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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张献忠说：我自己来，我念，你们写。最后念给文昌帝君张恶子的祭文是这样的：“咱老子姓张，尔也姓张。为甚吓咱老子？咱与尔联了宗吧！尚飨。”还有一说，说是最后张献忠建大西国称帝的时候，追封文昌帝君张恶子为太祖高皇帝。土棍出身的张献忠，就这样，成了神的后代。这也不稀罕，当年同为无赖子的刘邦，一做皇帝，不也变成了白帝之子嘛。

只不过，传说中姓张的神，绝不止梓潼神张恶子一个，据说灶君姓张，玉皇大帝也姓张，跟张献忠比较对脾气的张飞，也早就被封了神。张献忠要跟神套近乎，跟上面的这三位套一套，看起来都更有道理，干嘛非得跟一个主管读书人命运的文昌帝君论一家子。显然，这里有名堂。

张献忠名声不好，嗜杀成性，据说把四川人差不多都杀光了。无疑，这里有后来文人的夸张，按他们的记录，好像此人活着就是为了杀人而杀人似的，毫无道理可言。其实，张献忠跟李自成一样，都不是一般的毛贼，都有天下之志，也就是说，想要打天下，做皇帝。虽说玩的比较糙，又没什么正经人来帮他们，他们都在建自己的国，也设官治民，也登基立朝，也开科取士，只是所有的事儿，都弄的比较乱，规矩立不起来，体系也就紊乱，玩的大，垮的也快。

事实上，多少代的农民起义者，只要有点志向的，都对读书人比较好，特别希望这些读过书的高人给他们出谋画策，做军师，能掐会算，阴阳有准。再不济，也可以为他们书写文书，草拟家信，逢年过节，写个对联什么的。张献忠自然也不例外，他也希望读书人能为他所用，否则那么着急开科取士干嘛。以四川一地，一次开科，便取了一百多个进士，说明一方面他乐意收揽，另一方面也有读书人前来投效。庐州的一个秀才，在城陷之后被掠进张献忠大营，由于比较乖，备受优待，营里的大小头目，张口闭口尊之为“相公”，不仅好吃好喝，而且还给他配了一个漂亮的临时娘子。（余瑞紫《张献忠陷庐州纪》）

然而，跟后来的太平天国开科一样，天下未定的时候，有点来头的读书人是不会贸然“从贼”的，况且，张献忠又是这样一个脾气粗暴，反复无常的武夫，开始的时候，他杀的士人，往往都是激烈抵抗，不肯为之所用的，逐渐发现已经归顺的士人也不可靠，经常跟敌方暗通款曲，于是，杀，杀，杀，杀，杀，杀，杀，据说张献忠还为此立了一个“七杀碑”，越是读书人越要杀。已经跟张献忠联了宗的文昌帝君张恶子，碰上这么一个同宗，硬是一点运气也给不了家乡的文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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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祥刺马案的破案思路

张文祥刺马，是晚清第一号大案和奇案。说它大，是因为清朝分量最重的方面大员两江总督，当街被刺。说它奇，是因为凶手虽然当场遭擒，经反复审讯，案子其实并没有破，最后只得攀上莫须有的海盗，草草收场。在那时，惯例是案子破不了就扯到海盗头上，反正海盗虚无缥缈，抓不住，逮不着。

可有意思的是，案子出来不久，其实并不真的了解真相的老百姓，却给案子编出了一个故事，故事越编越像，最后的情节大概是这样的，马新贻在参与平叛的过程中，被长毛的将领张文祥等人俘获，但是马新贻却成功地说服了张文祥他们归顺朝廷，并与之结为兄弟，从此，几位归顺者在马的手下为将，而马看上了其中的一位（一说姓曹，一说姓陈，还有一说姓彭）的妻子，为了霸占结义兄弟的妻子，借故杀之，张文祥愤而离去，发誓为友报仇，隐忍若干年后，终于有了机会，一击成功。

