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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养部下的参与意识，提高他们的责任心。

让部下参与决策，应当注意到：　第一，领导人自己要有主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不能自己含含糊糊，动摇不定。袁绍是一名喜欢让部下参与决策的领导人，但他胸中无数，好谋无断，遇事决策方案虽多，没有起到任何好的作用。第二，对部下提出的任何意见，都不要妄加怀疑。三国后期诸葛诞在淮南反叛司马昭，被司马昭围困于寿春城内，谋士蒋班、焦彝建议说：　“城中粮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吴、楚之众，与魏兵决一死战。”诸葛诞发怒道：　“吾欲守，汝欲战，莫非有异心乎！”（第一百十二回）将领文钦建议说：　“粮皆尽绝，军士饿损，不如将北方之兵尽放出城，以省其粮。”诞又发怒说：　“汝教我尽去北军，欲谋我耶？”遂将文钦斩首。在这类领导人跟前，谁有好的设想还敢提出？第三，众人决策，确实应该注意决策的保密性和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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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对手分析

在明确了自己的政治意向后，应该首先弄清楚自己的政治对手是谁。当曹操接到孙权表奏刘备为荆州牧的文书时手脚慌乱，程昱问他说：　“丞相在万军之中，矢石交攻之际，未尝动心，今闻刘备得了荆州，何故如此吃惊？”曹操回答说：　“刘备，人中之龙也，生平未尝得水。今得荆州，是困龙入大海矣。孤安得不动心哉！”（第五十六回）刘备也曾向庞统说过：　“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第六十回）曹操和刘备曾经私交甚厚，这并不排除相互视为政治对手的可能，因为感情不能代替政治。孔明兵出祁山前曾对众人说：　“魏国余皆不足虑，司马懿深有谋略，今督雍、凉兵马，倘训练成时，必为蜀中之大患。”（第九十一回）他们都明白自己真正的对手。像吕布那样不明白自己的政治对手是谁，必然四面树敌，与天下人作对，这实际上是政治意向不明、战略目标不定的表现。

人们对自己政治对手的认定，是以自己的政治意向、能力、地位和学识为根据的，人们一般总是在同一水平上认定主要对手。例如，刘璋以张鲁为对手、邓艾以钟会为对手、袁谭以袁尚为对手等等。在复杂的竞争环境中，有主要的对手与非主要的对手之分，有真正的对手与虚假的对手之分，有长远的对手与暂时的对手之分。高明的领导人对此应该胸中有数，以此作为制定战略部署的基本依据。

领导人不仅要明白自己主要的对手是谁，而且要知道对方的情况如何。诸葛亮知道司马懿必然高估自己作战方案的保险系数，因此才敢于空城弄险，他对曹真、张郃或王双等魏将必不敢如此。刘表与张绣于安众截击曹操，操因后方袁绍相攻即日回兵；二人商定追击，谋士贾诩力劝不从，结果被操击败而还；贾诩又劝二人整兵再追，断言再追必胜；果然大获成功。贾诩深知曹操的用兵之能，他了解曹操，故能料敌决胜。

赤壁之战前，曹操挥师南下，向孙权传檄，说自己“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第四十三回）。江南官员一时被曹操的气势所吓倒，多欲准备投降，周瑜对孙权分析说：　“操今此来，多犯兵家之忌：　北土未平，马腾、韩遂为其后患，而操久于南征，一忌也；北军不熟水战，操舍鞍马，仗舟楫，与东吴争衡，二忌也；又时值隆冬盛寒，马无蒿草，三忌也；驱中国士卒，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操兵犯此数忌，虽多必败。”（第四十四回）周瑜把敌人放在特定的气候、自然环境和地理状况下去考察，看到了他们的弱点，真正了解他们，因而不为其表面的强大和言辞的威力所吓倒，敢于抓住弱点与其争锋。一个领导人，真正了解了对手，就完全掌握了与其斗争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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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谷

