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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第五，最重要的一点，饭店是中美合建，总投资7，500万美元，中方占了51％。那天分析到这儿，我一身冷汗，差一点就让美国人占了大头，公共部经理说，那叫控股，谁控谁说了算。

我问宋健，中方占4，000万美元呢，你说是在哪儿换的，按1比几换的。

用了半宿的时间，给文章定下令人振奋的题目：第二长城。

宋健英语好，说这与英文说明契合。

长城饭店至今屹立在北京郊亮马河旁，是一座不错的饭店，但说它是第二长城，确实有点过。

夕阳之下摄“晨曲”（2）

雨，连绵不断，牵动着人们不安的心绪。我们准备放弃录制。人第一，节目第二，这是我们一直恪守的原则。

下午4点，手机中传出海啸有些颤抖的声音，陆先生醒了。他喝了点果汁，点上一支烟，看上去精神很好。

陆幼青径直走到绿草坪上，这时，那一个小时的阳光如约而至。雨水把绿草和我们的思路冲刷得清晰透亮。

我们只用了50分钟的时间，留下10分钟，在蓝天绿树下请陆先生和家人一起欣赏音乐，草地上的对话愉快地结束了。

回到北戴河。

时间当机立断，管它明天出不出太阳，不拍日出，拍日落。这是个无奈的选择。

当“东方晨曲”在夕阳中奏响的时候，我的内心有一种冲动。我意识到电视人的享受有时更贴近自然，更能感受到那种切肤之爱。与其说是电视的优势，不如说是电视人的福份。

第二天一早，大队人马班师回朝，太阳金灿灿地挂在头顶，跟着我们的车窗前行，活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找他的时候，他淘气地躲起来；事过之后，他欢快地跑出来说，我在这呢。我眯着眼，头倚在靠背上，筋疲力尽的6天，不堪回首。

时间忽然凑上来说，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什么。

他说，我以后再也不听你的了。

时间说，我以后再也不干这劳民伤财的事了。

这应该是所有电视人的戒律。

每天，有多少低质量节目充斥屏幕啊。

下岗工人肯定会说，用这钱，多弄几个希望工程好不好。

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陈汉元一句话就说到了痛处，拍劣质电视剧等于腐败。

有一天，我终于悟出了时间、小乔和关秀的心思，为什么拉这些文化人进电视圈，为什么文化人进入电视圈一脸的茫然。

说实话，开始我并不太在意。大部头咱啃得不多，小薄册子也读过千八百本，大学问家不是，小知识分子还是勉强称职的。应该说，我们是各走一径，社会学者知晓囚徒困境，理解费边精神，但问起推拉摇移和反打，也是一头雾水。所以，文化人和影人差异不大，充其量是个优势互补。

5年后，我才真正知晓，教文化人推拉摇移容易，教电视人理解和实施费边精神，难啊。

也许我们见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这使我们对知识分子一词理解多少有些歧义。

首先，知识分子的知识不是以读书的数量来计算的，读书破万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知识分子该是用心读书的那种（这里区别于用眼），读出来的知识浸在骨子里。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该有一副傲骨，不善趋炎附势。这使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显得个性，总是鹤立鸡群，混不进人堆里。

当知识如一股暖流涌遍全身的时候，机体的潜能被调动。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心胸开阔，做人做事便有了格调。我们有时靠近真正的知识分子，喝茶、吸烟，尽管还是几件俗事，你却能举手投足间感受到几分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就是这个道理。

还有，你不必太为知识分子担心，他们的形式感往往是精神情境的固定，态势很长久。小时候我读黄继光堵枪眼泪流满面，可母亲半点不动心，她知道我一出门照样还会去堵别人家烟囱。精神的不确定导致行为的巨大反差。所以，大凡知识分子总是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负荷过重才不会招摇过市。林语堂先生要求自己，行为尊孔孟，思想服老庄，文章可幽默，作事须认真。

其实这四件事做好一样都不枉知识分子一回。

沉重的儿童游戏（3）

最难的是分寸尺度，前三条如果说经培训能表演个大概的话，最后一条则绝对是浑然天成。知识分子的骄傲与自卑总能拿捏得恰到好处，能骄傲时绝不谦虚，该自卑时一声叹息，绝无造作之感。

这好比猫上树，老虎就不会。

初见郑也夫、周孝正、邝阳等，并未看透。高腔大嗓，说的也是市井语言，通俗易懂。也曾和我拼象棋，胜少负多。偶尔听他们讨论学术，插不进嘴也没觉自己才疏学浅，没那个学位，不操那份心。

第六期《实话实说》，我和小乔命题为“儿童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