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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完全是污蔑洋务运动,清朝政府的**官僚无能、思想落后,没有海防观念,才是中日第一战不败而败的原因。
1874年的日本,连海军都没有。去攻打台湾的,是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两艘商船,日本直到1883年,才有两艘像样的铁皮军舰。明治天皇1868年建新政府,此后还经历了几次内乱,直到1877年,还爆发了西南战争。
反观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在平定太平天国后,就开展得如火如荼,一大批国有军工企业绝对达到了亚洲一流水准。早在1865年,李鸿章就开办江南制造局,容闳赴美国采购制造机器,先后建了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厂房一直扩展到黄浦江边,开始建造兵轮。金陵机器局1870年就已能制造多种口径的大炮、炮车、枪炮弹。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接管天津机器局,扩大生产规模,日碾黑色火药可达到900公斤。由左宗棠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从1866年到1874年,造成炮舰15艘,这些炮舰的战斗力并不弱,以“湄云”号炮舰为例,舰长54。03米、宽7。8米,排水量550吨、采用国外购置的2汽缸蒸气机,航速9节,装备口径16cm火炮1门,口径12cm火炮2门,比日本1875年侵略朝鲜的“云扬”号军舰还先进。1872年左宗棠率师进驻兰州后,还建立“兰州制造局”,由广州、浙江等地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为西征军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为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打下了坚实基础。所以,1874年大清国的军事硬件装备,比日本牛叉得多。
最重要的是,大清国那时不差钱,当时西方国家都崇尚自由贸易,也不对中国搞武器禁运,只要有银子,别说先进的军舰,连整支舰队都可以买。1863年,清政府就差点花八十万两白银购买了阿思本舰队,也就是英中联合舰队,舰队有中级兵轮三艘、小级兵轮四艘,船上六百名军官及水手都在英国招募,整个舰队1863年都开到了天津港口,清政府的官员却脑袋卡壳,因为军舰指挥权和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吵起来,解除了合约。要不然,这支雇佣的海军,1875年就能把日本海军给灭了,很可能就会改变中国的近代史。
可见当时中国的落后,主要是清朝那烂到根上的吏治,官僚昏庸,抱残守缺,不懂睁眼看世界,不熟悉世界贸易和外交规则。大清官员擅长的,就是自诩为天朝上国,以不适合国情为由,拒绝学习国外先进思想和观念,喜欢把窝里斗的权谋当智慧,想方设法去愚民,久而久之,直接把民族的智力拉低到下半身的水平。
以《海国图志》为例,就可以看出晚清时中国为什么会完败于日本。早在1842年,魏源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编撰了五十卷本的《海国图志》,第一次向国人介绍“海权”,但清朝的王公大臣,基本上只对美色和美食书籍有兴趣,魏源自费出版《海国图志》,很多人翻开书一看,这是什么烂书,既不讲美色,也不讲美食,连心灵鸡汤都没有,哗啦啦全扔茅房里。到1852年,《海国图志》扩充到一百卷了,还是无人问津。结果,《海国图志》漂洋过海,到了善于学习的日本人手里,大受欢迎,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言归正传,1874年的日本,实力与中国不可同日耳语。但日本就敢挑战中国,凭的不是什么坚船利炮,而是西乡从道不怕死的勇气。当时,西乡从道的部队在长崎港待命时,英国、美国反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不租用军舰给日本,日本政府因此下令暂缓出兵,但西乡从道竟然说:“延迟出兵将会有损士气,如果政府强行阻止,我愿退还天皇的全权委任敕书,以贼徒之姿直捣生蕃的巢穴,绝对不会累及国家!”宁愿当土匪,也要为国而战,晚清不是缺少这样的将军,而是没有。
于是,西乡从道带三千日本陆军到台湾登陆,遭到台湾原住民的猛烈攻击,水土不服,患上热疫,病死了五百多人。清政府这边,李鸿章看清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大力支持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
西乡从道没料到大清国还有李鸿章撑着,一下子傻眼了,急忙联系日本政府,想通过外交途径捞点好处。于是,仗着美国人撑腰,日本政府向清政府索赔50万两白银,后来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斡旋下,西乡从道于1874年12月开始从台湾撤军,清廷答应赔给日本五十万两白银。
恰好没过几天,同治皇帝驾崩,光绪皇帝即位。虽然给日本50万两白银来大清帝国来说九牛一毛,毕竟给同治皇帝修个陵墓就花四百万两白银。但宋骁飞作为一个了解中国近代屈辱史的爱国青年,觉得给小日本这样的大尾巴狼一个铜板都是浪费,于是,他尽到一个幕僚的责任,在李鸿章说起这事时建言说:“日本这样的弹丸小国,它的资源太少,要发展现代工业,必然会走对外扩展的军国主义道路,我们不得不防。如果不加以遏制,日本会先占据琉球,再图谋台湾和朝鲜,到那时,整个东北就危险了。等到最后,日本会不会以蛇吞象,侵略整个中国都很难说。”
这话也正中李鸿章的下怀,于是他在朝堂之上,对两宫太后进谏:“日本近在肘腋,将永为中土之患!”他提出要重视“海防”,朝廷应该花重金购买西洋军舰,加强防御东南沿海。话音未落,养心殿上就跳出两人说“我反对”,在朝堂上和李鸿章公开大吵了一架。
第一个老头,就是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时年63岁。第二个人,就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协办大学士翁同龢。
第二章 日本又来了
先说左宗棠,他是晚清中兴名臣,但人品一般。他和曾国藩是湖南老乡,心高气傲,会试三考三败,一怒之下回乡教书,人到中年之后,左宗棠突然又有了政治觉悟,觉得人生不能因碌碌无为而悔恨,于是撕破面子去巴结曾国藩。老曾很仗义,看在老乡的面子上,划了一部分湘军归左宗棠全权指挥,老左这才开始慢慢自立门户,从一个教书育人的私塾教书匠华丽转身,成为杀长毛贼不眨眼的悍将,并打了几次大胜仗,慈禧太后终于慢慢知道湘军中除了曾国藩,还有左宗棠这号人物了,感叹湖南真是出人才呀,一个个“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复合型人才呀!