一个具有很明显的政治意味的大案，变成了一场伦理道德江湖道义的正邪之争，用今天的眼光看，还有几分像是男女*纠葛。马新贻杀人命占*，蔑视江湖道义，张文祥挺身仗义，为民除害。其实，把马案扯到男女之事上，在当时只是传闻的一种，更具政治阴谋色彩的传闻，比如马新贻跟淮系丁日昌的纠葛，比如湘系的地盘之争，比如马与回乱的关系等等（马新贻系回民），都无人理睬。显然，只有这种事，老百姓才喜欢，也可以演绎出更多更丰富的情节来。从晚清到民国，评书、弹词、京剧、话剧演个没完，前不久，还有人根据这个故事，拍了部电影《兄弟》。

这个故事，最大的破绽是，实际上找不到马新贻曾经被俘的证据，只要没了这个环节，整个故事就连不起来。况且，就算有这么回事，身为文人的马新贻，在几个昔日的长毛手握重兵，在麾下任职的时候，似乎不大可能为了一个女人，冒这样大的风险，除非他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显然，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这种人几乎是不存在的，至少在朝廷命官中不可能存在。

从行刺的表现看，张文祥很像是个职业刺客。时机选择，行动把握，最后一击，干净利落。由于是一人做事，没找帮手（显然是为了不牵扯更多的人），因此也无法安排退路，无退路，也就不逃了。遭擒之后，前后三个大员审讯，无论是江宁将军魁玉，漕督张之万，还是回任江督的曾国藩，威胁利诱，大刑伺候，始终坚不吐实。

这样老谋深算行动果断的好手，如果说没有背后主使，花重金收买，仅仅是审讯出来的那个说不清道不白的个人原因，什么妻子跟人跑了告状不准，什么开小押（赌博）而遭到禁止，是很难服人的。但背后主使为谁？当时人有两种猜测，一是说跟淮系的地方大员丁日昌有关，因为丁的儿子纵奴杀伤人命，承办案件的人就是马新贻。一说则是跟湘军旧部有关，说是这些人因马是回民，怀疑他的忠诚。

在我看来，刺马案很非常有可能跟当时的时政有关，张文祥背后多半有人，找这些人，有两个方向可以考虑。其一，是湘淮军的势力。我们知道，打平长毛，使清朝死而复生，最大的功劳是湘淮军。湘淮军之后，中国的政局就进入了一个督抚专权的半军阀时代，地盘的争夺，是最大的势力纷争。清朝有两个总督职位是最重要的，一个是直隶总督，可以兼北洋大臣，直接影响朝政；一个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控制江南财赋之地。而天下甫定，朝廷就用一个跟湘淮势力无关的人占了两江总督的位子。在朝廷，也许是一种牵制，就像抬高左宗棠打压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样，但在湘淮势力看来，则是一种对自己的削弱，或者无视。仗刚打完，原本是要大家按功劳和实力分赃的，马新贻虽然也在战争中溜边搀和过，实在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功臣，这么快就爬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没人服气，一句话，不公平。杀了马新贻，给朝廷一点颜色看看，让分配回归“公平”，无疑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其二，被曾国藩解散的湘军旧部，也很值得怀疑。研究帮会史的人都知道，自太平天国灭亡，帮会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解散的湘军旧部，进入了帮会。曾国藩知道，他创立湘军，开创了清朝兵为将有的新体制，这种“私兵”，为朝廷平叛当然可以，但也未尝不可自己独立，割土裂疆，乃至推翻朝廷。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既没有心思夺了朝廷的鸟位，也不想朝廷猜忌他另有所图，所以，选择了一股脑把二十几万湘军解散掉。此举，他把自己洗干净了，可是，几十万跟着他的大兵可倒了血霉。在那个时代，出来吃粮当兵，是一辈子的事，不图升官发财，也图个养老送终，那时候没有军转干部安置这回事，凡是当兵的，只要不死，就要在军队里吃一辈子。少数人固然可能升上去，做地方官，还有人抢东西抢多了，回乡做土财主。但是多数人，包括大量有军功，而得不到应有的酬劳之辈（湘军里，挣得头品顶戴而还做哨官，有二品功牌当士兵的，比比皆是），却还指望着自己的部队呢。因此，这些人从此进入黑社会，摇身一变，成为帮会的骨干，一点都不奇怪。这些人搞起帮会，要干件大事扬名立万，选择非湘淮系的马新贻下手，干了之后，再制造一点有关马新贻如何不仗义的绯闻，非常有可能。事实上，从此以后，青红帮在长江流域，就成了一个无法忽视的力量。

