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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件的所作所为对高级军官们的影响。阿拉木图事件中，政治局和军队指挥机构是团结一致的，控制局势的决心是坚定的。然而在第比利斯事件中，政治局不敢负责和逃避责任的态度很快被公之于众，给人的印象是军队指挥系统要么陷于瘫痪，要么背离政治局擅自采取行动。事后政治局委员们又开始相互指责，同时试图将罪名加在格鲁吉亚党的领导人帕季阿什维利和军区司令罗季奥诺夫上将的身上。

列别德的反应是令人深思的，他对血腥镇压行动毫不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似乎相信示威者的挑衅行为证明武力镇压是正确的。按照列别德的说法，将军们只是戈尔巴乔夫的替罪羊，他相信大部分将军可能同意他的说法。此外，在4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雷日科夫指责军队没有经过格鲁吉亚地方当局的准许而擅自采取行动，接着戈尔巴乔夫也对军队进行了非难，他认为亚佐夫肯定深感上当受骗。不管亚佐夫、罗季奥诺夫和列别德是否对第比利斯的政治形势有准确的估计，他们都坚定地认为是军队挽救了党，避免了格鲁吉亚党组织在政治上的溃败。列别德就是直截了当地这样说的。然而作为对这次救援行动的回报，将军们突然被媒体丑化为惨无人道杀戮手无寸铁的年轻妇女的杀人犯和屠夫。鲍尔金认为，戈尔巴乔夫在第比利斯事件上的表现说明他已完全失去了军队的信任，此后，他与军队之间的鸿沟日益加大，已无法弥合。

列别德认为刚刚从阿富汗回国的士兵们的情绪是导致他们对辱骂他们的示威者采取过激行动的重要原因，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例如，让我们假定美军的一个团刚刚脱离越南的激烈战斗回国，驻在一处没有足够的住房和保障设施的兵营，然后再让我们假定这个团被派往一个大学校园对付反战的示威者，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暴力事件的可能性很大，这种看法一点也不过分。那么派往第比利斯的部队是谁挑选的呢？列别德没有说，但他暗示戈尔巴乔夫应对此负责。虽然从阿富汗前线撤回的部队被派往局势不稳的外高加索地区的决定是由总参谋部做出的，至少是总参谋部同意的，但列别德能认识到这样做可能发生的情况，难道戈尔巴乔夫在此次事件的前后就认识不到这一点吗？

最后，第比利斯事件后，苏军政治理论刊物上刊登了若干篇批评在维持国内治安中使用军队的文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陆军司令瓦连京瓦连尼科夫将军带头严厉地提出了这方面的批评意见。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阐述了他的观点，认为军队可进行国内战争，也可进行对外战争，关键看敌人在哪里，并引述恩格斯的话证明他的观点。然而，1939年以后苏联在国内已没有了敌人，因此军队的任务只能是准备抗击外敌的入侵（他的这种高谈阔论并没有阻止他以极大的热情在国内使用军队的实践，如1990年和1991年在立陶宛、1991年“八月事件”期间在莫斯科、基辅和其他地区使用军队的实践）。两位上校在批驳军队的对内职能上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而由他们两位做出这个结论比瓦连尼科夫将军要稍微合适一些。最后，一位退役上校指出，对内使用军队曾不止一次在东欧拯救了社会主义。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提出了稍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军事干预第比利斯事件的教训是，军队指挥官只能听莫斯科中央政府的话，而不应听从其他共和国领导人的命令。这种形形色色的意见、争论和理论探讨，很难解决政治军官们在部队政治教育课上遇到的问题。

第17节。对巴库的军事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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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巴库的军事干涉

另一起重大危机于1990年1月发生在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巴库。这起事件只是1988年2月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爆发冲突后该地区一连串骚乱事件中的一起，但却是重要的一起。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州，大部分人口是亚美尼亚人，历史上曾是亚美尼亚的一部分。1988年2月20日，该州苏维埃的亚美尼亚族代表要求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并入亚美尼亚。苏共中央政治局拒绝了这一要求，戈尔巴乔夫呼吁合理解决问题。1988年2月22日，5万~7万名示威者走上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的街头，支持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并入亚美尼亚。第二天，政治局委员阿纳托里卢基扬诺夫和弗拉基米尔多尔吉赫抵达埃里温，对事件进行调查，但示威和罢工继续进行。随着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党委进行的清洗，该地区也发生了暴乱事件。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首府斯捷潘纳克特示威活动爆发的当天，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格奥尔吉拉祖莫夫斯基和彼得杰米契夫出现在事发现场，但他们明显地未能控制住局势——或许他们真的没想控制住局势。苏联政府新闻发言人根纳季格拉西莫夫在莫斯科宣称，戈尔巴乔夫绝不允许对边界有任何改动。2月27日，巴库开始发生骚乱，第二天，巴库东北方向距巴库不远的有20多万人口的苏姆盖特市也发生了骚乱，对当地亚美尼亚人的集体迫害开始了。据报道，在骚乱事件中有26名亚美尼亚人和六名阿塞拜疆人死亡。

