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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易进他们家的门了。因为，现在已经不同于原来的路线斗争了。路线斗争还只是思想认识问题，毛泽东还可以同战友们来往；可现在被说成是反党小集团，那完全是敌我斗争，谁沾边谁就成了反党分子。这个帽子不得了呀，谁被戴上就翻不了身。

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形，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不再和同志们讲话；同志们怕加重他的罪名，也有意避开他，不同他讲话。毛泽东完全被孤立起来了。有时候，他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不同外人讲一句话。这种日子有多难熬啊，贺自珍想想都觉得心酸。

这时，毛泽东还能一诉衷情的，只有贺自珍了。

有一次，他对贺自珍说：“王明他们已经摆开架势，要往死里整我了。”

贺自珍不觉心头一惊。又一想，不至于那么严重吧？劝慰他说：“不会的，你不要想得太多。谁革命，谁不革命，大家都看得清楚。”

毛泽东默然不语。

除了贺自珍外，还敢同毛泽东往来的，就是他的两个弟弟和贺自珍一家人了。而这些人，都受到牵连，受到打击。

首先是贺自珍。长期以来，她同曾碧漪一直为总前委管理机要文件，后来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她们又兼为苏维埃政府管理文件。总前委撤销了，她们的工作已经减少了。反罗明路线开始后，他们找个借口，机要文件不要她们管了。开始，贺自珍感到挺委屈，毛泽东劝她说：“不让管就不管吧，免得他们不放心。”

于是，贺自珍同曾碧漪一起当了收发。

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在中央苏区政府担任财经部部长。这个人不多言不多语，整天埋头工作。因为红军要吃要用要军费，筹粮筹款的任务很繁重，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批了他一通，还不敢怎么为难他。对毛泽东的二弟毛泽覃就不同了。他被列为反革命小集团“四首脑”之一，受到了残酷迫害。他所担任的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职务被撤销了，还要他承认组织反党小集团，有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毛泽覃可不是那种一吓就倒的软骨头，坚决不买账。那时，王明路线执行者的势力大得很，公开硬顶是不行的。有些牢骚话也只能在家里对哥哥和嫂嫂说。他爱用“洋房子”先生来形容王明路线的执行者：　。。

宁都会议，毛泽东被再夺兵权（5）

“这些洋房子先生说我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我看苏区的山沟就有马列主义，倒是城市里尽产生‘左’倾盲动主义。”

他无事可做，就同哥哥毛泽东一起到各地搞调查，直到1934年红军要长征了，他的反党冤案才不了了之。

贺自珍的哥哥贺敏学，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带领游击纵队配合彭德怀的红五军守山。井冈山失守，他带领游击队仍在井冈山一带坚持斗争。后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贺敏学领导的这支队伍改编为第三军的第九师，贺敏学任参谋长。以后，他担任了红一方面军第二十三军参谋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说，贺敏学在当参谋长时，支持过邓、毛、谢、古，以此为理由免去他的职务，把他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不让他继续带兵，而把他留在学校当个普通教员。后来，连让他当教员都不放心，索性什么工作都不让他干了。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是毛泽覃的爱人。毛泽东率领红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后，她到那里开展工作，认识了担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的毛泽覃，在共同的工作中，他们相爱了。不久，便结了婚。反对罗明路线时，贺怡是瑞金县委的组织部副部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为了搜集、整理毛泽覃的“反党”材料，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同毛泽覃划清界限，揭发毛泽覃的“反党”罪行。生性豪爽的贺怡，一口回绝了。她斩钉截铁地说：

“毛泽覃是个好同志，不是什么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也没有看到他同其他人搞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干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界线要划清。”

年轻气盛的贺怡，对抗中央的要人，惹恼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他们撤了她的职务，把她送进了党校。

这时，中央党校也开始了对罗明路线的批评，贺怡参加高级班的学习，自然是重点斗争对象。她进党校时，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日以继夜的追查，使她心力交瘁。王明路线不仅在她分娩前不肯放过她，而且在她分娩后也不让她休息，逼迫她揭发毛泽覃，使贺怡在产后得了一身的病。

那时候，他们夫妻已不能随便见面了。贺怡知道，做爸爸的是多么想看看自己的孩子啊！有一天，她避过耳目，偷偷把孩子抱了出来，给毛泽覃看。夫妻俩相对无言，热泪盈眶。

中央党校的校长博古（秦邦宪）执行王明路线，要开除贺怡的党籍。这时正好副校长董必武从外地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出面力保贺怡。贺怡这才保住了党籍，但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还把她下放到瑞金的一个区做群众工作，以观后效。

受到这样打击，贺怡当然想不通。她有时跑到姐姐贺自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落下泪来。贺自珍在一旁听得难过，也陪着掉眼泪。

这时，毛泽东静静地听着，表情严肃、冷峻。他缓慢地说：

“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

连贺自珍年迈的父母，也在挨整之列。他们在子女的影响下，不惜倾家荡产，投身革命。在1927年永新事变后，他们同贺怡一起逃到吉安的青源山，以当斋公、斋婆的名义，掩护女儿继续革命。以后，他们随同贺怡到了东固，在区委做勤杂工作，刻钢板、印文件、抄抄写写，什么都干。可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嫌他们成分不好，连这些工作都不让他们干，老两口只得去教书，养活自己。

毛泽东被留党察看的缘由

在这种政治高压下，毛泽东并没有屈服，仍然顽强地斗争着。

贺自珍说：“毛泽东在军队的职务被撤销后，虽然还是中央委员，但是有些会议也不通知他参加了。毛泽东的态度是，只要让他出席的会议，他都去。去了就在会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大“围剿”。蒋介石以五十万的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妄图彻底消灭红军。王明路线的执行者采用了单纯防御的战略，用阵地战对付装备精良、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红军处于极其被动和不利的状态。毛泽东非常忧虑，密切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他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通过种种途径，一再向中央和军委提出建议：阵地战不适合发挥红军的优势，应该改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但是，他的建议得不到王明路线执行者的重视和支持。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宁都会议，毛泽东被再夺兵权（6）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将领蔡廷锴和蒋光鼐，不满意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却派重兵围攻共产党。他们宣布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停止内战并愿与红军一致抗日。

事变发生后的那几天，毛泽东非常忙碌。他觉得，这是一个扭转红军被动局面的有利时机。他打开地图，仔仔细细研究了国共双方战斗的态势，还搜集了有关福建蔡廷锴部的情报。他考虑了新的作战方案，郑重地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两点建议：红军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或者把红军队伍拉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福州之间，威胁敌之老巢，这样可以解中央根据地之围。他把信写好，又郑重地看了一遍，然后交给警卫员，让他火速送到中央去。

那时候，毛泽东同贺自珍住在沙洲坝，离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有一段距离。信送出后，毛泽东天天盼望中央的回音。但是，这封信犹如泥牛入海，音讯全无。

不久，毛泽东听到了一个消息：王明路线执行者不仅不接受他的意见，而且提出，要立即派出军队入闽，与十九路军作战。毛泽东再也忍耐不住了，亲自赶到叶坪，向中央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反对这样做。他耐心地说：

“我们要不支持蔡廷锴，他们就会被国民党打垮。蔡廷锴和蒋光鼐被打垮了，对我们很不利。”

“蔡廷锴和蒋光鼐都是坏蛋，他们打过我们，我们能同这些人搞联合吗？”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这样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