夷夏之防”等狭隘民族观念和“大汉族主义”。梁启超的意思是，中国大地所有的人都属于“中华民族”，由于当时大家了解到的民族主要有五个（汉、满、蒙、回、苗），这五族都属于“中华民族”，既然大家原本就是一家人，所以只要政治革命（改革），而不要种族革命（暴力排满）。你们革命党人把所有的罪恶都推到满人身上，鼓吹只要驱逐了满人就万事大吉了，这样确实可以减少了汉人的阻力，缩小了打击面，唤起汉人对革命的支持，以至于大家都认为只要把“鞑虏”一驱除，自然就万事大吉了，但这样的共和只是汉人的共和，并不是中华民族的共和，那么你们三民主义的第一条民族主义，就是最明显地要反对共和的呀。梁启超的说法确实是与时俱进，那么孙文也与时俱进。在“民族主义”理论中，孙文很快吸收了梁启超的观点，一般不单独提排满反满了，只提反对满人中腐朽的皇帝和统治阶级，后来甚至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概念，也是对这个理论的提升。而在中华民族的敌人还有入侵的列强，孙文的民族主义并没有要赶走列强的意思，难道只是因为孙文的革命要借助列强的“帮助”才故意回避？其实在孙文看来，情况不是这样的，这就必须说清楚他的下一个主义——民权主义。民权主义，这是从“创立民国”提炼而来，孙文心目中的“民国”，就是民主共和之国。参照他比较熟悉的美国模式，废除世袭的君主，由人民选举最高领导人和政府，实现民权。实现民权和实现民族独立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观点——人人独立，国家才能独立。如果一国之内的人民真正实现了民权，得到独立，那么离富强到废除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和赶走列强也就不远了。反之，民族主义如果不是来自于人民自身的独立性，而是来自于其寄生性，则是危险的，明治维新中的日本就是以这个理论为指导最终实现独立的。如此看来，孙文并不是反对彻底的民族主义，只是借鉴了福泽谕吉的观点，想学明治维新中的日本。接下来就要说到民生主义了，它提炼于“平均地权”，相比前面的政治革命，这是社会革命（分配财富）。大家知道，土地是任何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土地所有权问题是一国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按照孙文的设想，他主张“土地国有”。在将来“民国”成立之后，由政府把全国的土地定个价，以这个价来向地主收税，由国家以这个价格把土地从地主手中买过来。地主得到了钱，政府得到了土地，可以在土地上发展工商制造业、房地产业等等，那么土地上的这部分增值就和原来的地主没有关系了，增值部分是全体国民获利，这就是“平均地权”。可见，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理论。根据孟德斯鸠等正统的“资本主义”理论，它的核心是私有制，土地永远是私有的，私人只有把土地出卖给政府的权利，而没有义务，除非他自己想卖，政府就无法获得私人土地。这是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出发的，但也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弊病：土地被大资本家垄断，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以及工人、无产阶级与资本家的对立，反抗事件不断发生。1896年伦敦蒙难事件之后，孙文曾经在大英博物馆阅读大量的英文原版书，其中包括马克思著作。孙文还有可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读到《共产党宣言》英文原版的人。孙文的“平均地权”部分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又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很不相同。无产阶级是主张用暴力手段而不是赎买把土地从地主和资本家手中夺过来变成国有，但孙文的革命恰恰需要向地主和资本家筹款，于是提出了平均地权理论。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孙文的三民主义本身并不新鲜，但他却能结合国情，他把凡是他认为有用的、值得学习的东西都统统吸收过来了，揉捏成了一个集大成的“主义”，或者说是“有中国特色”的主义。孙文也成了一个结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容合了东西方的政治家。