这就是苏联媒体当时提供的、被西方媒体广为接受的大致情况，但事件真相极有可能被大大地曲解了。在这个故事后面被掩盖着的是戈尔巴乔夫支持的克格勃的计划，他们挑起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然后引发了苏姆盖特骚乱。伊戈尔诺尔延根据他对新闻报道的研究和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提出了一个假设，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几位政治局委员和克格勃是真正的凶手，他们执行的是分化—控制策略。他指着媒体报道问道，这些所谓的犯罪分子——最近已从监狱里释放——怎么可能乘坐公共汽车和小汽车从外高加索各地聚集到苏姆盖特参加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集体迫害呢？他坚持认为，没有克格勃的支持这是不可能的。同样值得怀疑的是苏联副总检察长亚历山大卡图谢夫突然出现在巴库，并在广播电台公布了骚乱的详细情况。按照过去的传统做法，检察机关及其人员在调查期间通常是避开媒体的。诺尔延还引述了可信度很高的两个人的话，用以说明这次冲突与种族和宗教无关。这两个人一个是叶莲娜邦纳，她是安德烈萨哈罗夫的妻子，另一个是亚美尼亚共和国领导人列翁特尔彼得罗相，他是一位有着很高威望的自由民主改革派人士。诺尔延是客居美国的一位苏联流亡工程师，很难说他是一个公正的观察家，但他提出的问题却让人挥之不去。叶莲娜邦纳和特尔彼得罗相对问题的见解也是让人难以忘却的。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在莫斯科、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外高加索的这场冲突是由戈尔巴乔夫和克格勃制造的。这一事实是值得一提的，尤其是考虑到克格勃后来对巴库的操纵进一步表明了这一点。

在以后的两年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端依旧没有解决，该自治州以及阿塞拜疆其他地区的暴乱和骚乱事件始终不断。难民潮开始涌动起来，有亚美尼亚人离开阿塞拜疆的，也有阿塞拜疆人离开亚美尼亚的。戈尔巴乔夫不是采取果断措施解决问题，而是以不偏不倚的调停者自居。同时，在维护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秩序方面，军队都对内务部提供了援助，以避免公众形成军队偏护一方的印象。列别德将军通过一个在士兵中流传的趣闻恰当地刻画出戈尔巴乔夫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的处理。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团长和团参谋长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政治副团长被请来当仲裁人。他听了团长的陈述后说：“团长，你是对的。”然后他听了参谋长的陈述后又说：“参谋长，你是对的。”当时在场的还有当地的党委书记，书记听到这里觉得迷惑不解了，便问：“团长和参谋长都对？这怎么可能呢！”反应灵敏的政治副团长答道：“你也是对的！”

对于列别德和许多将军来说，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但如果戈尔巴乔夫1988年和1989年在处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问题时摆出强硬的姿态，就像1986年在处理阿拉木图事件时那样，那他就会损害他自己的“公开性”主张和改革政策，尤其在西方媒体的眼里是这样。那时，“公开性”已容忍这两个共和国出现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是比较强烈的，然而从沙皇时代起，亚美尼亚作为一个国家的生存始终受到周围信奉伊斯兰教国家中敌对势力的牵制。因此，即便就是独立后的亚美尼亚也必须与莫斯科保持密切的关系，苏联领导人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阿塞拜疆则是另一回事。布尔什维克刚刚夺取政权的时候，阿塞拜疆的民族主义才开始发展，影响还很小。然而到1989年，该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兴起，并成立了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成为当地共产党统治的政治反对派。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端促进了阿塞拜疆的民族觉醒，这使苏共政治局非常不安，因为阿塞拜疆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与亚美尼亚不同，它们会毫无顾虑地力求摆脱苏联的控制。

1989年下半年，苏联、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立法机构颁布了几部相互矛盾的法律，此后，阿塞拜疆的动乱似乎发展到了失控的程度。11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恢复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秩序的一系列措施。12月1日，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并入亚美尼亚。12月4日，作为对这项法令的回应，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也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保持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现状。这是与莫斯科通过的措施相抵触的。到12月底，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强烈反对苏联关于限制通过与伊朗间的边界的规定。12月29日，在离边界不远的贾利拉巴德，数千人冲击了党委机关和警察总部。在里海边的连科兰市，人民阵线的成员控制了该市党和政府的办公场所，暴乱一直持续到1990年1月11日。1月13日，巴库爆发了反对以第一书记阿卜杜尔拉赫曼韦济罗夫为首的共和国领导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据说示威者要求撤销韦济罗夫的职务，就阿塞拜疆脱离苏联问题进行全民公决。

