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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又加上一个小妹妹，叫米珠丽。

我对父亲最初且清晰的记忆是，有一次，我穿过一堆堆的报纸，来到父亲的跟前。那时，他独自一个人举着一大张纸肥脸都遮住了。我完全不知道父亲在干什么，于是学着他的模样，也举起一张纸，戴起他的眼镜，以为这样就可以知道了。多年以后，我才了解，那些纸都是报纸，父亲是报纸的编辑。

父亲性格温和，仁慈而宽厚，非常热爱这个家庭。除了打猎的季节外，他很少离开我们。据家人描述，他是个好猎人和神枪手。除了家人，他的最爱就是狗和猎枪。他非常好客，几乎有些过分，每次回家都要带回一两个客人。

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种植花园。家人说，父亲栽种的西瓜和草莓是全村最好的。他总是把最先成熟的葡萄和最好的草萄给我品尝。也常常领着我在瓜田和果林中散步，抚摸着我，让我快乐。此情此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父亲还是讲故事的能手，在我学会了写字之后，他就把发生的许多有趣的事情，用我学会的字，写在我的手掌上，引得我快乐地大笑起来。而最令他高兴的事，莫过于听我复述他讲过的那些故事。

1896年，我在北方度假，享受恰人的夏天，突然传来了父亲逝世的消息。他得病时间不长，一阵急性发作之后，很快就去世了。这是我第一次尝到死别的悲痛滋味，也是我对死亡的最初认识。

应当怎样来描述我的母亲呢？她是那样的宠爱我，反而使我无从说起她。

从出生到现在，我拥有父母之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直到妹妹米珠丽加入到这个家庭中来，我的心开始不平静起来，满怀嫉妒。她坐在母亲的膝上，占去了我的位置，母亲的时间和对我的关心似乎也都被她夺走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我觉得不仅是母爱受到分割，而且受了极大的侮辱。

那时，我有一个心爱的洋娃娃，我把它取名叫“南酋”。它是我溺爱和脾气发作时的牺牲品，浑身被磨得一塌糊涂。我常把她放在摇篮里，学着母亲的样子安抚她。我爱她胜过任何会眨眼、会说话的洋娃娃。有一天，我发现妹妹正舒舒服服地睡在摇篮里。那时，我正嫉妒她夺走了母爱，又怎么能够容忍她睡在我心爱的“南茜”的摇篮里呢？我不禁勃然大怒，愤然冲过去，用力把摇篮推翻。要不是母亲及时赶来接住，妹妹恐怕会摔死的。这时我已又育又聋，处于双重孤独之中，当然不能领略亲热的语言和怜爱的行为以及伙伴之间所产生的感情。后来，我懂事之后，享受到了人类的幸福，米珠丽和我之间变得心心相应，手拉着手到处游逛，尽管她看不懂我的手语，我也听不见她呀呀的童音。

第四节　希望

随着年龄的增长，希望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的愿望更加强烈。几种单调的手势，也越发不敷应用了。每次手语无法让别人了解我的意思时，我都要大发脾气。仿佛觉得有许多看不见的魔爪在紧紧地抓着我，我拼命地想挣脱它们，烈火在胸中燃烧，却又无法表达出来，只好疯狂地踢打、哭闹，在地上翻滚、吼叫，直到精疲力竭。

母亲若在旁边，我就会一头扑在她怀里，悲痛欲绝，甚至连为何发脾气都给忘了。日子越来越难敖，表达思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以至每天都要发脾气，有时甚至每隔一小时就闹一次。

父母亲忧心如焚，却又手足无措。在我们居住的塔斯甘比亚镇附近根本没有聋哑学校，而且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到如此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

当时，大家都怀疑，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受教育吗？然而母亲从阅读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狄更斯在《美国札记》一书中提到一个又聋又盲又哑的少女——萝拉，经由郝博士的教导，学有所成。然而，当母亲得知那位发明教育盲聋人方法的郝博士已经逝世多年，他的方法也许已经失传时，苦恼极了。郝博士是否有传人？如果有，他们愿意到亚拉巴马州这个偏远的小镇来教我吗？

6岁时，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大夫，治好了好几个盲人。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那里治眼睛。

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在火车上我交了很多朋友。一位妇女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把这些贝壳穿孔，让我用线一个一个串起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贝壳带给我无限的快乐和满足。列车员和蔼可亲，他每次来查票或检票时，我可以拉着他的衣角。他会让我玩他检票的剪子，那时，我就趴在座位的一角，把一些零碎的卡片打些小孔，玩几小时，也不厌倦。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大娃娃，可是却没有眼睛、耳朵。嘴巴、鼻子。这么个临时拼凑的玩意儿，即使孩子的想像力，也说不出那张脸是个什么样子。而没有眼睛，对我而言是一个莫大打击，我坚持让每个人想办法，可是最终还是没有人能为布娃娃加上眼睛。我灵机一动，溜下座位，找到姑母缀着大珠子的披肩，扯下两颗，指给姑母看，让她缝在洋娃娃的脸上。姑母拉着我的手去摸她的眼睛，核实我的用意。我使劲地点头。她缝上了珠子，让我兴奋不已。但没多久，我便对布娃娃失去了兴趣。

整个旅途中，吸引我的事层出不穷，我忙个停，一次脾气也没有发。

到了巴尔的摩后，我们直接来到齐夏姆医生的诊所，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检查一番后，他表示无能为力，不过他鼓励我们，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带我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贝尔博士，说他也许会给我们提供有关聋哑儿童学校以及师资的资料。依照齐夏姆医生的建议，全家人又立刻启程去华盛顿。一路上，父母愁肠满腹，顾虑重重，而我却毫无党察，只是感到来来往往，到处旅行好玩极了。

那时，虽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但我一同贝尔博士接触，就感到了他的温厚和热情。他把我抱在膝上，让我玩弄他的表。他让手表响起来，让我可以感觉表的震动。博士医术高明，懂得我的手势，我立刻喜欢上了他。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竟会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成为我开启生命，从黑暗走向光明，由孤独到充满温情，并拥有了开启知识的钥匙。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写信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校长安纳诺斯先生，请她为我物色一位启蒙老师。柏金斯学校是《美国札记》中郝博士为盲、聋、哑人孜孜不倦工作的地方。

父亲立刻发了信。几个星期后就接到了热情的回信，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教师已经找到了。这是1886年夏天的事，但等到莎莉文小姐来到我们家时，已经是第二年的3月了。

就这样，我走出了埃及，站在了西奈山的面前。一时灵感遍遍我的全身，眼前展现出无数奇景。从这座圣山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

第五节　再塑生命的人

老师安妮。莎莉文来到我家的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这是1887年3月3日，当时我才6岁零9个月。回想此前和此后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不能不感叹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