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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1页）

东买西。夫妻俩琴瑟和谐，比翼双飞。

生了孩子，苏谨芬不再飞国际航班，在航空公司搞财务，挽着一丝不苟的发髻，穿着大方得体的套装，做着一个贤妻良母版的现代职业女性，也就是所谓的“五要”女人——一要做好妻子，二要做好母亲，三要做好儿媳，四要工作出人头地，而且，最大的困难在于，第五，她还要尽力使自己不致因双倍或数倍的劳累、而失去女性容貌上的光辉和娇柔，尤其当人们还习惯性地把你当一个空姐看时，你更要维持自己外在的精致形象。

难呐！

而白瑞明，跟大多男性一样，潜意识中有把繁琐的细节放在一边、留下夫妻关系中最原始的需要的倾向，因此，在行动上，往往表现得不敏感、不体贴，懒散成性，还不时唠叨什么她没有了往日小鸟依人的妩媚，让她心烦心躁，免不了要跟他吵吵闹闹。

一般的家庭，男人累一点，女人苦一点，倒也“相得益彰”，可这男人说话也不嫌闪着了舌头，你又累又苦的，公平吗？

白瑞明从一开始的逃避家庭责任，发展到后来的外出打麻将彻夜不归，接着发展到三天两头跟苏谨芬打架，再发展到跟五彩缤纷的女人打情骂俏，变化之快，如同一辆下坡时刹不住的汽车，转眼间就栽到了谷底。

他跟一个比妻子更年轻更漂亮的女同事筱勾搭上了。

一次，两人一块出差，住在僻远的乡镇招待所。一个大房隔成两间，一板之隔的孤男寡女，辗转反侧至深夜，结果还是筱熬不住了，轻敲隔板：“我这儿有只老鼠。你过来帮我好吗？”

他立马就过去“帮”她了，直“帮”得精疲力竭，至晨光灿烂。

从此，两人一发不可收拾，在10几人的办公室，筱常在纸条上写些“我要你”之类的基本汉语递过去，白瑞明也写些“我亲爱的小黄瓜”之类的鸟言鸟语回应。他一看完，就把纸条儿撕掉了，而她的问题显然严重些，不仅把纸条儿宝贝似的一一珍藏在抽屉里，回家躺在床上，还偏要夜夜呓语情人之名。

筱的丈夫非常自卑，又爱妻如命，带着疑惑和愤怒，开始了一系列侦察活动。某日午后，他眼睁睁瞧见妻子领情人进了一家出租屋，却哆嗦着没有勇气冲进去。为了弄清情敌是谁，当夜他爬窗进了妻子的办公室，打着手电像间谍寻找绝密文件一样，当翻出那把“我亲爱的小黄瓜”时，他甚至有一种成就感。他终于找到了阴暗心理的契机，这是他离婚事业很坚实的一部分。

第二天，筱和白瑞明偷情之事，在单位上被闹得天翻地覆。筱当即被丈夫一脚端出了家门，外加一只破皮箱。白瑞明在筱的逼迫下，不得已向妻子提出分手。

苏谨芬震惊不已，难言悲愁。她全力维系的这个家，眼看就要四分五裂，她如何轻言放弃了事？她的一个朋友，现身说法，也口口声声劝她宽恕白瑞明，他暂时是一只“迷途的羔羊”罢了，而女人，归根结底，却是“婚姻的囚徒”，认命吧。

数年前，苏谨芬的这个朋友，曾勇敢地因为性问题跟丈夫离异，可是再婚传了“龙种”之后，婚姻又步入死亡怪圈。

这一回，她不仅找不到当年勇敢的影子，连站立的力气也没有了。男方建议和平分手，遭到她泪雨倾盆式的拒绝。于是这位一度潇洒的“女权战士”，成了死亡婚姻的俘虏，自选的永久囚徒。

苏谨芬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拒绝离婚；白瑞明也很清楚，苏谨芬这样的妻子打灯笼也难找，于是真真假假地拖着。筱哪肯善罢甘休？于是在领导面前闹，来白瑞明家里吵，用砖头砸窗玻璃，威胁苏谨芬：“你死皮赖脸的，看我怎么收拾你！”

