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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曹操的用人（1）

在赤壁之战中，曹操吃了黄盖假投降的亏，上了一当，虽然史实并非完全如此。但小说家这样写，确实也符合曹操的性格，因为他的用人政策，是绝对不怕使用从敌方阵营投奔或投降于他的将领，只要你跑到我这儿来，我相信了你，就大胆使用，任情驱使，毫无隔阂，不分彼此。

说实在的，无大气度，也无此大胆识。惟有曹操，来者不拒，堪称善用人才，敢用人才的大手笔。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这样胸怀的领导者，极少。

后来一些帝王，出身小农者，常思想狭隘，偏执保守；文化不高者，便恐惧知识，嫉才妒贤；无德无能者，好猜忌怀疑，小肚鸡肠；自以为是者，必刚愎自用，无法容人。有的连一齐打江山的开国元勋，谋臣强将，都要想法整死，对于敌人阵营那边过来的人，不要说重用，能不杀头，留一条命，就是万幸了。

曹操能够把那些曾经和他厮杀过、较量过的对手，容纳在他的麾下予以重任，说明他对于人才的重视，和求贤若渴之心，关羽就是一个例子，捉了来，不但不咎既往，还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殷勤款待这位降将，甚至关羽最后不辞而别，他还放他一马。这种用人之道，是他事业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终生受益不尽。虽然他一生中也杀过许多有才干的人物，但在他的手下，谋士如贾诩、袁涣、田畴、王修，将领如张辽、张郃、臧霸、文聘，都是被他降服过来，然后加以重用的。这些人在曹操建功立业、南征北战数十年中，为他立下多少汗马功劳啊！

其实早年曹操在山东时，把剿灭的黄巾余部，改编成他的青州军起，就尝到了化敌为友的甜头。当时，各路诸侯你争我夺，别看打得十分起劲，但粮饷是不能保证的，袁绍的部队饿得采树上桑椹吃，袁术的人马只好到河里湖里捞鱼摸虾充饥。所以，曹操收编黄巾后，强者当兵，弱者屯田，这样，前方有精锐部队，后方有充足供应，这才使他得以战胜那些诸侯。

他的人才政策，在建安十五年的《求贤令》中，就明确地指出：“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已经表示出他的对于“德才资”选人标准的独特见解，他是根本不在乎什么门第、出身、成分、路线，以及什么立场、态度之类条条框框，他就认准一条——唯才是举。

到建安二十二年，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更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这种不拘一格的干部路线。“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毋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正因为这个指导思想，他的人才优势，在三分天下的局势中，始终保持兴旺不衰。

当时，在许都，人文荟萃，风雅集聚，建安文学的主力，几乎全在曹氏父子周围，而蜀和吴，堪与匹敌的文化人，简直挑不出几个。尽管祢衡、孔融、杨修死在他的手中，但王粲、刘桢、徐幹、阮瑀，包括那个痛骂曹操祖宗三代的陈琳，和曹操用金璧赎回的蔡琰，都在邺下“俊才云蒸”，形成一代文风。对于文化人尚且如此招揽，那么政治、军事方面则更是众士归心了。

凡一个朝代衰微之日，便用人疑人，诸多防范，举措不定，百般禁忌了。如明代末期那样，动辄废处大臣，朝令夕改，狐疑猜测，文武不安，那气数也就差不多了。同样，在干部路线上，一旦以佞己阿附为德而量人，以伪饰曲从为能而用材，在一个国家，必为猥庸无为之君；在一个单位，定是碌碌低能之辈。

早在建安十四年，丞相掾和洽，曹操的私人秘书，向他反映：“今朝廷之议，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致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他认为，“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曹操立刻称善，由此可见他虽然唯才是举，但对那些装孙子，把自己裹藏起来的祸心叵测之辈，也是不感兴趣的。

曹操的用人（2）

所以，那些喜用小人之人，非但不敢比之曹操的豁达豪放，胆识过人，也不敢比之刘备谦恭逊和，从善如流；甚至不能和刘备的儿子阿斗比，刘禅虽然也近小人，远君子，但至少没有想方设法把诸葛亮干掉，这就是显得他比某些国君的水平高的地方了。

虽然黄盖诈降，赤壁败绩，但曹操求贤若渴的精神，不拘一格的擢用人才，甚至在战败袁绍后，“检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他“命尽焚之，更不再问”，有这等气魄的大政治家，无论历史上的，还是小说中的曹操，确是一个非凡人物。既生瑜，何生亮

“既生瑜，何生亮？”这是周瑜赤壁之战以后，被诸葛亮活活气死，弥留之际的一句名言。

从此，这就成了两雄并立，有你无我的充满嫉愤哀怨的自白了。其实，按正史《三国志》，并非如此。周瑜是赤壁之战的总司令，刘备的兵马本来不多，参战者则更少，诸葛亮在年龄上，比周瑜要小得多，顶多也是个参谋总部中的一员而已。曹操在赤壁战后，写给孙权的一封信里说过，“因为我的部队里发生了传染病，我才烧船自退，徒然使周瑜获得虚名罢了！”从这里看，曹操根本不认为赤壁之战，与诸葛亮的指挥，有多大关系。

但史实是一回事，而变成小说《三国演义》，则“七实三虚”，又是另一回事了。

按演义，自打诸葛亮到东吴当说客，孙权和、战不定时，周瑜由鄱阳赶回柴桑议事起，亮、瑜二人，实际是吴蜀联军司令部里的一号和二号首长。箭是他借的，风也是他借的，孔明的功劳甚至还要大些。包括火攻的主意，他也是和周瑜一起想到的。于是，这两位将也好，帅也好，是在一种既合作，又斗争，既共同御侮，又针锋相对的矛盾之中共事。没有诸葛亮，周瑜未必能大获全胜；没有周瑜，诸葛亮的奇才大略，也无法施展。所以，周瑜离不了诸葛亮，而诸葛亮也得依靠周瑜。由此形成了吴、蜀联盟的关系，协调了双方的军事行动，打退了曹操号称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的攻势，取得了空前的赤壁大战的胜利，从此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周瑜尽管气量狭窄，不过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很有预见性的。为东吴未来的安全计，他认为诸葛亮辅佐刘备，是比曹操还要危险的敌人。其实，周瑜对刘备，也很不放心，曾建议孙权用声色犬马来羁縻住他的。

潜在的敌对力量，极可能是明天的麻烦。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应有未雨绸缪的准备，消弭隐患于初起之际，免得养痈遗患。在《三国演义》中，周瑜一而再，再而三地置诸葛亮于死地，必杀掉他才罢手的狠绝，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深谋远虑。

因此，他的具体措施无非两条：一、是争取诸葛亮为东吴效力；二、若不成，便用名正言顺的名目杀，例如立军令状，要他去造十万支箭；或者索性用非法手段杀，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诸葛亮干掉。杀，是主要的，争取是次要的，与诸葛亮有手足之情的诸葛瑾去劝说他，背叛刘备，投向东吴，也不过是奉命行事，走走过场罢了。

为什么周瑜更倾向于杀呢？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特点了。

与公与私来说，他都要消灭这个对手的。为吴国计，要杀他，为个人计，他也要杀他。嫉妒是人类的与生俱来的情感之一，他不能容许一个事事料定自己，处处胜过自己的人存在。要取得心理平衡，首先得保持双方力量上均衡，其次要设法使己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