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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一切为时已晚，我惊惶失措，知道自己和这条裤子从此无缘。在那之后，我对自己的言行倍加小心。我不是为自己开脱什么，只是觉得弗莱迪用词刻薄恶毒、说话不假思索，这种恶习我已经有所沾染。实际上，我们兄妹几个都有这种倾向，在极端的情况下，会出言不逊，口无遮拦。时至今日，我还要对自己的言行多加小心，慎言慎行，即便如此，有时还会出言不逊。

妈妈用她自己的方式告诉我，语言和沉默都可以充满力量。小时候那次偷爆米花，她用电话线对我一顿狠抽，可在这之后，我又想有小动作的时候，她投来的失望眼神就足以让我心有余悸。

13岁时，青春期萌动，我长得又高又壮，也想摆酷，决定去打折店顺一条裤子，显摆一下自己，同时觉得自己身手敏捷，应该不成问题。这种掩耳盗铃的想法绝对愚蠢，我一心想着怎么样才能得手，把赃物藏在裤子里面溜走，就没有想过自己这种打扮的学生娃怎么会不引起店家的注意。

我刚迈出店门，店长就一把钳住了我的肩膀。我被抓了个正着，还夹着课本，人赃俱获。店长对我一顿数落，不仅如此，车上下来两个白人警察，把我直接带到警局。我如坐针毡，准备和家人通电话，接下来是妈妈焦虑不安地赶来接人，还有那个醉醺醺的继父一同赶到。可是当值班警员拨通电话，听到的是弗莱迪的声音，可这次好像情况有所不同。警察和弗莱迪说明情况，我被警局扣押，需要家人来接我回去，突然警察放声大笑，挂上电话，就把我关进了号子。

他说，弗莱迪拒绝来接我，原话是这么说的：“什么？让这杂种就烂死在局子里吧，狗娘养的。”

我嘟囔了几句，从书包里拿出本书来，认真读了起来，希望梅尔维尔的《大白鲸》和自己的全神贯注，能让我平静下来。

结果这又成了这些白人警察的笑柄。一个人问：“你小子还读这个，是不是觉得自己聪明绝顶啊，都这样了，还琢磨什么呢？”

另一个警察学着弗莱迪的腔调说：“让这杂种就烂死在局子里吧，狗娘养的。”

当妈妈和弗莱迪真的来接我的时候，大家一句话都没说，因为我的悔改之意已经昭然若揭，这种关押的经历和如此的反省于我都是从未有过。余光中，我看到弗莱迪脸上的一丝得意让我怒火中烧，险些忘了自己的处境。可是妈妈的失望瞬间让我回归了理智。

当然，我最想做的事情莫过于让妈妈脸上有光，因此这种让妈妈伤心的事情，也会让我一辈子心怀愧疚。

我希望自己演奏小号能让妈妈引以为豪，于是刻苦训练，在青年音乐会上我有所表现，在罗斯福中学乐队里也积极表演。一天晚上，看到我在练习小号，妈妈本来想让我去买东西，结果转念自己动身去了，而只是让我帮着照看一眼锅里的豆子就好。

我满心欢喜，不用出去跑腿，只需要待在家里练习我的表演曲目－－席佛的《父亲颂歌》。我那专心致志的特长此时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彻底把锅里的豆子忘得一干二净。突然，一股刺鼻的焦煳味道弥漫在房间之中，我忙跑到厨房，豆子已经烧糊，不可救药。

我觉得还是继续练习，等回来之后，报告出现了问题，好像自己一直都在照看豆子，这可能让她消消气。听到她回来，我说：“妈妈，你看看吧，我觉得豆子可能烧煳了。”

只听锅盖咣当一声落在地上，走廊里都是回声，我心头一紧。妈妈每天挖空心思，给我们弄出这点食物实属不易，我却听任豆子烧糊都无动于衷。当时她一定想把我生吞活剥，但还是努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缓缓走到客厅，站到我的屋门前，平静地说道：“克里斯，我和弗莱迪的大部分争吵都是因你而起，我要护着你，可你却连一锅豆子都看不好。”