1863年,太平天国完蛋了,天京被曾国藩攻克,老曾向朝廷报告说洪秀全的幼子洪天贵已死。左宗棠却去告御状,指责曾国藩说谎:洪幼主逃跑了!老曾这人一生最重“诚信”,惊闻左宗棠在背后捅他一刀,盛怒之下,跟左宗棠翻脸。
没了曾国藩罩着,左宗棠的仕途开始原地踏步,便动不动大骂曾国藩是伪君子,以此为乐。李鸿章一生都以老曾的学生自居,自然对左宗棠很不爽,左宗棠没科举功名,李鸿章在朝中一提起左宗棠便说:这家伙考了三次都没考上进士,不会是脑瓜子不好使吧,或者跟魏延一样有反骨,孔老夫子的圣贤书没读好呀。
左宗棠呢,连曾国藩都瞧不起,更别说他的学生李鸿章了。见李鸿章提出海防论,赶紧跳出来,吵着提出“塞防论”,他在《奏章》中道:“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再说翁同龢,这个人呢,状元出身,文采出众,书法也很叼,但就是心眼小。他反对“海防”,主要因为“海防”是李鸿章提出来的,凡是李鸿章提出来的政策,他一般都反对。原因傻子都看得出来,他和李鸿章有私仇。
在剿灭太平天国时期,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弃城逃跑,曾国藩让李鸿章代为上书报告朝廷,本来这也是例行公事,结果李鸿章妙笔生花,翁同书被判“斩监候”,相当于现在的死缓。翁同龢的父亲一听儿子受此重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一口气没缓过来,两脚一蹬归西了。咸丰皇帝这才找个理由将翁同书改判充军新疆。父死兄徙,翁同龢从此跟李鸿章结仇,一辈子水火难容。
慈禧太后在帘后一听,这几个都是我大清的忠臣呀,海防也好,塞防也好,都是想保我大清江山,为什么吵得这么厉害呀?慈禧太后读书不多,没学过数学的集合,但也明白这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呀,几个老头吵来吵去耳朵听着都起茧,反正大清国现在不重修圆明园了,自己的四十大寿也不用大办,赫德掌管的海关每年还收入不少税银,朝廷不差钱,于是和慈安太后一合计,决定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去收复新疆;李鸿章筹建北洋水军,为了表示对李鸿章的意见更重视,还任命沈保桢为南洋通商事务大臣,去搞南洋水师。
而日本人,上次侵略台湾尝到甜头后,觉得大清国人傻钱多,又把目光投向了大清国的另一个附属国朝鲜。侵略似乎是日本军人的天性,很早就到了令人发指地步,在1868年,“征韩论”就在日本兴起,打和不打朝鲜,成了一个问题,大臣们分成两派,先是在天皇面前吵,后来觉得不过瘾,发展到大街上像黑社会一样火拼。
等到1875年5月,天皇也烦了,觉得再等下去花儿也谢了,反正刚从英国买了三艘炮舰,成立了海军,就同意这帮好战分子去朝鲜闹事。
打头阵的,就是海军少佐井上良馨,他很激动,指挥着“云扬”号炮舰,耀武扬威地去了朝鲜釜山海域。
“云扬”号炮舰就是一木壳造蒸汽机船,长37米,排水量只有249吨,速度才10节,载员65人,装备口径16cm和14cm的火炮各一门。通过数据对比,你会发现,它的性能还比不上大清福州船政局的“湄云”号炮舰。井上良馨比较幸运,那时朝鲜还没有伟大的猪体思想,也没有金整日那样拥有超能力的领袖,不然,他扔块石头,就能把“云扬”号砸出个大窟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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