实际情况是，两种势力较量，双方各有其优势，又各有其劣势。高明的领导人在掌握了敌我双方的这些情况后，总是用心设定一定的条件，使敌方的劣势得以暴露，然后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最后夺取胜利。这里所说的优势与劣势，可以是能力方面的、后勤给养方面的，也可以是气候地理方面的、外交关系方面的。比如，司马懿和孔明对阵，司马懿的优势在粮草，兵力充足，但短于用智；孔明长于用智，但粮草不济。因而，孔明让军队又是诈败，又是假退，无非要引诱司马懿决战，将双方置于敌方劣势得以暴露、自己优势得以发挥的场合中，以克敌制胜。而司马懿深沟高垒，拒不出战，也无非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让敌方的劣势在自然消耗中逐渐暴露，然后自己以逸代劳。司马懿一旦进入前一种场合，他就损兵折将，处处挨打；而孔明一旦进入后一种场合，也就束手无策。这是一种智力和韧力的较量，谁能把对方引诱于自己设定的场合，胜利就归于谁。孔明急于决战，一次，他向拒不出战的司马懿送了一套女人服装，并致书云：　“作为大将，不敢率军披坚执锐，以决雌雄，却甘愿钻进山窟土巢中躲避刀箭，这种人与女人无异！今遣人送巾帼素衣至，如不出战，可再拜而受之。倘耻心未泯，犹有男子胸襟，早与批回，依期赴敌。”（第一百三回）这在当时算对司马懿最大的人格侮辱，但司马懿宁肯接受这种侮辱，也不出战。“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见苏轼《留侯论》）。司马懿不是那种见辱而斗的匹夫，他要尽力把战局控制在自己的优势圈中，他明白惟有这样，自己才能稳操胜券。应该说，在当时的地理条件下和军事斗争的大背景中，战争的主动权在司马懿一方，但若他轻易出战，这一主动权就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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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盟

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在明白了自己的争斗对手之后尚不可以立即攻击，应该把这种对立关系放在社会生活的大范围内考察，努力去捕捉和发现敌人方面的内外矛盾，以此为依据去寻找盟友，建立同盟，向共同的敌人作斗争。例如，刘备联合孙权共同对付曹操；王允联络吕布除灭董卓；董承联络王子服、马腾、刘备、吉平等暗中反曹等等，大体均属这种情况。由于社会生活和个人情况的复杂性，在自己为主要敌人的，在他人可能为次要敌人，在自己为长远对手的，在他人可能为暂时对手，这就决定了联盟的复杂多样性。高明的领导人总是把长远的目标放在心里，而全力抓住眼前的目标，以眼前的目标为中心，建立起最大范围的同盟关系，以最少的自身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组成联盟和保持联盟的条件是：　第一，缔结各方有共同的敌人；第二，联盟的形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参加者的利益要求；第三，联盟内部的冲突达不到使联盟破裂的限度；第四，参与者在联盟活动中的所失不超过其所得。前两条说的是联盟的组成条件；后两条说的是联盟的保持条件。

