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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1650年，卫匡国被推为司库，应诏赴罗马教廷公干。他经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南下，1651年3月5日离华。海途中因为被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俘获，便一路随荷兰人返欧，先到德、法、英、比、挪威诸国，于1654年底始抵罗马。在罗马期间，他就中国传教时所遇到的礼仪问题，参加了教廷的辩论，最后以他的见解获胜。教廷事后颁敕令称，中国教徒的敬天祭祖尊孔等礼仪，只要无碍于天主教的传播均可照旧讲行。卫匡国在罗马完成教务后，1657年再次赴华，曾觐见清顺治帝。他返杭州传教，得总督佟国器支持，在杭州新建了一所教堂，于1661年竣工，其宏伟壮丽的程度，为当时中国教堂之冠。同年，卫匡国不幸感染伤寒，于6月6日病逝于杭州，享年47岁。

卫匡国死后葬于老东岳大方井南天主教墓地。十八年后的1678年，因大方井墓地潮湿，教会遂将教士们的遗体择地另葬。及至打开卫匡国的棺木，赫然发现他衣冠如旧，遗体只缺了一个耳朵，其余完好无损。教徒们将他的遗体移往新墓地的小教堂，奉为圣物，“年中屡有人为之剪发修指甲，盥面整容，卧于木椅上，置于上层堂角，作共同祈祷状者。”对这一奇象，殷铎泽、柏应理、白晋等人均有描述。直到1877年，因尸体的腐烂加剧，教会才将其敛葬于墓地的教堂内。

卫匡国只活了短短四十七年，而其中的十一年时光，更耗费在往来中欧的路途上。在早期耶稣会士群体里，卫匡国被视为利玛窦之后的又一学术高峰，并且是意大利汉学研究的最后一座丰碑。自他之后，欧洲汉学研究中心，便移往法国。就数量而言，他著有《中国历史概要》、《中国上古史》、《鞑靼战纪》、《中国新图》、《中国耶稣会教士纪略》、《中国文法》、《逑友篇》等书。就范围而言，他的研究覆盖了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中国语文、中国天主教传教情况等。他的著作，许多为西方研究中国的开天辟地制作，内容均广博深入，极受学界推崇。

《鞑靼战纪》拉丁文第一版

（Martino；　Martin。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Antwerp；　Pantiniana；1654）

《鞑靼战纪》是记述中国明清鼎革的重要历史文献。它从1616年满洲人（鞑靼人）进占开原城写起，至1651年清摄政王多尔衮逝世及卫匡国离华止。此后至1654年间发生的事，因卫匡国已人在欧洲，便以征引中国来函的方式，收于附录。

《鞑靼战纪》是反映明清嬗替之际最原始的记载之一。它取材于卫匡国的亲身见闻、友人书信及官私记载，感受真切。因作者身份特殊，该书得以置身明万历后的党争之外，超越夷汉之分，无惧清初文字狱，而保持客观态度。虽然卫匡国同情的是明朝君臣的命运，但他对满洲八旗兵的军事动员制度和摄政王多尔衮的文治武功，评价积极；虽然对流民起义态度敌视，但对于明朝官军掘开黄河大堤，导致三十万生灵涂炭一事，照样揭发。

第二章　耶稣会挺进中国（7）

卫匡国认为明之灭亡，要素有三，其一为满洲的扩张战争，其二为流民起义，其三为上层党争。其中，流民起义又起了决定作用。至于李自成的失败，作者认为是进京后执行了错误的政策。李自成进京前，“在他统治的地方，免除了所有的官税，严守要温文有礼地对待老百姓。因此，所有的人都拥护爱戴这个十分美好的政权，愿意归附他的统治”。可是进入北京以后，“他下令逮捕所有的明朝官吏，很多人受酷刑致死……放手让士兵抢劫这个繁华的城市”。其后果是，“他这种可怕的残酷和暴虐，使他丢掉了国家”。

对明清鼎革之际耶稣会士及中国天主教徒的活动，《鞑靼战纪》也有详细记载。那时的耶稣会士继承了利玛窦路线，将传教重点放在统治阶级上层，收效显著。明清双方，都有传教士在其中活动。后来反清的各支队伍中，也都有入教或亲教的文人学士参加，其中一些，更成为南明政权的决策人物。

据书中的记载，可以看到万历年间教难时传教士的动向及心态；可以读到明朝向澳门购置火炮而使传教合法化；可以了解因清军优待传教士，使传教士计划借清朝上层力量，大力发展天主教。书中还真切描绘了各地传教士在战乱中的遭遇，比如，开封传教士誓与被洪水淹没的教徒同归于尽；福建建宁传教士侥幸在战火中逃生；西安两个传教士受到李自成义军的善待；南昌两个修士死于清军进攻。对于曾德昭的命运，书中也专门提及，写他在清军营中九死一生。同样，在四川传教的利类思、安文思则险些死于张献忠刀下。诸如此类的记载，让人窥出耶稣会士在中国各地是极其活跃的。

卫匡国的书，也证实了明末政坛一些要人的教徒身份，包括孙元化、霍式耜、丁魁楚、庞天寿等，并叙述了他们的经历。康熙后因实行禁教政策，凡记录传教士和入教文人事迹的著作，均被删毁，致使教徒的活动在中国史籍中难觅。于是，《鞑靼战纪》中的有关记载，便使这些重要史实，不致因中国官方的禁绝而淹没。

《鞑靼战纪》于1654年首版于安特卫普，为拉丁文版。嗣后在德国科隆（1654）、英国伦敦（1654）、意大利的罗马（1654、1655）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1655）等地出版。据统计，1654～1706年间共用九种不同的语言发行211版，在当时曾经广泛流传。

拉丁文第一版为羊皮硬面，外部尺寸12×8厘米，156页正文，附雕版印制的地图。

市场实例

拉丁文头版的《鞑靼战纪》存市量不算最少，因而虽然已出版了350多年，价钱却不贵，一般在2，000美元上下。伦敦某古旧书店有两本在出售，一本开价2，190美元，一本开价1，710美元。

本书展示的一册，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家古旧书店的存货，无缺页，封面未重做，保持百分百原始状态，品相完整。该书开价为1，100英镑。

四．米勒的《中华帝国观察》

米勒生平

德国人米勒（Andreas　Müller；　1630～1694）前文已有论述。他一生从未踏足中国，却锲而不舍地予以研究。他所凭借的资料，大多来自耶稣会士的著述，及各方人士收罗到欧洲的中国典籍。他的研究，带有“二手”的色彩，同时也初具学院派汉学的雏形了。

米勒的时代，德国的北部已是新教的势力范围，因此，除汤若望等少数人外，德国赴华的耶稣会士很少，一手的资料，自然不普遍。但德国人对中国的好奇，绝不会落在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和比利时人之后，照样出现了一批汉学名著，如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的《图说中国》、米勒的《中华帝国观察》、门泽尔（Christian　Mentzel；　1622～1702）的《古今中国帝王年表》等。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便是作者都未去过中国，内容也是炒别人的冷饭。即便如此，因作者都是学术大家，非无自己的见解和新意，因此照样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