她话语不多，却字字珠玑，每个字都生生敲在我的脑海之中。我知道自己是自私的，一心只想着自己，自己的演奏，这毋庸置疑。再有就是，她为了我可以不顾一切，甚至为了我，不惜激起弗莱迪的一腔怒火和怨气。难道我是他们争吵的主要原因？若真是如此，简直太不可思议。但这个念头立刻又激发了我对他的仇恨，那仇恨的火苗足以将这些豆子烧成焦炭。

妈妈说完这些，就转身离去。回到厨房，打开一罐番茄酱，加了些调味料，那锅烧焦的豆子又神奇地变成一顿美味的晚餐，端上了饭桌。

就我对妈妈的了解而言，她还是一团谜。仅仅有过几次，她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有所表露，但转瞬即逝。一天夜里，弗莱迪出门了，我做完作业，电视上正在播放贝蒂·戴维丝的片子，妈妈喜欢贝蒂，我都怀疑这可能是与这个演员和妈妈同名有关。妈妈可不这么想，她觉得自己是喜欢贝蒂的伤感和哲理，情感真挚和强烈。妈妈说：“她演得很入戏，没法不为她动容。”

还有什么能让妈妈开心的呢？估计就是能从事她心仪已久的教师职业。对她而言，就是教好我们兄妹几个，她就是我们的教授，我们的苏格拉底。看到我们终于能领悟她的意思，明白无法识文断字就只能做牛做马，一事无成。当我来到第七大道北街的公共图书馆，本想查一本书或是找个问题的答案，结果却在索引目录中流连忘返，一本接着一本，如饥似渴，在图书馆里泡上一天，没有比这更让妈妈开心的了。她也喜欢阅读，喜欢《读者文摘》，而且让我也欲罢不能。我们俩通常是一字不落地看完一本，并且一起讨论问题。一次，我在图书馆找到一本《读者文摘》的旧刊，把其中一首诗抄下来，读给她听，我从未见过她那么开心。以前，我对诗歌的感觉一般，但那首诗是出自英国女诗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笔下，其字里行间的乐感和真情让我动容。妈妈静静地听着，听到头几行的时候，她突然变得一动不动，她可以做到一动不动：让我怎样爱你？我来尽数告诉你。我可以爱你爱到地老天荒，爱到灵魂的深处……

我念到最后一句，“让我究竟怎样爱你”，我看到她眼中涌动着泪花。她告诉我喜欢这首诗，我的发现给她带来了快乐。

*　*　*

1968年对我而言异乎寻常，仿佛我的宇宙发生了一次大爆炸，让我的原子能得以爆炸式地释放开来，我身边更是发生了很多巨大的变化。这段时期对我意味着生命开始重现色彩，随着我的发现，我的世界不再只有黑与白。5年前，大人们对肯尼迪遇刺所做的反应，或多或少预示着作为少数族裔，当竞争失利将意味着什么。但当一年之后，我和几个同学乘车来到密尔沃基东区的一所白人学校时，我终于亲眼目睹了妈妈年轻时离家工作时的情景，除了门房是黑人，除了零星的几个黑人孩子，到处都是白人，这与贫民区形成鲜明对比，那里只有个别店主和警察是白人，而余下尽数都是黑人。仿佛我的肤色就注定了我的身份，注定要被鄙视、低人一等，甚至让人视而不见。更令人发指的是有四个小女孩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被炸身亡，仅仅因为她们的肤色是黑色。

妈妈看到电视里的报道黯然落泪，这些孩子年龄与妹妹相差无几，却遭此厄运。同时，我意识到自己与黑人社会的血脉相连，我们确实亲如手足。随着有色人种所有新仇旧恨的接连爆发，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与黑人社会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开始理解和关注在密尔沃基以外的世界。1965年，洛杉矶爆发华特暴动，同年，马丁·路德·金在阿拉巴马的塞尔玛举行民权游行，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在哈莱姆区遇刺。次年，密尔沃基少数族裔和激进分子联合行动，在天主教詹姆士·格罗皮牧师的带领下，进行游行，我也走上街头，参加了游行队伍，同行的还有两个好友，一个是小号手加文，他与我同在学校乐队效力，再有就是肯，绰号祖鲁。祖鲁名如其人，他人长得绝对谈不上英俊潇洒，但是演技超凡，而且绝对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后来，他果真准备在电影界发展，甚至还说服我，说我也完全可以干这个行当。

我还真动了这门心思，一天早饭时，我边吃面包边说：“我毕业以后想当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