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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并将共产党破坏分子置于监视之中。对上海发生的这种情况，不得不进行控制。

根据国民党开列的清单，当时缴获的武器总计有3000支步枪，20挺机关枪，200支毛瑟枪，400支手枪，80万发子弹，几推车斧头和2000支长矛。

那么，蒋与当地帮会是什么关系呢？

先说红帮，它是在“反清复明”中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从太平天国起义中成长起来的地区性和政治性组织，这一组织与义和团有联系。它崇尚敬老和其他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并热衷于迷信仪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帮演变成了一种流氓团伙。

青帮是作为红帮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不久在长江以南有了自己的势力，其总部在上海，青帮沿着长江扩展势力，他们招收水手和搬运工，从事非法经营，并收买人心。他们通常依靠三种途径来保证财源：贩卖毒品，开设妓院和进行赌博。

蒋介石本人从未加入过帮会，但他的确与帮会有过密切的联系。他早期的靠山陈其美在上海担任军事长官的时候，就是帮会的一员。或许蒋认为这些帮会对他有用。

他感激孙中山对他的恩典，总是极力帮助寻找支持者，而不单是寻找友谊。孙中山和他的同事早先也认为这些帮会对革命是有用的。

青帮的主要头目是杜月笙，他帮助过蒋介石。陈其美的侄子——陈立夫从1925年至1929年是蒋的私人秘书。在他的弟弟陈果夫的帮助下，他领导着称之为“CC派”的国民党右翼。

按照中国的习俗，蒋介石将陈氏二兄弟认为亲侄，以报答陈其美的知遇之恩。

上海事变时，陈立夫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同时还管理着国民党组织部。1926年3月20日，他被任命为该部部长。1974年当我在台北采访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创建了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中统后来由陈立夫的兄弟陈果夫接管。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内部安全机构，中统在大专院校，新闻界和其他“文化”组织中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国民党所办的全部报社社长都是为中统服务的。大专院校中的训导长也同样是为中统服务的。中统还在各个城市和省份设立了自己的网点。

类似的另一个机构是军委调查统计局（军统），由戴笠领导，主要从事特务活动，还管理所有的秘密监狱。它是按照纳粹的盖世大保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社会各界都有代理人。

陈果夫是从称之为“A·B团”的秘密的政治社团中进入国民党组织部的。

“CC派”及他们的秘密组织帮助蒋介石保持和扩展势力。

1920年初，当陈氏兄弟的叔叔和帮会在上海帮助蒋从贫困中崛起的时候，蒋当时还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里，在上海交易所从事经纪人的工作。其他曾帮助过蒋的人还有，银行家钱某和船主虞某（后来成为商会主席）。

当蒋介石1927年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不再是一个穷困的青年，而是一个胜利之师的统帅了。

银行家们和帮会用大量的“贷款”资助他。作为回报，他帮助他们消除军队的侵扰，结束当时还在武汉持续的停业状态，并从共产党工会的制约中解脱出来。

有一种看法认为，蒋在摧毁共产党纠察队过程中接收了1500万贷款，后来又接受了3000万贷款。这些钱或许只是名义上的贷款，第二笔钱似乎是很不情愿拿出来的。据说商人们事先接到一个“军界要求资助”的通知，说是如果这样做就不会遭逮捕。

有一个很知名的实业家因为不愿意资助50万元，结果被关进了监狱。醒悟之后，他愿意出一半的钱以担保释放，并且这些钱是无偿的。

不管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上海的买办和银行家资助了蒋即将建立的右翼政府。而且，他们还使蒋摆脱了对俄国的财政依赖，这就使他有了更多的策略上的自由。

1927年4月12日的政变，标志着蒋介石与受国民党左翼支持的共产党之间的最后决裂。

从此以后，尽管有一些暂时的表面合作，但两党之间的裂痕最终无法弥合。

第九章　蒋氏再婚

《大公报》创始人。胡霖说：

“蒋的婚姻是一次精心预谋的政治行动。他希望通过成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妹夫来赢得他们。那时，蒋也开始考虑寻求西方的支持。如果美龄成为他的妻子，他便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有了‘嘴巴和耳朵’。此外，他一直十分欣赏子文在财政方面的才干。但是，如果说蒋没有爱上美龄，那是不公平的”。

上海的屠杀引起了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的极大义愤，他们试图使蒋名誉扫地。

1927年4月17日，在武汉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列举了蒋介石的十二条罪行——其中包括对人民的屠杀和对党派活动的压制。蒋被开除出党并被解除了所有职务。

逮捕蒋的通辑令也发布下来了，目的是“按照镇压反革命的法令对其进行惩罚”，甚至他的头也被估了价，而且是两种标价：抓到活的赏25万两银子，抓到死的则为10万两。

难道左派真的以为蒋介石会就此罢休且大势已去了吗？如果他们真的这样想的话，那就太低估他了。

在蒋的主持下，国民党右翼领袖从15日起便在南京召开会议。

那天夜里，在蒋的命令下，警察和军队包围了设在广州的工会和国民党的办事处。所有的苏联顾问都被拘留起来，共抓了2000人左右。几名黄埔军校学员和一些女学生被处决。蒋还命令，所有逃跑的共产党员必须在10天期限内自首，否则一律处以死刑。

18日，就是武汉方面悬赏捉拿蒋的第二天，他宣布了他的答复：“在南京建立一个对立的政府。”那天，站在他身边的是胡汉民。

在冗长的声明中，蒋介石重申了孙博士的三民主义，号召与共产主义彻底决裂。“如果我们允许他们那可怕的政见蔓延，”他说，“一切都将成为泡影。”

一周之后，即25日，30万人在武昌集会，声讨蒋介石及其政府。中国又回到了最严重的混乱状态，如同1911年推翻清王朝后的中国局势一样。两个政府都宣称其革命合法并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在北方，张作霖大权在握，仍自行其是。

共产党此刻也到了危急关头。他们是应该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使左派卷入这场暴力斗争呢？还是应等待时机并继续维护党派联盟？共产党内部也产生了分歧。

1927年4月27日，80名代表——代表着5。8万名共产党员，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一项决议中，决定剥夺共产党控制区内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财产。但对属于民族主义军队官员的土地则给予特别的豁免。

在长沙，一群共产党员已在城市和乡村积极行动起来，地方军的指挥官逮捕并处决了近百名“闹事者”，一些领导人及时地逃过了逮捕。他们当中的刘少奇，后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北方战争又开始了。4月24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海军和陆军会议，决定重新开始北伐。然而几乎是同时，南京方面发现武汉政权也有同样的打算，于是，北伐再次搁浅。

武汉的军队开始向南京挺进，南京的军队亦向武汉开拔。

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似乎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趁机占领了陇海线的东段。这样一来，汪的北方便受到了侧翼包围，而南方则将了对方。

这一局面是很僵的，而这一僵局只有冯玉祥才能打破。无论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离开了冯玉祥，谁都束手无策。于是，二人都改变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