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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第二章　耶稣会挺进中国（8）

米勒出生于格瑞芬哈根（Greifenhagen），先在格拉夫瓦尔德（Greifswald）及罗斯铎克（Rostock）学习路德派神学理论及东方语言。他原是以神学和语言学立身的。他的神学才能我们无从判定，但在语言学方面，确有异常禀赋。除了自己的母语及拉丁语外，他精通*语，通晓土耳其语、波斯语、叙利亚语，并略通古代西亚的通用语阿拉米亚语（Aramaic）、巴勒斯坦地区的撒玛利亚语（Samaritan）、古埃及的科普特语（Coptic）、亚美尼亚语、俄语、匈牙利语及现代希腊语。他在莱顿（Leiden）继续其学业时，首度接触到了中文，对象形文字的迷恋，因此而愈发强烈了。

1667年，米勒三十七岁时，当时柏林公国的统治者斐特烈威廉（Friedrick　Wilhelm）听到他的名声，便请他去担任著名的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教长，同时负责管理自己图书馆中的东方图书。斐特烈威廉史上称“大选帝侯”（The　Great　Elector），有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要将柏林建成一座健全而完美的城市。他对米勒期冀甚殷，交待了许多任务，其中一项，是让他遍查馆藏的中国古籍，看在基督过世那天，中国有无日蚀的记载。估计米勒是一无所获，因为并无记录显示他查到了相关的记载。

在柏林期间，米勒笔耕不辍，叠有著作问世，包括其名著《中国帝王录》（Basilicon　Sinese；　Berlin；　1674）、《中华帝国观察》等，并编撰了米勒版的《马可·波罗游记》。名震当时的荷兰语言学家维特森（Nicolaes　Witsen）在其著作中，便曾大量引用米勒的研究。与此同时，因维特森常去东方旅行，斐特烈威廉便假他之手，大量收罗中文书籍。此外，当时巴达维亚的有钱名医克莱耶（Andreas　Cleyer；　1634～1698）也贡献出许多中文书籍，终于使斐特烈威廉图书馆的中文藏书，达到当时全欧最多，也使米勒的研究，有丰富资料作底。

其实，米勒除*语外，对其他东方语言充其量是半通，却倾注了毕生心血。他对汉语等象形文字尤其执著，以致有走火入魔之嫌。1667年11月，即他到达柏林的当年，他便发表文章，声称自己找到了“中文之钥”（Cl*is　Sinica）。任何人根据这把“钥匙”，便可轻松读懂汉语，以至德国大学者莱布尼茨（Georg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读到后，也为之心动，连续写信向他求教。“中文之钥”的发明，使米勒在欧洲名声大震，也从此被讥为“骗子”，一直困扰他的余生。当时，欧洲已经历了地理大发现时代，无数传教士、商人、军人和探险家循海路到过中国，许多人经长期浸淫，中文根底深厚，尤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为最。他们遍读经史子集，能以中文著书立说，阐明科学及宗教问题。而晚于他们数十年的米勒，终其一生都未曾踏足中国半步。他的一点中文知识，全靠闭门摸索自学，却大张旗鼓发明“中文之钥”，遭有识者诟病，不足为奇。

1685年，米勒因与斐氏存有神学理论分歧，离开了柏林公国。他被责为异端，到处遭受冷眼。而他有关“中文之钥”的著作，也无人愿意资助出版。他的晚年内心充满怨毒，死前，将手稿付之一炬。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中华帝国观察》（Andreas　Müellerus；　Hebdomas　Observationum　de　rebus　Sinicis。　Coloniae　Brandenburgicae　&　Berlin：　Georgl　Schultzl　&　Rungiana；1674）

本书是米勒的文集，拉丁文，上下两册合一，1674年于柏林出版第一版。米勒的研究并无新意，基本上是翻炒前人成果。书中内容包括中国的编年史、《圣经》中有关中国的描述、其后的文学作品中有关中国的描述、门多萨著作中的中国历代帝王列表、有关人参及其他植物的记录、马可·波罗在中国的经过、耶稣会的中文圣歌（含乐谱及拉丁文翻译）、有关景教碑的评注等。