是的，西方用枪炮把古老的中国拖入近代，但对于中国如何走向近代化，西方不会也没有能力给出答案。西方也怀疑古老的中国接受他们价值观的诚意和能力，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摸索。孙文希望用对文明饥饿般的追求，来补偿过去的落后与野蛮，他太想建立一个理想国了。对他来说，任何理论只要有用，他是来者不拒的。其实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马克思的理论，这些理论都和当时西方社会的环境有关，都有自己的“因”，理论只是一个功能性结果而已。孙文并不在乎“因”，他重视的只是“果”，为了获得结果，他可能也是“不择手段”的！

孙文加入洪门，在美国再次被捕1903年9月，在日本仍然看不到什么希望的孙文借到了路费，再次前往檀香山寻找机会。然而，檀香山的情况比日本更糟，三洲田起义之前，梁启超已经在这里挖走了兴中会大批的会员。孙文宣布了与梁启超绝交，在报纸上澄清了革命与保皇的区别，放弃兴中会的名号，重新打出“中华革命党”或者“中华革命军”的新名号，宣传那十六字宗旨，发行“建国”债券。但愿意出钱购买的人还是寥寥无几，大家仍然觉得保皇更有前景。孙文不得不注意到洪门在檀香山的堂口——致公堂。很多华侨都是其中的会员，孙文决定加入致公堂，也把兴中会并入致公堂，借洪门来发展兴中会，甚至将来有可能的话，要把整个洪门按照十六字宗旨进行改组，变成真正的武装反清机构。如此一来，洪门就会变成事实上的“兴中会”，变成革命的组织！也就是说，孙文加入洪门，并不只为保留革命这么简单，而是要“借船出海”，即使是在兴中会危如累卵的时候，孙文的格局仍然很大！在檀香山致公堂，孙文带着所剩无几的几个兴中会会员加入其中。孙文被授予了“洪棍”之职，这是一个主管纪律的高级职务，大概相当于我们常说的“护法”，至此之后，孙文就是洪门中的“大哥”了。虽然孙文是革命者，但按照洪门规矩，那也是要喝鸡血、过火刀、对天盟誓的。作为一个革命者，孙文应该要做这一套规矩的，而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也只能对上帝发誓，应该拒绝对“天”发誓，但孙文自然地完成了这一切。这大概是后来梁启超评价孙文“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一个原因。其实，梁启超哪里知道，对于孙文来说，革命才是他最大的信仰！在孙文的努力下，檀香山致公堂接受了“革命化”的改组，接受十六字纲领作为新的宗旨，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个接受革命宗旨的帮会组织，在革命派与帮会关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孙文并不满足于此，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整个美洲洪门，这就需要首先把分散在美洲各地的各个堂口进行再注册，接受革命化改组。于是孙文决定前往美国本土，第一站是旧金山。出发之前，檀香山致公堂通知了旧金山致公堂的首领黄三德去码头迎接孙文，一切看上去都不过是孙文漫长旅途中正常的一站。为了让孙文更方便地进入美国本土，檀香山致公堂还给孙文弄来了一张本地出生证明。就这样，孙文成了“美国夏威夷州人”，自然就可以自由出入美国本土了，一切看上去也都没有什么异常。然而，孙文不知道的是，旧金山海关早已接到了匿名人士的举报。孙文一抵达码头，就被海关扣留住，关进一间小木屋里接受调查。孙文立即出示了他的出生证明，并写下书面材料，表示他出生于檀香山，三四岁时才被父母带回大清，因此他是美国公民，可以自由出入美国本土。海关展开了调查，他们发现，那张出生证明在纸张、格式和签发上都是真的。根据美国法律，除非海关能够找到确凿的相反证据，否则孙文就自动成为了美国公民，无须自证清白了。但是海关又发现，早在1896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文就有从檀香山入境美国本土的记录——当时持有的是大清上海核发的旅行护照（就是请盛宣怀帮忙弄的那张）。既然持有过大清的护照，那么这张出生证明即使是真的，也说明孙文在那时已经自动放弃了美国公民身份，“加入”了大清国籍，因此，出生证明无效，美国应该拒绝孙文入境，甚至应该将他以清国公民的身份遣送回大清。危险骤然降临：一旦被遣送回国，朝廷又将对孙文千刀万剐！得到消息的黄三德立即展开了营救行动，致公堂方面花大价钱请到最好的律师，和美国政府打官司，不把孙文救出来绝不罢休。美国人其实也清楚孙文是大清“革命者”的身份，他们也并不想把这样一个人遣送回大清，这将遭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并不利于美国的“国际形象”。