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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2页）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的书房里总会溜进来一些黑黑的小鬼。无论白天、夜里，都发出尖锐的叫声。

我曾经看过那些小鬼好几次。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是蛐蛐。我也不讨厌它们的叫声，只是纳闷，门窗都关得很紧，它们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

为此，我曾经细细检查屋里的每个缝隙。我的书房正对着院子，一半是地板，一半是“石板地”。地板显然很紧密，毛病全出在“石板地”那边。房子老了，石板地的接缝，常有些水泥脱落的地方，有时候形成小洞。我猜那些蛐蛐一定是从这些小洞里钻进来。

蛐蛐很妙，如我以前说的，它们甚至自以为聪明，会故意挑逗人。我相信，它们一定很怕冷，所以秋天一变凉，就往屋里钻。只是钻就钻好了，它们居然像是司马相如，“闻人击磬，不觉技痒。”进得屋来还忍不住要高歌，甚至唱得忘情，一直到我用手电筒把它们照到，才停止不唱。

去年我曾经抓到一只蛐蛐，放了生。隔不久它又回来了，而且带了老婆和小孩。我觉得它们一家天伦之乐，十分可爱，所以不再去打扰。

没想到有一天，一只蛐蛐居然跑到我老婆的座位下面。吓得她跳到椅子上。我说：“把它捉起来，扔出去。”话才完，就听见“啪”一声，老婆用鞋底送它上了天堂。说：“我不敢活捉，还是打死比较容易。”

隔一天，还听蛐蛐叫，我找来找去找不到，穿鞋出去跑步。脚才伸进鞋子，就知道不妙，把鞋翻过来，掉下一只半死的公蛐蛐。

至于第三只，就不知怎样了。想必“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而移民海外。

今年，就在上个礼拜，我又抓到一只大蛐蛐，真是“红头金翅”的好品种，两支短短的翅膀，一抖动就唧唧唧地响，连我耳背的老母都听见了。

我也待它不薄。特别找一个专门用来装蛐蛐的小金笼，把它供在其中。这小金笼子据说是十八世纪印度宫廷的东西，想必印度人也有这样的雅好。

笼子是圆形，直径不过两寸，高一寸多，掐丝镶线，作“雷纹”和“云纹”的设计。顶上还镶了一颗红宝石，围以七颗蓝宝石。乍看，还真有点印度宫廷建筑的样子。

我把蛐蛐养在里面，还放了半颗葡葡进去。抓到的当天晚上，它大概为了住华宅而高兴，整夜地高歌。第二天，还唱了一阵。但到第三天，就安静了。我从镂空的金线间望进去，觉得它还在动，便没理睬。未料，第三天打开盒子，它早僵死在里面了。

正要把它扔掉，就听老婆大叫，说有一只黑色的虫在地毯上。过去看，是只母蛐蛐。我一边急着找塑胶袋，一边叮嘱她别再一下子打死。

“这是原来那只的太太，万里寻夫来了。”我说：“蛐蛐是有情有义的。”

“她丈夫不是死了吗？”

“见最后一面总是好的。”

这蛐蛐大概也有心，毫不反抗地让我抓到。

为了使它能够有个安静的场所凭吊亡夫，我特别又找个大一点的瓶子来，先把装着死蛐蛐的金笼打开，放进瓶底，再把母蛐蛐放下去。

它果然绕着金笼子走动，如同哀凄的未亡人，抚着棺材痛哭。还偶尔抬起头，用前脚攀着棺材边，向里面张望，以深情的眼视，注视丈夫的遗容。

接着，它跳了进去，一点点检视、一丝丝抚摸，站着端详，俯身亲吻。

它找到公蛐蛐的大腿，居然紧紧地抱着、抖着、摇摆着，我似乎能听到它抽噎的悲哭。

它终于跳出金笼的棺材，去吃我给它的苹果。回头看，那公蛐蛐依然直挺挺地躺着，只是腿上削去一大块肉，上面许多齿痕——是被母蛐蛐啃掉的。

我立刻向全家报告了这个惊人的消息。

残酷或反传统的新闻，常是大家爱看的。如同早上在办公室，翻报纸，看到“某妇人一怒之下剪断丈夫的祸根，扔出窗去，正好被过路的野狗当作上天赐予的香肠，一口吞下。”大概很少有人能不“兴奋”地向大家宣读的。

反人性的事，常常也是人性的，它总是浮动在人性的底层。川端康成在〈日本之美与我〉里说“有思想的人，谁不想自杀？”卡缪在《异乡人》里说“每个正常人，多少都曾期望过他们新爱的人死掉。”这些不能被世俗承认的言论，却可能冲击着读者的心灵，甚至获得某种程度的共鸣。

人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动物。当自己想做而未敢做的事，别人做了，而且被发现、被惩罚，便能引起自己暗暗的快感——看吧！幸亏我没做，否则下场也落得如此。

看吧！我都不敢，他居然敢，活该被修理。

看吧！不是只有我想做，许多人已经做了，有一天我做，就不稀奇了。

于是社会在表面呈现高度的礼教，在底层却浮动着离经叛道。也幸亏这离经叛道的东西存在，于是被小说、电影、戏剧、绘画……一一摊开来，且引起人们的共鸣，千万潜藏的快感。

现在居然从一只小蛐蛐的身上，都看到那离经叛道的事，怎不令人有些“刺激的喜悦”呢？

让我想起前些时看过的一部法国电影“生命不过如此”（Life　and　Nothing　But）这部被纽约时报影评人评为“滔滔、感人，而且幽美”的电影，描述一次大战后，遗族们纷纷赶往前线认领自己亲人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