此外，还公然堵在她上下班的必经路口，骂尽难听的话，甚至还有大打出手之势。

苏谨芬忍无可忍，向法院递交了一份状告“第三者”破坏他人家庭、并名誉侵权的民事诉状。然而，法院不予受理，因为现行《婚姻法》中没有此类法律依据。

那就离婚吧，法院总可以受理了是不是。

因女儿不满3岁，法庭判给苏谨芬，所住房子自然也归女方带孩子拥有。白瑞明毫无怨言，那房子本来就是苏谨芬买的，当他拎着自己的东西出门时，回头一望，有点惆怅，手心即被前妻塞过一点东西。一看，是一张存折，1万元。

“我不要。”他说。

她笑了那么一笑，把门关上了。

白瑞明跟筱并未结婚，只是同居，或者不如说是试婚。这是筱提出来的，她紧逼白瑞明离婚，很大程度上是找一种心理平衡和情绪发泄，真要她嫁给他，由红杏出墙的浪漫型转为婚姻实惠型，她骨子里还很不愿意呢，因为他穷。

他们的试婚，除了“老鼠之夜”还剩下一点悉悉卒卒的温情和生理上的充足理由，似乎并没有什么允诺的意义，两人之间的关系好比微调，调不好就拉倒。

男女之间，为色易为爱难。

不到两个月，筱就被来自汕头的某五旬富商，以香车席卷而去，留给白瑞明的连一丝浮尘也没有。

玩了一把，输了个精光，白瑞明自然又想到前妻的种种好处；而苏谨芬，离婚时尽管表现得很平静，但内心有极深的挫折感。缘于孩子这条纽带，彼此仍不时见面，两人外表上的变化也颇有意思——苏谨芬特别注意精心修饰自己了，穿上从前做空姐时也不曾穿过的新潮衣裙，又剪短了头发，看起来更亮丽活泼。这样做是为了向前夫传达一种含义：瞧。我生活得很不错。我是不是很有魅力？你放弃我是不是很可惜？

与她恰成对照的是白瑞明的颓废，从前的整洁荡然无存，一身皱巴巴的穿着，一副皱巴巴的心态，无疑在传达着这样的信息：瞧。我错了，真是自讨苦吃。我感到内疚。难道你一点也不同情我吗？莫非你没有一点责任？

夫妻间的恩怨纠葛恐怕是天底下最复杂、旁人最难弄得清的东西，即使离婚了，这些恩怨纠葛还会在无形中持续下来。苏谨芬自省还是放不下白瑞明，否则，你不会刻意为他打扮自己，这表明你还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你还没有真正开始自己的生活。

生活总是幸福和痛苦互相纠缠。尤其是苏谨芬这样的离婚女人，经济虽能独立，但要承受相当大的自我逼窄的心理压力——她总想追求一个完整的、原来的家，应了一句话：女人的一半是男人。

再说，冲进过围城的男女，往往就难再坦然地在围城外生活。

不久，苏谨芬便跟白瑞明复了婚，不管别人如何提醒，复婚比第一次结婚更要慎重，结婚——离婚——复婚，并不是红本——蓝本——红本的简单更换；也不管别人如何针对她的为了孩子这条理由进行的反驳——维持破碎实质上是在扩大废墟的范围。大人的虚伪通常是会传染给孩子幼小的心灵的。在不正常婚姻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不可避免地提早接触到双重的价值标准，双重的人格特征。

“我敢说，你还会离婚的。你是在跟一架风车作战。”忠告者说。

苏谨芬坚决一笑，不信。

还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告诉了白瑞明。后者也一笑，良久，心不在焉地骂了一句：“我操！”

时值官场班子大调整，白瑞明四处活动，离开了市委机关，在某炙手可热的职能部门谋得科长一职，喜不自胜对苏谨芬说：“我终于也有了一个小小的码头，船靠岸不太难了吧。”

苏谨芬不大听得懂他话里的意思，只说了一句：“你别太得意。”

直到有一天，白瑞明开回一辆暂新的“皇冠”，才让苏谨芬察觉不对，他当科长不足8个月，哪来这么多钱购车？

“男人的事，一个女人他妈问这问那干什么？”白瑞明跷着二郎腿，一颤一颤地抽烟，“你以为老子还是那个坐机关的穷公务员呀？没长进。”

她并不计较他的鄙俗，递给他一杯茶，小心翼翼说：“你注意点儿。我可不希望你的钱不干不净……”她的话还没说完，他一巴掌扫掉茶杯，气冲冲走了，两天两夜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