最后，美国商务暨劳工部执行部长发出长达三页的决议：在孙文“出生于夏威夷州”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根据法律，孙文具有美国国籍，是美国公民，可以自由出入美国本土并居住；至于孙文曾利用大清国核发的护照入境美国，那是由于他暂居清国，在当时是入境美国的唯一办法，并不能说明孙文自动放弃了美国国籍，取得了大清国籍，因此，孙文仍然可以自由出入美国国境并居住。在被禁闭17天后，孙文又重获自由了，这17天禁闭换来的是，孙文从此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美国公民”，以后不仅可以自由出入美国国境，还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声明他是“美国公民”而受到保护，躲避朝廷密探的追捕。直到1909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亲自撤销了这个裁定，认为孙文不能取得美国公民资格，孙文的“美国国籍”才被废除。一场风波过后，孙文总算有惊无险，那么，那位举报的匿名人士是谁呢？根据种种资料来看，他应该是致公堂中的保皇会会员，是故意来置孙文于死地的。事实上康有为已经对孙文十分憎恨了，在一年之后，康有为还亲自下达了暗杀孙文的密令：“此人险毒已甚，今复来此（指纽约），必专为谋我……穷我财力，必除之，如不在纽（约），则跟踪追剿，务以必除为主，皇上与我乃得安。”孙文一脱险，就投入到改组洪门的工作中，遍访北美洪门堂口。然而，这里不比檀香山，无论孙文如何努力，没有一个堂口愿意接受改组。孙文的计划失败了。在加拿大的一家华侨餐厅里，有人问孙文：“孙文，听说你要推翻大清，你有多少兵力啊？”孙文微笑地回答：“我们的军队多着呢！朝廷的军队就是我们的军队，朝廷在给我们养军队呢！”众人大笑，“大炮”的名号传得更广了。孙文也笑笑，不再理睬他们，一个人落寞地吃饭。1904年12月，孙文再次前往欧洲，改组洪门失败，他访问了马克思主义组织——第二国际，并向对方申请加入第二国际，同时，申请兴中会成为第二国际的会员单位。这是孙文为兴中会想到的另一条出路，但是申请并没有下文。然而，一个意外收获也很快到来了。在欧洲，孙文碰到了一群年轻面孔——留学生。留学生们告诉孙文，其实革命在留学生中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日俄为争夺满洲领土，又在满洲的土地上大战，朝廷却束手无策，年轻气盛的学子们早已经不满，很多人都有了反朝廷思想，革命在他们中恰恰是最好发动起来的。其实除了留学生，国内的新军也有很多人具有新思想，可以策动他们造反！孙文之前虽然也发动过留学生，但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这一群人身上。在孙文看来，学生们年轻，往往爱说空话大话，经不起现实的磨难，他们是真正的“大炮”，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且学生们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不是筹款和发展会员的理想对象。至于新军，其实广州起义时就计划过策反，但最终失败了。现在，留学生报告的这个新情况却让孙文重视起来——年轻人已经接受甚至向往革命这是大好事，事实上相对于中年人的犹疑算计、患得患失，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容易受到革命的鼓动，也更容易作出舍生取义的决定！1905年7月，孙文从欧洲重回日本。此时的他即将年满40岁，第二次绕了地球整整一圈，而革命仍然处于低潮中，兴中会名存实散。但是，在大清留学生最多的日本，革命似乎又要迎来新一轮的转机。情况正是如此，当初毕永年失踪之后，孙文曾派人四处寻访无果，孙文对此十分惋惜。毕永年是兴中会与长江流域帮会联络的桥梁，失去了毕永年，兴中会就很难再向长江流域发展。而孙文并没有想到，有一个湖南籍的留日学生即将来到他的身边，他成立了一个以两湖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反清组织，他的到来，不仅将重建兴中会与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反清势力的联系，还将成为孙文接下来甚至一生中最得力的帮手和伙伴！黄克强已经横空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