刘备和孙权所以能结成同盟，根本原因在于曹操大兵压境，他们只有联合，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刘备占有该属孙权的荆州却一再推说“借用”，孔明最终主动还掉长沙、江夏、桂阳三地，分割荆州就是为了缓和联盟内部的冲突，并让盟军在联盟中得大于失，目的是要继续维护这个联盟。后来，孙权偷袭荆州、斩杀关羽，刘备大举伐吴，联盟维持的两个条件均丧失，联盟自然瓦解。但终是共同敌人的存在和共同利益的驱使，双方后来又恢复了联盟关系。十八路诸侯所以能组成联盟，是由于董卓作为共同敌人的存在，他们只有联合行动，才能与董卓争天下。而董卓未克，就四散解体，首先是由于袁术坑害孙坚，使孙坚在联盟活动中损失过大，还由于董卓移驾长安时各路诸侯的内部纷争加剧。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把联盟从形式上分为长期联盟与临时联盟、紧密联盟与松散联盟、集团联盟与个人联盟、政治联盟与非政治联盟、公开联盟与秘密联盟、签名联盟与口头联盟等等。每一联盟可以被划入不同的种类。考察一个联盟，并不需要指出它的全部属性，而只要分析其中主要点、突出点就够了。一种联盟是长期的还是临时的，决定于作为其结盟纽带的是参与者的长远目标还是近期目标。以近期目标为联系纽带的联盟，必定是临时联盟；以长远目标为纽带的联盟，自然是长期联盟。一种联盟是紧密的还是松散的，主要决定于参与者目标的距离程度、联盟向心力的大小程度以及外部敌人的威胁程度。参与者的目标越是接近，联盟核心越是坚强，外部敌人的威胁越大，这个联盟就越紧密；反之，联盟就越松散。一种联盟是采取公开的形式还是采取秘密的形式，取决于联盟参加者是否摆脱了共同敌人的控制和威胁，取决于联盟相对力量的大小，如果组成联盟的分子处于共同敌人的控制之中，而他们尚无足够的力量与其相对抗，那一般就采取秘密的形式；反之，联盟分子不受敌人控制，他们有较大的力量与敌人对抗，那就采取公开的形式。签名式联盟缺少保密性，一纸签名到手，整个联盟暴露，曹操在董承家发现了签名盟书，于是知道了这个集团的全部人物，最终彻底粉碎了这个秘密联盟。但签名联盟对参与者有较大的外在约束力，魏国大将钟会夺取蜀国，进驻成都后，欲反叛司马昭，他威逼手下将官签名画押，与他一起配合行动，就是想要利用签名联盟的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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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

在某些条件下，对自己一方的决策、方案乃至于同盟成员，都需要保守秘密，尤其是领导人掌握计划和方案的全部内容，更应该慎重地对待保密工作的问题。魏国侍中刘晔在朝廷曾竭力劝告魏主曹睿伐蜀，认为“今若不剿除，后必为大患”，睿点头答应。刘晔回家后，众大臣来探问是否有兴兵伐蜀一事，晔回答没有此事，并解释说：　“蜀有山川之险，非可易图。空费军马之劳，于国无益。”大臣杨暨听到此话后向曹睿反映说：　“刘晔曾劝陛下伐蜀，对众臣又说蜀不可伐，这是犯欺君之罪呀。”曹睿当即召刘晔前来对证，晔对睿说：　“我仔细地考虑了一下，还是觉得蜀不可伐。”一会儿，杨暨离去，刘晔奏说：　“臣昨日劝陛下伐蜀，乃国之大事，岂可妄泄于人？夫兵者，诡道也，事未发切宜秘之。”（第九十九回）曹睿这才恍然大悟。看来，刘晔正是要将伐蜀决策对杨暨一类众官员保密。钟会、邓艾伐蜀成功后，反相毕露，司马昭利用二人相互之间的矛盾，让兵力众多的钟会去收服邓艾，他自己则提大兵前往长安，暗防钟会兵变，并与亲信邵悌商定对此意秘而不泄。大臣贾充秘告司马昭说，他怀疑钟会收服邓艾后会反叛，司马昭回答他：　“如遣汝，亦疑遣汝耶？吾到长安，自有明白。”（第一百十八回）司马昭的回答，似乎未置可否，似乎又是对贾充怀疑的否定，巧妙地保密了自己的意图。