一些示威者开始寻找留在巴库的亚美尼亚人，对他们进行报复并占领他们的房屋，这些示威者中的大部分是来自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阿塞拜疆难民。1988年2月以前居住在巴库的有20多万亚美尼亚人，到1989年年底，其中大部分人已离开了该地。据当时居住在巴库的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讲，阿塞拜疆难民并没有从当地官员那里得到他们索要的房屋和其他任何帮助。他们寻求帮助时得到的是鄙弃的对待。这使人们更有理由怀疑克格勃和当地共产党官员发动了这场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集体迫害事件，目的是暗中嫁祸并削弱人民阵线。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是，当人民阵线以及其愤怒的追随者不仅在巴库，而且在纳希切万和该共和国其他地区继续对苏联的统治提出挑战时，苏军的介入延迟了好几天。与此同时，苏联官方新闻机构大肆宣传人民阵线的“恐怖行为”，将巴库描述为从“一个现代城市退回到了中世纪时代”。然而，几个消息来源都认为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是动乱爆发和军队介入的罪魁祸首。

巴库地方当局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件发生很久以后，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对整个事件进行调查。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戈尔巴乔夫、普里马科夫、吉连科、亚佐夫、克留契科夫、巴卡金、瓦连尼科夫以及原苏联政治机关和军事机关的其他高级官员，应对苏军在阿塞拜疆的犯罪行为负全部责任。”当然，从中我们只能知道此事件涉及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他在内务部、克格勃和国防部的高级助手们。然而，该委员会同时也指出，鉴于它没有条件直接审讯阿塞拜疆事件中的凶手，要把他们的罪责毫无遗漏地全部列举出来也是不可能的。

1991年12月，该委员会从阿塞拜疆国家安全部提供的情况中获悉，1990年1月，三位当地克格勃官员博布科夫、皮罗日科夫和阿格耶夫，在莫斯科克格勃总部派出的若干同伙的支持下，设法进行了一系列地下活动。但巴库的前克格勃头子的说法却与此不同，他说1月19日军队一介入，克留契科夫就在电话中告诉他，克格勃已经彻底失败了，现在阿塞拜疆的一切问题都得由苏联内务部和国防部决定。虽然这两种说法在对克格勃的行动效果的判定上大相径庭，但它们都没有否认克格勃曾试图对形势施加影响。

人民阵线领导层的一位成员阿赫提巴尔马梅多夫作证说，苏军干预的前夕，普里马科夫和吉连科把他召到巴库党的总部告诉他，为了防止阿塞拜疆从苏联分离出去，需要出动军队，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阻止它脱离苏联的行为。他们还告诉他，亚佐夫将军已经发布了一项命令，如果苏军部队被阻止进入该市，他们将“用火海淹没所有抵抗力量”。同一天晚些时候，巴库卫戍司令警告他说，军队一旦接到命令，“他们将难免不伤害小孩和妇女”。

1990年1月19~20日苏军部队进入巴库时，其目标明显有两个，即摧毁人民阵线和清洗地方领导层。清洗地方领导层的工作马上就开始了，但进行得不太顺利。1月20日，韦济罗夫被免去了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暂时由他的副手接任。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会见了阿塞拜疆总理阿亚兹穆塔利波夫，与他讨论了苏军从巴库撤出的条件。勃列日涅夫时期曾担任阿塞拜疆党的第一书记、1985年被戈尔巴乔夫清洗掉的阿利耶夫盖达尔在莫斯科公开反对苏军进入巴库，并要求其撤出。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设法于1月22日开了一次会，要求苏军立即撤出去。这样，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不论在莫斯科还是在巴库都遇到了挑战，那里的政治形势即便在军事管制下也依然不稳定。

摧毁人民阵线需要若干天时间，但其最后的结果或许具有更大的影响。人民阵线不仅进行了武装抵抗，而且据苏联国防部部长亚佐夫1月26日宣称，阿塞拜疆内务部事实上援助了人民阵线，进行抵抗的武装分子约有四万人。亚佐夫可能严重夸大了抵抗力量的规模，但出于政治目的，他需要让形势看上去很危险。军队的行动很快越出巴库，扩大到了贾利拉巴德、连科兰和其他地区，重新扶植亲苏联的官员上台。

列别德将军从作战角度讲述了这次军事干预的情况。他的空降师于1月18日在图拉进入战斗准备状态，第二天被空运到巴库附近。其他到达的部队还有从普斯科夫调来的一个空降师，以及“通过征召令紧急补充至满员的一大批摩托化步兵部队，它们来自罗斯托夫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有一点列别德虽然没有提及，但我们在此需要讲一下。当摩托化步兵部队进行动员时，许多地方的“士兵母亲委员会”采取了行动，公开抗议将这些部队部署到阿塞拜疆。结果她们的行动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使戈尔巴乔夫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觉得很尴尬。

按照列别德提供的情况，当媒体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