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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5）

1902年10月和11月，京师大学堂恢复教学，从全国各省选送学生，分两批招生。先招速成科——仕学馆和师范馆，共录取新生182名。凡被选送的考生，由所在省府发给去北京的川资和治装费。例如，湖北省选送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考生4人，共发给川资白银400两，每人另发给治装费白银50两。　　1902年12月17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大学堂举行入学典礼，宣布正式开学。此后，京师大学堂以及后来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每年都以这一天作为校庆纪念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的校庆日改为每年的5月4日）。　　京师大学堂的教员薪俸　　京师大学堂基本上沿袭了同文馆的规矩，洋人教职员的待遇明显高于华人。但华人教员的薪水比同文馆时期有所提高。我在中国历史档案馆查到有关资料，举例如下——　　20世纪初年，洋总办兼洋教习邓罗，月薪1013两5钱4分；税科专门洋教员阿得利，月薪285两8钱8分；白浦月薪258两5钱；税科华员助教黄厚诚，月薪147两9钱4分。　　又，华人总办（教务长）陈銮，月薪180两；提调（管理员）关景忠，月薪13两5钱；国文正教员高超，月薪80两；国文副教员蒋用嘉，月薪60两。（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学部·财经·卷216·大学堂全堂员司薪水》等清册）　　当时白银1两折合1．4银圆，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　　京师大学堂学生的优惠待遇　　京师大学堂待遇很高。据师范馆大学生俞同奎、王道元等回忆：清朝廷对于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是当作候补官员培养的，所以养尊处优。学生一概公费，供给食宿。标准是：每人一间房，自修室二人共用一间。伙食丰盛，早餐是面食和粥；中晚两餐，每桌八人，六菜一汤；冬季四菜一火锅，荤腥俱全。冬夏二季，各有公家发给的一套操衣；其他服装可自备。每月有月考，前几名给以10银圆左右的奖金。学生中不少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为。　　初入学堂时，据传毕业后分别等级，给以“进士”和“举人”出身，并以六、七品官阶。到张之洞继任管学大臣，乃确定毕业生一律给予举人出身；其考列“最优等”者，以内阁中书尽先补用，并加五品衔；“优等”者以中书科、中书郎补用。但毕业生必须在教育界服务五年，方能回原衙门候补。于是，“学问”成了“仕途”的敲门砖，学堂成了官府的附庸。　　1903年5月京师大学堂又把同文馆归并进来，成为译学馆。据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毕业生陈诒先回忆：京师译学馆仅办五级，每级分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系，于宣统三年（1911）结束，归并北京大学。译学馆授课情形，为每晨6点兵式体操，一小时操毕。吃粥以后，为外国语言三小时，午前授毕。12点午饭，下午为普通课程，5点钟完毕。晚饭后自修二小时，9时后入寝。寝室分为五斋。甲、乙两级学生住校，为免费生。丙级半住校半走读，入学时交费一学期；第二学期丙级同学100人，学期考试在前25名者免费。　　学校伙食颇为丰盛，每桌坐七人，四盘四碗，有鸡有鸭，也有鱼肉。饭厅之中间，置数方桌，上为酱萝卜一大盆，红大椒一大盆，小磨香油一大盆，多数同学自取酱菜大椒食之。　　在译学馆读书五年中，为皮黄戏全盛时代。前门外粮食店之中和园，有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诸名角，戏资1600文，合1角6分钱。怀有2角钱即可听最好之戏，以4分钱赏看座（即上海之案目），即为大出手了。同学每于星期六下课看戏，散场后数人吃小馆子，也仅仅两圆就够了。（引自《宇宙风乙刊》27期，1940年8月。）　　京师大学堂的腐败风气　　对于清末遗留到民国初年的大学堂腐败的状况，顾颉刚回忆说：那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允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　　1909年，预备科第一批132名学生毕业，之后预备科改为高等学堂，仍属大学堂管辖。同年师范馆206名学生毕业后，师范馆与大学堂脱离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此为后来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这是我国近代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置的开始。大学堂的第一批本科生到1913年底才毕业。　　1905年科举虽废，但这时期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仍多为举、贡、生、监等旧式学生或官员，科举出身在他们心目中仍有很大影响，加上1903年的癸卯学制规定大学堂毕业生可以授予进士头衔并奖励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职，因此，大学堂便在当时成了各种失意官员、举贡生监等寻求出身的好地方。于是便生出许多趣事来。如仕学馆、进士馆的学生，均带有听差。每到上课时间，各房中便响起一片听差“请大人上课”的声音，然后由听差把纸墨笔碗及茶水、烟具送到讲堂。下课了，听差又来“请大人回寓”，“学生大人”拍拍屁股便走，听差收拾杂物在后。