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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备阳明多言的湛甘泉,在当时上等华人圈中的知名度不比阳明低,最后官做到南京礼、吏、兵部尚书,活的年龄几乎比王大一倍,九十五岁寿终正寝。然而他的影响和贡献都不如阳明大。尽管他的理论有的地方比王学纯正。就因为在讲学上多言上,他不如王卖力气。
但是当时也有人说湛多言的。阳明在猴年即送完尧卿的次年,送湛去越南时也为他写了一篇“序”,为人们说湛多言和近禅而辩解:用多言怪罪他是无济于事的,他是个罕见的圣人之徒;真正的禅尚不多见,何况他是个真圣人之徒。
他另一个朋友王纯甫到南京当学道,这又是一个要说话的差使。教无定法,人人素质不一。怎么办?阳明说:“不一,所以一之也。”因材施教是不一,同归于善是一。多言,是曲致之法。但太多了,则失之于支离,或打了滑车。太少了,又会流于狭隘。从无定中找出定来,在不一中建立一,才是本事。
若以为阳明是个口舌辨给之徒,那就错了。他的口才固然超人,能一言中的,也能曲折言说。但他的确是反对、憎恶滑舌利口之徒的。他之多言,恰似孟子不好辨却不得已总在辨。他真心呼唤人们建立起“自得”意识,不要打水漂,不要为外在的东西狼奔豕突,把所有的营养都用来培养心体这个大树之根。
他现在的官衔是验封司主事,所以人们俗称“王司封”、他也自称“司封王某”。《别张常甫序》的开头就是司封王某曰,他问张:文词亮丽、论辨滔滔、博览群书,自以为博,算真正的好学么?张说,不算。
他又问:形象打扮得挺拔,言必信、动必果,谈说仁义,以为是在实践圣学,算数么?
张说:不算。
他接着逼问:恬淡其心,专一其气,廓然而虚,湛然而定,以为是在静修圣学,这样做对么?
张沉吟良久,按说应该说对了,但王的意思显然还是不对、不够。张说,我知道了。
王说,那好,知道了就好。古代的君子正因为总认为自己不知道,才真正能知道。现在的人总觉得自己无所不知,也就有不知道的时候了「这是“很难真知道”的宛转说法」。事实上,道有本而学有要,是非之间、义利之间的界线是既精确又微妙的。我上面说的那些是为了引发你深入思考。
也的确发人深省。平常的见识,总以为那种静修的做法是入道得体的修为了。其实, 那才是小学功夫、努力把放跑了的追逐外物的心收回来,离正确的标准还有更难达到的距离。而且跑偏到喜静厌动、一事不为,就成了坐枯禅了。
他的朋友梁仲用本是个志高而气豪、志在征服世界的英雄,仕途也相当顺利,但他忽然说自己太躁进了,觉得还没征服自己就去征服世界,太荒唐了。于是转向为己之学,反省自己气质上的偏颇,尽随意说些现成话,遂给自己起了一个“默斋”的室号,以矫正自己太随便的毛病。阳明为此作了一篇《梁仲用默斋说》,奇Qisuu書网他说:我也是天下多言之人,哪里知道什么沉默之道?
他先说了多言的病根:一是气浮,一是志轻。气浮的人热衷于外在的炫耀,志轻的人容易自满松心。但是,沉默包含着四种危险。如果疑而不知问,蔽而不知辨,只是自己哄自己的傻闷着,那是种愚蠢的沉默。如果用不说话讨好别人,那就是狡猾的沉默。如果怕人家看清底细,故做高深掩盖自己的无知无能,那是捉弄人的沉默。如果深知内情,装糊涂,布置陷阱,默售其奸,那是“默之贼”。
据说,不叫的狗才咬人,发阴的人不好相处。心学搞“阳谋”,憎恶阴谋。
看来,多言与寡言不能定高下,这只是个外表,内在的诚伪才是根本的。就像有的人因不变而僵化,有的人因善变而有始无终。关键看你往哪里变、是在变好还是在变坏,是个怎样变的问题。
阳明的朋友、学生方献夫就因有“无我之勇”,而入道如箭。无我才能成“自得”之学,修圣学须无我、自得--心学辩证法就是如此。
阳明的无我,像胡塞尔“悬隔法”,把来自经验界的东西甩开,首当其冲的是把官方推行的、士子队伍中流行的、他认为已非朱子本意的朱子学甩开。他在猴年为湛甘泉送行的“序”中,完整准确的阐述了他、也包括湛告别流行朱学的原因。而且下笔就是一扫千年--自颜回死而圣人之学亡!