当然，泄密于自己身边的同事或亲人，不见得他们就会干出危害自己利益的事情来，但是，由于消息传播的连锁性，秘密很可能通过他们依次被泄漏于第三者、第四者，……最后让最需要对其保密的人知道，这就误了大事。曹操门下侍郎黄奎与马腾密谋，欲里应外合，诛杀曹操，奎回家后将密谋泄漏于其妾李春香，而黄奎的妻弟苗泽与李春香私通，他正欲得之而无计可施，遂从李春香处打探到黄奎的密谋，向曹操作了汇报，黄奎密谋败露，全家被捉拿斩首。三国后期，吴主孙亮眼见大将军孙綝的专横，写密诏让自己的小舅子、黄门侍郎全纪领禁兵斩杀孙綝，事前嘱咐他：　“此事且不可令卿母知之，卿母乃綝之姊也。倘若泄漏，误朕匪轻。”（第一百十三回）全纪受诏回家后，遵嘱对自己的母亲严加保密，只将此事密告父亲全尚，不料全尚得知此事后，无意间告诉妻子说：　“三日内杀孙綝矣。”妻子当面答应该杀，私下却写信让人送与孙綝，孙綝当即领兵将全尚一家捉拿，并依仗兵权，废掉了孙亮。这里，知情人以为是自己的亲人，就将机密泄漏于他们，但亲人却有意无意地将机密再泄漏于别人，最后传给保密对象，非但使计划落空，反倒害了自己性命。人们对同事的保密容易办到，而对家属的保密却不易办到，可见，对亲人的言谈正是保密工作的薄弱环节之所在，一定要多加注意。秘密多让一个人知道，其保密系数就缩小许多倍。

三国时期，领导人对作战计划惯常采取的保密方式是授予将领“锦囊妙计”，让将士临事再发。例如，曹操赤壁战败后派曹仁守南郡，临走前嘱咐他：　“吾有一计，密留在此，非急休开，急则开之。”（第五十回）后曹仁与周瑜大战，此计派上了用场。张辽、李典、乐进三人在合肥防御孙权军队，曹操听知孙权领兵进攻合肥，于是派人向张辽等送木匣一个，匣上有操封条，封条上写着：　“贼来乃发。”（第六十七回）此方案亦获成功。孔明死前料身后魏延必反，于是留给杨仪锦囊妙计，封题上更是严格规定：　“待与魏延对敌，马上方许拆开。”（第一百五回）杨仪直待到与魏延对阵时，在军队门旗影里方才拆囊受计。这种保密方式由于严格规定“临事乃发”，受计的将领事先不知道其内容，其好处是：　第一，缩短了将领接受计划与实施计划的时间间隔，较彻底地排除了泄密的可能；第二，危急时候打开它，极大地提高了其价值的实效性，避免了受计将领们无谓的争论和犹豫；第三，防止了受计将领在实施前的情绪渲染。

孔明南征孟获时攻打三江城，他将一个完整的命令向十万军队分解下达：　准备衣襟——包土——城下交割——上城。军士在执行前两钟会夺汉中。

个难度较大的命令时尚不知道其目的。这是一种特定情况下的绝好的保密方式。魏国镇西将军钟会接受伐蜀之命后，在国内大造伐吴舆论，并让沿江各处广造战船，司马昭不解其意，召来问道：　“子从旱路收川，何用造船耶？”（第一百十五回）钟会回答说，他命令各处造船的目的有三个：　一是使伐蜀计划具有保密性，蜀国因而不会做防御准备；二是在声势上造成对吴国的威胁，使蜀国受伐求救于吴时，吴国不敢轻举妄动；三是为灭蜀之后的伐吴战争做好了准备。钟会的做法是包含保密措施在内的涉及全局、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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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信心　计划充分

取得对敌作战的胜利，领导人的信心和勇气是重要的因素。有信心的领导人，其作战未必能够胜利；但毫无信心的领导人，其作战必定失败。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战争就是一种心气和意志的较量。司马昭派钟会伐蜀。钟会出师后，邵悌曾问司马昭为什么要派钟会领兵伐蜀，司马昭回答说：“朝臣皆言蜀未可伐，是其心怯，若使强战，必败之道也。今钟会独建伐蜀之策，是其心不怯；心不怯，则破蜀必矣。”（第一百十六回）司马昭的解释说明了领导人的信心和勇气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事实上，领导人一旦对作战持有胜利的信心，他就必然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就必然藐视困难和挫折，他的精神必然极大地鼓舞全军将士。曹操平定汉中时，见当地山势险峻，林木丛杂，即对身边的战将说：　“吾若知此处如此险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