上起体育课来就更热闹了，操场上时不时传来“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转”的喊声，学堂如官场，教师可一点不能嫌累。　　大学堂的课程多陈腐无聊之论，引起学生不满。清末进入大学堂的孙炳文就曾站出来抵制过。当时，有个姓叶的教习给预科学生讲“人伦道德”课，学生对他的空谈不满，他仍赖着不走。当此课考试时，孙炳文就在考卷上大书“叶公好龙，尸位素餐”八字，结果孙炳文被学校挂牌开除。孙炳文后来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又回到北京大学，1912年毕业于预科第一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6）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臭名昭彰　　清朝覆灭前夕（1911年），三所国立大学共有学生不到500名。　　（1）　京师大学堂的分科大学1910年才正式招生上课，但没有大学毕业生；　　（2）　北洋大学堂大学部仅有工科毕业生35名，法科毕业生9名；　　（3）　上海南洋公学上院（即本科大学）到1909年才粗具规模，没有大学毕业生。　　可见清末我国大学教育尚在幼稚阶段，而且发展缓慢，举步维艰。　　中华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但离现代化的大学标准，差得很远。据蔡元培先生晚年回顾：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学生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里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有阔教师作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学习上很有妨碍的。辛亥革命前，京师大学堂办了十余年，几经周折，并没有培养出多少人才。外国人视之为“蒙养学堂”，连清朝廷都自认其水平太低。辛亥革命后，学校的名称改了，但本质尚未变化，再由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良风气的影响，北京大学的名声臭到了极点，几乎不可救药。　　首先是封建衙门习气仍重。京师大学堂时期，北大主旨就是为了培养封建官僚，因而官场习气在学生和教师中漫延，学堂像衙门。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仍然是衙门气十足，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进大学教书只不过为做官而准备；有的教师干脆就是清末旧官僚或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派头却不小。如沈尹默记述的，他初入北大任教时，有一预科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每上课时，均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台上，然后退出，下课照送如仪。这位老先生还经常在上课时对学生留一手，教科书、参考书和讲义对学生是保密的，丝毫不允许被借阅。课堂教学内容陈旧，因循守旧，沿袭了清末大学堂的风气。　　学生也以读书求功名利禄为目的，仍然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思想。虽然取消了科举，但一般学生认为从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资格，仍以毕业后做官为目标。由于学生有做官发财思想，学生从预科毕业后，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更少。因为最终目的总是做官，不如入法科，学一点政治、法律，比较吃香。据统计，1917年底，北###科的本科和预科在校学生841人，文科学生418人，理科学生422人，工科学生只有80人。读法科的学生是文、理科的总和，是工科的十倍半。以至于北京大学为招收文科学生，不得不降格以求，报考文科可以不要预科毕业文凭，只要有同等学历即可。　　其次，学风不正。师生满脑子当官发财思想。学生中官僚、富豪子弟不少，很多学生花钱一年在上千银圆，有的甚至一年要花5000银圆。一些有钱的学生，在学校里带听差、吃花酒、打麻将、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当时北京大学还流行一种坏风气：无聊师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直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妓院集中的地方。当时民间曾流传说：“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当时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北大此时虽已改名，社会上仍有许多人习惯称之为“大学堂”。此语指去逛八大胡同的，以国会议员和北大师生为多。　　为毕业以后做官，许多学生在校期间拉帮结伙，往来应酬。当时在北大还流行“结十兄弟”，即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买官，那么花的钻营费由十人分摊。如此乌烟瘴气，哪里像什么“最高学府”？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　　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也就是京师大学堂在北京成立前一年，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它的创办者本是几个印刷工人，戊戌维新后由于张元济、蔡元培等文化人的加入，在清末民初迅速发展为我国文化人的出版阵地，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

