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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找到应用物理系的系主任徐大雄老师，和他说了自己的情况。徐老师比较同情我，主动去找研究处的老师，帮我开了绿灯。虽然他只是一句话，却帮了我很大的忙。2008年6月5日是他的八十大寿，北邮为他办生日宴会，我去作了演讲，并为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奖学基金。古语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这一点报答和涌泉相去甚远，只是表达对老师的一份感恩之心。

教育部门口站出留学机会（3）

如果一个人在大学阶段什么都没学到（如同我大学前三年那样），只要做一件事：把你的性格变好。这就是最大的收获。

性格是一种习惯，只要坚持改，就一定能改变。

很久之后，当我有权力决定别人的命运时，我格外珍惜对这份权力的使用。很多经我之手被面试的年轻人都知道，只要我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我绝不会吝惜。我想，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我就是那个站在门后的人。只要有可能，我是多么希望为他们将那扇门多打开一些，让他们安然进到那个更广阔的世界。

眼下，我还得自己去推我那扇门。从时间上来说，出国审批的期限已过，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我拿着北广开具的介绍信，来到###出国司。一位姓李的副司长一边看着介绍信，一边听我用战战兢兢的声调讲述事情的原委。听完后他把介绍信扔进抽屉里，让我回学校去等消息。等了几天，当然不会有任何消息。我再一次跑了去，李司长说审批工作早已结束，已经报部委领导了，不可能有特例。你回家吧，他说。

我该怎么办？从###骑车回住处的路上，我止不住地胡思乱想。给邓小平写信，还是去###静坐？一个个荒谬又可笑的念头，像路旁的电线杆子从我眼前一闪而过，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没有门路……那我还有什么？时间。

从第二天开始，我便每日准时到###去上班。8点上班我7点半就到了###门口，看见李司长走来，我就说：“李司长，早上好！”到了中午吃饭的光景，我还在门口等着，我说：“李司长，您出来吃饭了？”李司长吃好饭回来，我又说：“您吃好饭了？中午好好休息一下。”晚上下班的时候，看见李司长出来，我又说：“您下班了？走好。”

到了第四天早上，李司长终于对我开口说话了：“你是谁？为什么天天来叫我的名字？”我急忙告诉他，我就是那个没有被他批准出国的学生。他说：“哦，知道了。”中午他出来吃完饭回办公室，我依然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跟他打招呼。他让我去他办公室，在那里他对我说：“我们看了一下你的资料，各方面不错。不过时间晚了。但你可以去广播学院、邮电学院补一些资料，补来后我们再考虑是否给你出国名额。”

我立刻回去将该要的资料都拿来了。我知道李司长需要的不是这些资料，我已经可以出国了。果然，我很快就从北广研究生处接到了###转来的出国审批成功的通知。在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都值了，我甚至愿意去###门口再站4天。

感动无价

人类最原始的沟通方式是什么？是感动，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个人无论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他为之感动的东西都是相似的。你要做的，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将感动表现出来。一个天天陪他上班的人，他一辈子不会忘记，这绝不是给他多少钱能做到的。当别的办法行不通时，感动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因为，

感动是零成本的，它的效果却是无价的。

执著的力量

对一个机会，对一个人，对一份事业，一定要执著。如果当时我没有得到去国外留学的这个机会，也许我的职业生涯就完全改变了。当然，如果你想做神舟飞船的航天员，天天去站国防科工委门口，就会有机会吗？别站，一点儿机会也没有。我说的是：

对那些离你只有一步之遥的机会，最简单的方法是学“唐骏模式”—站在那里就好。人们一定会被这种执著感化的。

2001年9月，当我已是微软全球技术中心总经理时，有一次在长春国际教育展上，我又偶遇了李司长。这时的他已是###的副部级巡视员。尽管已经过去17年，但我在人群中依然一眼认出了他。我走上前去，和他愉快地聊起天来。我向他提起当年为出国站在###门口陪他上班的事。

“您还记得那个学生吗？”我问。

李司长说：“记得记得。不过不知道那个人现在去哪里了。”

他还颇有些惊讶地问我，是否是当年那个学生的同学。显然，李司长已经完全认不出我了。

。。

来自新干线列车员的震撼（1）

飞越太平洋——我的留学和创业生涯

我创业时碰到的最大问题是不懂管理。当时公司里什么都是我说了算。技术部门的总监是我，营销部门的总监是我，人事部经理是我，财务部经理也是我……这样就使我变成了公司发展的瓶颈，公司陷入了难以做大的恶性循环。中国的民营企业做不大，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其中的奥秘就是企业架构的缺失。

来自###列车员的震撼

1985年10月15日，我凌晨4点就起了床。

我23年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终于来临。我即将赴日本著名的名古屋大学留学。

小兰、我哥哥和他的女友一起来送我。我们坐上大客车去首都机场。周围100位将和我一起公派赴日留学的学生，以及前来送行的每个人，都是那么兴奋与激动。所有留学生都穿着几乎同样颜色的新西服，行李箱的款式也非常相似，连笑容都相差无几。那情形既有些滑稽，又让人感动得想哭。

1984年春天，通过在###门口的“站岗”，我终于拿到了赴日公派留学的资格。随后，按照###的要求，所有当年的赴日留学生来到大连外国语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日语强化训练。老师都是日本人，完全按日本的魔鬼式教育法进行授课。一年中，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都是学习时间。一天一小考，一周一大考。一天要背200个日语单词，不能间断。这样的学习异常艰苦，但效果甚佳。刚去时我一个日文假名都不会，一年后已经能听懂老师用日语上课。听、说、读、写，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在此之前，除了来自电视电影中的一星半点信息，我对日本几乎一无所知。大连外国语学院的报刊阅览室里，可以看到大量最新的日文报纸。和很多同学一样，我最爱看报纸上的广告。那些广告里反映出的日本商业文化之繁荣，不免让我这样的中国学生目眩神迷。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各种家用电器的广告。当时中国家庭流行“四大件”：彩电、冰箱、收录机、洗衣机。彩电首当其冲，是最能反映出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的。在中国，要买到一台上档次的彩电，大约要花4000元，按我父亲每月62元的工资计算，不吃不喝攒上6年时间才买得起。甚至光有钱还不行，还得四处托关系先搞到一张彩电准购证。而在日本，同样的一台彩电，只需花我两个月的奖学金。落差之大，让人咋舌。心中难免因此对日本有了一种别样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