其实当时的朝廷，也未尝对此没有觉察。案发之后，马上派曾国藩回任，就是一个信号，而且对丁日昌一点追究之意也无。看来西太后老佛爷知道，此事固然“甚奇”（西太后见曾国藩时语），但不宜深究，还要卖给湘淮系一个面子，此时，此事，大概只有曾国藩，才能镇得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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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猴而冠的衍生故事

沐猴而冠是句成语，用句俗的歇后语来解释，就是狗戴帽子——装人。此话，原本是用来骂楚人的，因为当年的楚人把猕猴称为沐猴，正好那位力可拔山的项羽先生，在进了咸阳之后，不在现成的皇宫里做皇帝，非要回家乡去显摆，说是富贵不还乡，等于绣衣夜行。于是一把火烧了阿房宫，摆队南归。有人批评道，难怪人说楚人沐猴而冠。

说项羽沐猴而冠，其实一点都不冤枉，这种烧房子连带烧书（秦火剩余的皇宫藏书），之行，连他的同乡同为楚人的刘邦都不如，这位仁兄虽然进了宫，见了美女眼睛就发直，毕竟不会这样暴殄天物。项羽居然还有脸把这位一针见血的批评者抓住，丢进锅里给煮了，等于直接验证了批评的无比正确。

接下来要讲的沐猴而冠的故事，已经不是对强者的批评讽刺，反而是强者对弱者的嘲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晚清太平天国大动荡的之际，当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养了一个宠物，一只大马猴，这只大马猴，巡抚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没事就把随从戈什哈的大帽子，所谓顶戴（巡抚的随从，自然是有品级的，当然有官帽子），摘下来戴在自己头上，戴够了，就随地一扔，泥里水里。随从恨得压根痒痒，但巡抚大人的宠物，哪个敢说个不字，戏弄，也只好随它戏弄。马猴抢人帽子，固然是天性使然，但它的主人不管，任其胡闹，看来是成心借这个猴子，演一场又一场的弄臣插科打诨的好戏。清朝的大帽子，现在的人已经相当熟悉了，为了应付一出又一出清宫戏的需要，跟假辫子一样，做道具的厂家，不知做了多少，没想到在当初，这玩意居然就有这样的遭遇。

自己人圈里的人猴闹剧，就像是一种征兆，很快就引来了模仿者，模仿的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打进广州的英国和法国人。英法联军占领广州之后，只是把总督叶名琛押走，依旧让旗人柏贵做他的巡抚，街上，依然有清朝官员在管事，名义上，广州还是清朝政府在统治，华洋杂处，华人官员为傀儡的境况，让生活在异域的洋人们，发现了一种让自己开心的好办法，他们逼迫为他们拉车抗包的苦力，戴上清朝官员的大帽子，为他们服务，帽子掉了，就让人捡起来再戴上，他们在一旁看着，哈哈大笑。有时甚至直接把“在任”的清朝官员的顶戴摘下来，扣在苦力头上，看着双方的窘态，自己乐不可支。

这样的故事，到了上海租界，居然成了常态的演义。有段时间，凡是在租界里服役的中国人，无论拉车还是运东西，甚至佣人，一律戴大帽子，这个大帽子，虽然未必是正牌的官家顶戴，但却跟官帽子一模一样，摆明了，是拿我们的朝廷命官寻开心。