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1）

商务印书馆——文化人的出版阵地　　京师大学堂带有浓厚的封建王朝官场习气的烙印，而商务印书馆则带有新进的资本主义民间商业的色彩。它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手工业印刷工场，创办人是夏瑞芳、鲍氏兄弟和高凤池等，原为西文报馆的排字工人。他们集资银圆３７５０圆办厂，以５００银圆为一股，起初只能印刷一些简单的印刷品。　　１９０１年他们预见到科举制度必将废除，及早编印了新式学堂的各种教材，得到了新教材的印制和发行权，利润大增。为了迎合新潮流，也开始编译《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一类英文读本，同时还翻译了一些日文书，由于译笔粗糙，出版后无人问津。为提高译述水平，经多方联络商讨之后，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张元济推荐蔡元培担任商务编译所所长。　　不久《苏报》案发生，革命党人章太炎、邹容被捕；蔡因有牵连，被迫逃亡青岛。夏瑞芳就聘请张元济担任编译所所长，时在１９０３年。此后张元济主持编辑了我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并大力提倡汉译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又创办东方图书馆等等。　　１９０２—１９１６年间，中国新创文学报刊５７种，其中２９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中，上海占２２种。商务印书馆１９０２—１９２０年间，出版图书３５２２种，其中文学类（以小说为主）８４６种，占四分之一。　　1903年商务印书馆聘请李伯元主编《绣像小说》，并开始出版“林译小说丛书”、“说部丛书”等。当时许多文化名人，如林纾、梁启超、蔡元培……都与商务印书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在文坛走俏一时，此后他又译述并出版西方小说181部，每部约为20万字左右。其中一些小说，既发表又出版，发表时也有稿费。郑逸梅等回忆说，林译小说“在清末民初很受读者欢迎。他的译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十几年间，共达一百四十种。……稿费也特别优厚。当时一般的稿费每千字二至三圆，林译小说的稿酬，则以千字六圆计算，而且是译出一部便收购一部的。”（据《藏晖室札记》，载《新青年》第３卷第５号；转引自《中国近代文学史论文集·小说卷》第688页。）每部书稿酬1200银圆左右（合今人民币6万元），这样，林纾十几年间的稿酬收入高达20万银圆以上（合今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　　商务印书馆1910年出版《小说月报》，闻名全国。　　南洋公学与商务印书馆的亲缘　　1898年，南洋公学筹建译书院，选译东洋、西洋的名著印行，供学生和国内人士阅读。出版西学书籍是“成才之助”，强调“兴学之要在译书”。9月，戊戌政变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有些被西太后逮捕杀害了，有些逃往日本，有的###则逃往上海租界，其中一位张元济（菊生），于1898年10月逃难来到了上海南洋公学。　　1899年南洋公学在上海虹口正式成立译书院，由张元济担任译书院院长，负责编辑近代中国最早的教科书。当时一批逃亡到上海的###，通过张元济的介绍借住在商务印书馆楼上，其中有吴稚晖等。当时社会上学习科学和英文的要求迫切，加上张元济编辑经验丰富，这就促进了商务印书馆编译工作的进展。例如英汉对照的四卷本《华英国学文编》，是我国最早的英汉对照读物。在1899年至1900年间商务出版物迎合了社会的需要，好多书销路很广。同时###也借此宣传“变法维新”。　　张元济先生受聘主持译书院工作不久，南洋公学总理（教务长）何嗣焜去世，张元济接任了南洋公学第二任总理，兼管译书院，月薪为银洋350圆（合今人民币约２万元）。译书院逐步扩大，还聘请了外国人做译员，开办了“东文学堂”，同时组织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民主思想的书籍，如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严复的译述，全套几十本都是由译书院首先刻印发行的。南洋公学译书院也由此闻名全国。　　1901年商务印书馆原发起人邀请张元济、印锡璋等合资，成立有限公司，议定原发起人每股照原数升为7倍，折合银洋26250圆，加上新股23750圆，共计资本5万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50万元）。　　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后，先在长康里设立编译所，请几位先生翻译西洋东洋的科学书籍，由蔡元培兼任编译所所长。不久高梦旦亦由张元济约来帮忙。　　因出版经营有方，盈利不少，逐步添置了机器。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几十年，由编译所长，而经理、监理、董事长，同夏瑞芳、鲍咸昌、高翰卿、高梦旦等一起惨淡经营，逐步将一个小小的印刷工场发展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　　清朝末年，全国图书的营业额每年约为400多万银圆，其中商务印书馆约为150万银圆，占三分之一。　　民国初年，全国书籍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