曾子把握住了孔子的一贯之道,传给了孟子。又空白了两千年,才有周濂溪、程明道接续上孟子的传统。但是,「他没明点朱子的名,却分明指的是朱子」紧接着便出现了暗流--在大肆研究儒学的活动中遮蔽了圣道:“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这给后来李贽他们批判假道学定下了基调。
阳明的自得,是自身拥有的道德水平,而非有知道多少外在的伦理学知识。他用愤激的语调说:今世学者都号称宗孔孟,骂杨朱和墨子,排斥佛、道,好象圣学已大明于天下。但我仔细观察,不但见不到圣人,连做到墨子之兼爱的、杨朱之为我的也没有。更没有能做到道家那种清静自守、佛门那种究心性命的!杨、墨、佛、道还能讲究“自得”,有内在的修持,能养育内在的境界。而那些号称圣学正宗的人却只是在做学问、混饭吃!这都是记诵辞章这种通行做法给搞糟的。他们的“成功”世人告诉仁义不可学、性命不必修行。
他们做外缘功夫,本是缘木求鱼的活计,却攫取了现实荣华,自然觉得内缘的自得之学是徒劳无益的了。用孟子的话说,他们要的是“人爵”,自得之学修的是“天爵”。天人又合不了一,高尚便成了个人爱好一类的事情,难受也是你自找的。他的知行合一之旨,只能打倒外缘性的求知的做法,才有可能归拢到“致良知”正轨上来。
11.反身而诚
猴年(1512年,正德七年),他的另一个好同志黄绾也告别京华,归隐天台山,去专门修练自得之学,以期明心见性去了。这只是脱产进修,并非真正金盆洗手。他是靠恩荫赏赐入仕,是“任子”,以他的性格是不会当隐士去的。这自然不用多加理会。精于识人的阳明也无法看清他死后黄绾会怎么变化。现在,他对黄是大动感情,他死后,黄也对他极仗义。黄对别人“反复”“倾狡”是政治斗争的需要,用西方谚语说是“搞政治的人无良知可言”。王阳明总想使搞政治的人有良知,虽不像老式儒者那么把政治伦理化,还是想在灵魂深处打通它们,但是很难,所以才有破心中贼难的浩叹。
他本人也不是那么绝对纯粹的,他的《别黄宗贤归天台序》写的“哲”情并茂,却有为黄粉饰处,黄本是恩荫入世,是拣了便宜,王却说他比自己高明,自幼就放弃了举子业、厉志于圣贤之学。若大多数人能恩荫为官,谁还去死啃举子业?自然也都立志圣贤之学了。王有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侠气,美化朋友是应尽的义务。他与黄的感情深于湛,与湛是平行的朋友,与黄还有纵向的师生情谊。黄也是有些侠气的人物,不忍与师别却需要老师写几句指明方向的话,这种心情是相当诚挚的,有点心学的火候了。
这一时期,阳明的“中心思想”是自得二字,自然开口就是这个主题。他说,心本体是光滢明澈的,欲望把它挡黑了,经验把它污染了,要想去掉遮蔽清除毒害,使之重放光明,从外边着手是不管用的。心像水,有了污染就流浊。心像镜子,蒙了尘埃就不亮。若从清理外物入手,逐个对付是不现实的。最主要的是,那样就得先下水,就等于入污以求清,积累尘垢以求明。等于负积累、负增长。黄开始也是遵循着这种流行文化去做,结果是越勤奋越艰难,几近途穷。这不是他的罪过而是他的不幸。
王则教他从“克己”做起,从我心做起,“反身而诚”,明心见性,这样就可以不依赖外界就能改善自己的德性水平。主体高大了,外界就渺小了。黄深以为是,总如饥似渴地听他的教诲,每每喜出望外。
这种唯心主义其实是逼出来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总等待外界改善,那差不多是河清无日、却守株待兔。有了主体意志,则外在的磨难便成了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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