拿一个国家的朝廷命官寻开心，无疑是对这个国家所有人的羞辱和嘲弄，在那个时代，这是很多来华洋人的共同爱好。但有意思的是，这种羞辱，在当时并未引起被逼参与其间的中国百姓的强烈反感，所有的苦力，都恨顺从，戴也就戴了，洋鬼子开心，他们也无所谓。你可以说，中国底层的百姓麻木不仁，没有民族意识，也可以说，中国的官，其实跟老百姓的距离，并不比洋人跟百姓更近，在很多情景下，百姓对于官员，甚至满怀怨恨，辱官，不等于辱民。每次洋鬼子打进来，都有胆子大的百姓，主动出来跟洋人做生意，而中国的官方，却一面千方百计在自己的国土上防止洋人的奸细，一面担心刁民乘机造反。如果说，骆秉章纵容猴子羞辱他的随从，暗含着官场位居高位者对小官吏的轻蔑，洋人捉弄中国官员的帽子戏法，却隐含着中国古已有之的官民裂痕。

自中国的大门被人用大炮轰开，中外冲突，一直多体现在官员跟洋人之间。清朝官方花了很大的力气，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也由于基督教在华如水银泻地似的传播，才在民间激起了以民教冲突为象征的华洋民间层次的对抗。即便如此，杀洋灭教的义和团，也一样仇官，动辄平白无故地把官员拖出轿子，加以折辱。没办法，一个王朝的末世，官员无论大小，似乎都意味着贪官污吏，即使在对抗西方侵略之时亟需官民合作，但现实却处处是官民敌视。这种分裂，如果有人点明清朝统治者其实是应该被驱逐的“鞑虏”，那么，作为披发左衽胡服一部分的大帽子怎样被羞辱，就更没有人在意了。

进化论PK帝王权威

中国的皇帝是人不是神，这一点大概是个人都知道，但是，如果生活在帝制时代，情况也许会有点不一样。真正明白里就，知道皇帝跟我们一样，吃喝拉撒，会生病也会死掉的，除了皇帝的身边人，就是那些明白人或者野心家。剩下的芸芸众生，恐怕多少会觉得皇帝还是有点神气，能坐上龙椅的，如果是人的话，也是非常之人。那些一向崇拜清朝皇帝的蒙古人，只有到了跟末代皇帝溥仪一同蹲了监狱，而且受了共产党人的教育，才会发现原来自己和祖先多年崇拜的对象，原来是个拉完屎连裤带都系不好的废物。

从前接触辛亥革命的史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当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时候，很多老百姓想到的第一个事情，就是皇帝没有了，我们可以不交租税了。或者是，皇帝都没有了，为什么还要交租税？害的革命党人成立的各级军政府没有钱用，马上就得派兵下乡，逼迫老百姓交钱交粮，但还真的就有很多百姓即刻武装反抗，江南地方，许多县的革命党人，对付满清倒没有动过武，对付抗粮抗税的刁民，倒是真的开枪开炮来着。

读郑超麟*，发现他说他们家乡的人也有类似的事情，在辛亥革命之后，乡民们都传，皇帝没有了，什么都不用怕了。因此，土匪多了，贩私盐的多了，抗粮抗税也多了，新的县政府想要管管，结果乱民聚众，一哄而起，吓得县知事从衙门后门逃走，最后还得前清时候的老知县出来说和，民国的县知事才可以重新回来任事。

虽然，这样的事情可以说都是个案，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民国初年，各地政府统治的武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的增加，在整体社会状况跟清末类似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往往非得依靠军队才能完成过去的征粮征税任务，甚至乡绅们也不得不武装起来，没有武力背景的乡绅，往往难以维持在乡间的权威。不是清末就没有土匪，没有私盐贩子，没有抗粮抗税，没有所谓的“刁民”，但很明显，很大一部分介于“刁民”和良民之间的人，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变得比较不安份起来，下层社会，骚动不安，使得治理，变得相对困难了许多。

这种状况，部分是改朝换代之际的常态，凡是朝代变了，总免不了会人心浮动，不逞之徒乘机作乱，反正成功了就发一大笔，失败了大不了丢脑袋，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