市场实例

本书展示的一册《中华帝国观察》，目前在美国华盛顿州一家古旧书店出售，标价2，750美元。该书为1674年柏林第一版，八开本，精装，品相完好，封面为大理石纹硬纸板。

第三章　中英首次官方接触（1）

马戛尔尼之行与涉华著作的大丰收

十八世纪末，英国与中国已有一定数量的贸易往来，但局限在广州一地，又受中国官府严格限制，历经摩擦，难成气候。英帝国当时为西方第一强国，如日中天，以工商业为立国之本，对国际贸易依赖极强，迫切需要扩大对华贸易，形成新市场和原料来源地。但中国官府视英商为患，一贯限制，终于使英国忍无可忍。英方认为，英国商人无法在中国打开局面，是因为中国皇帝偏听地方官员一面之词，至少是不悉实情，才导致英商处处遭为难。为打破这种僵局，英王乔治三世的政府决定，趁乾隆皇帝寿辰之际，以祝寿为名，派出使团，直接向中国皇帝面陈实情，并同清政府谈判，以改善两国贸易，进而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于是便有了马戛尔尼勋爵率团出使中国的壮举。

该使团以马戛尔尼为大使（Embassidor），斯当东为公使（Minister），中国一般称其为正使与副使。马戛尔尼（1737…1806）出生于爱尔兰，毕业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1764年，他任遣俄罗斯特使，驻彼得堡三年，回国后任议员。1769年，他回到爱尔兰，任首席行政长官，离任时，被授予爵士头衔。1775年，他任加勒比海群岛总督，1776年，他被爱尔兰贵族院封为爱尔兰男爵。1780年，任孟加拉总督。后来，他对印度总督一职拒而不受，于1786年返英。1792年，他被爱尔兰贵族院封为爱尔兰伯爵，同年被委派大英帝国首任赴华使节。1795年，他被英国贵族院封为英国男爵；1796年，任好望角总督，直至因病于1798年辞职。他于1806年病死英国。

马戛尔尼赴华使团的阵容庞大无比，包括了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士兵、仆役和水手，近七百人。一团人分乘五艘大船，浩浩荡荡，经过十个月航行，于1739年7月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

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一事，已成世界历史的热门话题，国内外著述浩繁，不复赘述。本书探讨的对象，只是当前市面留存的随团人员著作的珍本。马戛尔尼的使团里人才济济，因此著作甚丰，其中有使团副使斯当东所著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正使跟班安尼尔斯·安德逊的《英使来华记》（经记者孔博整理）、卫兵霍姆斯的日记、随团画师亚历山大的日记、斯当东家庭教师赫托南的日记。时隔许久后，又出版了随团天文学家丁维提所著的纪实及正使秘书约翰·巴罗的《中国旅行记》。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前，西方对中华的描写太富理想主义色彩，大多是不切实际的美言。至今仍有中国人引用当时西方的虚幻辞藻，来证明中国之发达。而使团的全面考察，将这层虚幻面纱无情捅破了。

使团成员的著作中，安德逊的《英使来华记》算是最“亲华”的一本。它的代笔者孔博为迎合读者，挖空心思描绘一幅中国美景。但笔端触及目睹的事实时，仍暴露了乾隆“盛世”的真相。比如，书中写道，英国人因船上的肉已发臭，便扔进海里，没想却被中国人捞了起来，吃的津津有味，可见中国物质之贫乏。另一处援引一位英国人的评论说，中国人“对陈规陋习顶礼膜拜”，“对机械工艺一无所知”，使得“造船技术不发达”。书中还写到中国兵士以鞭子开道，中国人做饭环境肮脏，见到外国人便哄堂大笑，所有这些，都令人极反感。

赫托南（Huettner；　J。　C。）的书，则揭露中国人全然不懂制革技术，不会远洋航行，游船缺乏“舒适设备”，建筑虽然远看富丽堂皇，近看却粗糙不堪，镀金不匀。

第三章　中英首次官方接触（2）

至于卫兵霍姆斯（Samuel　Holmes）的日记，则更直截了当。他写到，中国民众见英舰鸣放臼炮时，吓得魂飞魄散，不禁怀疑中国到底是不是火药的发明国。他还写到，中国人虽然恭敬有加，却限制访客的自由，不让你在城里走出一步。中国人难以想象的多疑，又非常之无知，“中国人无法相信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别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