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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散会时，宣布今天会议情况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可当天晚上半夜，军队一些“造反派”不知怎么就知道了下午会议的内容，他们突然袭击，跑到山东街要抓肖华，并且抄了他的家。肖华听到动静后连忙从后门跑出，找了一辆车直奔西山叶剑英的住所。

20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徐向前主持。徐帅首先问：“谁作记录？”

葛秘书起立回答：“我和陈秘书。”这时陈秘书也站了起来。

徐帅接着追问：“昨天会议情况谁透露出去的？”

葛秘书说：“昨天晚上，一没出门，二没向外打电话，也没接触别人，我们没有透露一个字。”

查来查去，没有什么结果。

江青就坐在叶剑英左侧，她幸灾乐祸，明知故问：“总政主任失踪了，到哪里去了？”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似乎还要追查什么责任。

叶剑英本来就对抄家抓人的做法十分愤慨这时听江青这么一说，气更是不打一处来，他站起来瞪着江青等人，厉声说道：“肖华昨天晚上被抄家，他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有窝藏之罪，我来承当？”说着，右手半握拳猛击桌面，盛怒之下，用力过猛，致使第五掌骨骨折。

顿时，会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全场鸦雀无声。老帅们大义凛然，正气冲天，威震鬼神。江青、叶群这伙丑类，邪不敌下、被惊吓得呆若木鸡，哑口无言，不再质问，也不敢再提抓肖华的事了。

陈伯达相当狡猾，当晚他打了个电话，请军委办公厅转到叶帅那里去，说是当天开会，他吃多了安眠药，头脑不清醒，会上讲的话全部收回，一概作废。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轰动一时的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真相。

在老帅的艰巨斗争下，“大闹京西”之后制定并颁布了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在一定意义上挫败了“四人帮”乱军夺权的阴谋。

4。2　“二月逆流”真相

1967年2月前后，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风暴席卷全国的严重时刻，军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捍卫党的原则，挺身而出，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却被诬为“二月逆流”。康生还诬蔑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

是正流，还是“逆流”？历史是公正无情的。

京西宾馆一场激烈的斗争后，几位老帅在不同的会议上，继续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

1967年2月6日，叶剑英在怀仁堂一次会议上幽默地嘲弄陈伯达说：“我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2月21日，叶剑英在怀仁堂又对“中央文革”的人说：“请地方同志保护一下我们军队！”

徐向前说：“你们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军队，我就不干了！”

2月14日下午三时，由周总理主持，在怀仁堂会议室召开当时主持党的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江青装病没有参加，关锋、戚本禹因通知谈经济问题，没到会）。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针锋相对地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叶剑英对着陈伯达一伙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

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拍前桌子接着说道：“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

2月16日下午，继续在怀仁堂开碰头会。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副总理就痛斥张春桥在上海打击一大片、搞反革命夺权的罪行，他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

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