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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数度到港探亲　与亲属团聚

好棋、好箫、好抽烟、好甜食，“好诗而不能诗”的钱穆，在素书楼度过了一段平静而丰富的岁月。这时的钱穆虽自十岁养成的烟瘾无法戒绝，但身体尚硬朗，唯独在新亚书院任教时期引发的胃溃疡偶尔折磨一下他。1977年冬季，钱穆胃病发作，几乎不治。

1978年，钱穆又因黄斑变性症眼疾剧烈发作，无法正常视物看书，前后开了三次刀，静养半年后，并无显着成效；加上胃疾转剧，因此钱穆兴起口述录音写作自传的念头。

视力受损后，在胡美琦协助下，钱穆仍先后出版《历史与文化论丛》、《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宋代理学三书随札》等著作。

1979年8月，钱穆携夫人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三十周年纪念，新亚书院正式成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钱穆除重新赴港讲学，也将所著《朱子新学案》原稿赠送香港中文大学的钱穆图书馆，实现了离开新亚书院时的承诺。

1980年夏，钱穆再度赴港，与留在祖国大陆的儿子钱拙、钱行、钱逊和幼女钱辉（晦）欢聚一周。钱穆很是自责对子女没尽到责任；对于幼女因他的缘故受委屈，格外感到愧疚。

未料这次团圆后一年半，长子钱拙即因淋巴癌去世。而钱穆回台后，又被外界质疑他是否已返回大陆探亲。

1981年借着侄子钱伟长与长女、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到香港作学术演讲的机会，在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的安排下，年过八十的钱穆再度赴港探亲。见到数十年未见的长侄、长女，钱穆相当激动，一起在香港中文大学宿舍共度天伦两周。对于几名子女经历的艰苦，他勉励钱易，“吃些苦没什么”，“只希望能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

钱穆格外记挂钱伟长。据钱穆回忆，这位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侄子，是他母亲在子孙辈中特别细心教养的，钱伟长的父亲更是他毕生敬仰的长兄。当年在苏州教授国文时，家中人丁凋零，长兄又辞世，钱穆特地把读高中的钱伟长带在身边念书。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6）

钱伟长的名字还是钱穆取的，袭自晋代建安七子徐干的字“伟长”，希望他见贤思齐。钱穆年轻时与钱伟长同在灯下读书，钱穆母亲一旁缝纫伴读，更是钱穆老年相当记怀的一个画面。叔侄两人情谊深厚，却数十年无法相见，又听闻钱伟长曾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让钱穆相当挂念，此番探亲终于了了个大心愿。

1983年4月，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应邀到香港，参与中文大学“钱宾四先生文化学术讲座”，讲授“维科的新科学”。钱穆为一会故友，顶着年迈身躯，再次赴港，场面甚为感人，也看得出钱穆的真性情。此行恰逢钱伟长夫妇也到港参加学术活动，一家人又有了欢聚的机会。翌年，钱穆借着到港过九十大寿的机会，四度与子女团聚。

1985年，苏州市政府通过知名学者钱锺书写信，邀请钱穆访问并庆祝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年，但因居中转信疏漏，加上客观的政治环境限制，钱穆始终未能赴约。但钱穆对故土的怀念与情感毋庸置疑，他对中国的改革，乃至于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是满怀希望。

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钱穆的风骨在他对著作的坚持上得见一斑。台湾孔孟学会曾邀钱穆撰写《孔子传述》一书。钱穆一改常人写作生平历史的习惯，从各项孔子行述学说的疑义着手，成一家之言，并坚持《易经》非孔子所著的史学论点。这让孔孟学会大为不满，要求钱穆改稿，否则即拒绝出版。但钱穆坚持不改，把稿件交其它单位出版。

此事发生的五十年前，钱穆《国史大纲》出版后，同样也遭国民政府审查处刁难，坚持要钱穆更改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后始得付印。钱穆同样坚持不改，以致拖了半年才出版。

《国史大纲》为钱穆一生力作，除了学术贡献外，爱国的精诚更是让人动容。对钱穆而言，《国史大纲》的写作构想是源自九一八事变后的乱局，本来就是一部抗日救亡、宣传爱国的国史教科书，因为唯有熟习历史，培养国民对历史的关切与温情，才能达到救亡图存的真正目标。

钱穆晚年多次指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教育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的隐忧。他强调，中国从无帝国主义侵略他国的文化传统，向来推崇“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才是真正的世界性和平观。

钱穆还认为，中国国家的完整与持久统一性，是中国固有传统；改朝换代只是国内政府改组，而非中国人征服中国人。因此未来中国走向和平统一目标，才符合历史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不同政治意见都必须在同一个国家的框架下，由中国人来领导中国。

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提出出版钱穆全集的构想，却被打了回票。一是钱穆不赞同以简体字出版中国学术作品；二是很多他手边未发表或即将发表的新作未被纳入出版计划；此外，钱穆在两岸对峙期前后，曾发表部分政治性言论，但他主张负文责，反对修改、删节，此争议几经协调才暂告落幕。

1986年，在蒋经国的邀请下，九十二岁高龄的钱穆受聘为“总统府资政”。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经国特委由“秘书长”沈昌焕亲到素书楼致送聘书，一时被传为美谈，显示两蒋对一代儒宗的高度尊重。钱穆则说，在他之前从无学者出任“资政”的前例，他是为知识分子开这个先例。

1986年6月9日是钱穆告别杏坛的“最后一课”，他以“正视历史，胸怀中国”为题，发表告别演说。老学生纷纷回台共襄盛举，曾是新亚书院学生的台大教授逯耀东，曾是北大学生、担任过台湾“警政署长”的上将孔令晟，担任国民党“文工会主任”与蒋经国私人秘书的宋楚瑜，都赶赴外双溪素书楼上课，这一堂课冠盖云集。“国府行政院院长”俞国华特赠一幅“鸿儒硕望”镜屏，以示敬意。

钱穆最后给中国青年的赠言是：“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他希望后辈不要看轻自己，将自己的文化一笔抹杀，必须抱着“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从事理中探寻中国本源。

国学大师钱穆当天正式宣布自中国文化大学荣休，结束七十四年教育生涯。但基于对教育的热爱以及对毕生心血的珍惜，钱穆晚年虽不良于行，且身体不佳，仍于1989年赴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庆，足见一代大师的坚持。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7）

只是在西风东渐之际，钱穆的主张与看法逐渐失去商业市场。钱穆强调“君子不党”，捐弃党派私见的主张，更与台湾逐渐党同伐异的政治现实有相当差距，显得不合时宜。这或许也是被尊为“当代师表”的钱穆，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时代的无情，让钱穆如同旧传统与政治象征的神牛，晚年竟遭遇无情对待。

晚年凄凉　遭政治批判清算

钱穆晚年数度轻微中风，加上年事已高，不适宜出国旅行，因此殷切期盼在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