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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东南互保 大臣的算计（第1页）

“东南互保”出台背后的隐情

自从北京的局势恶化之后，从5月份开始，东南地区的汉人总督们就在做应急准备。刘坤一、张之洞纷纷上折子，请求慈禧立即“剿匪”，格杀勿论，否则一旦造成局势无法收拾，与洋人开战，朝廷将大祸临头。

总督们的意思是，既然和洋人的仗是打不赢的，那么就不能打，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避战。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正是慈禧核心的指导思想啊，避战，她老人家一直在避；“剿匪”，她一直在剿，只不过，这些都要为权力安全服务的。

6月15日，刘坤一和张之洞二人再次联名上奏，这一次他们是豁出去了，强烈警告朝廷：如果再不速速“剿匪”，祸在眉睫！

在这次警告之后，刘、张二人开始为自己也为东南区打算：既然朝廷无法避战，那么东南区只好避祸。

这时候，有一个人发电报给他们，他是——盛宣怀。

太常寺少卿盛宣怀虽然在官场上的职务不算很高，但他却是李鸿章的绝对心腹，替李鸿章掌管北洋产业（电报、铁路、矿山等），著名的“红顶商人”。所谓“红顶商人”，就是说他们的生意是时局的生意，时局好的时候他们利用时局来赚钱，而时局不好、影响赚钱的时候，他们就会挺身而出，去影响政策和政治，保护能够赚钱的机会和环境。而对于盛宣怀来说，在李鸿章因签署《马关条约》而丢官的风头过去之后（大约从1899年起），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运作”李鸿章再次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在别人看来，盛宣怀是李鸿章集团的利益代言人，他是背靠着李鸿章这棵大树，才把生意做得那么大，银子赚得那么多。不过只有盛李二人清楚，他们两人就是唇齿相依、相互扶持的关系。简单地说吧，如果李鸿章不再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盛宣怀的生意肯定要受到重大打击。于是，当李鸿章在仕途上出了问题、丢掉顶戴的时候，为了保护生意和产业，盛宣怀和他的“北洋班底”也必须利用可怕的财富和力量，让李鸿章官复原职。

在大清，有时候财富就是力量。

直隶总督是必须由慈禧亲自任命的，盛宣怀是一个连慈禧的面都没什么机会见到的“商人”，如何能够影响这项人事安排？不过，对于盛宣怀来说，这件事情也很平常，他并不需要去求见慈禧，并不需要等自己的官做到能被慈禧召见后再出手，他只需要去说动慈禧下面的心腹大臣。他也不需要去替李鸿章想什么新的施政纲领，“掌控北洋”就是他最大的资本，大清的经济体制既然是“官督商办、官商结合”的体制，官商官商，商离不开官，官也离不开商，政治可以影响经济，经济反过来也能够影响政治。

商人的嗅觉是最灵敏的，胆子也是最大的，为了达到目的是不择什么手段的。盛宣怀是大清电报局的实际控制人，官场上的很多电报其实都是盛宣怀第一个看到，借着这个有利条件，盛宣怀一直观察着北京的局势，观察着整个官场。义和拳进京后，他的机会来了。

6月10日，盛宣怀通过电报在第一时间得知了西摩尔大军正向北京进发的消息，立即给刘坤一和张之洞发电，要他们上折子力荐“李傅相重回北洋”。

而刘坤一和张之洞虽然极力反对朝廷与洋人开战，但让李鸿章“重回北洋”、引起端王集团强烈反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也是不想掺和的，于是两个老狐狸把盛宣怀的请求轻轻给放一边了。

盛宣怀锲而不舍，转而给荣禄上书：中堂，洋兵进京，局势更加危急，看来目前只有让李鸿章大人回京，让他重镇北门，与洋人和谈，才能解决问题啊。

荣禄迅速上奏，6月15日慈禧发布上谕：着李鸿章迅速来京，袁世凯（带兵）迅速来京！这就是荣禄上奏的功劳（同日，荣禄还向慈禧报告有“张翼、杜士兰约定”，促使慈禧下定决心和谈）。

由于电报线已断，天津局势紧张，朝廷外发的所有电报必须先用快马送到袁世凯的山东巡抚衙门，再由袁世凯转发各地，在广州的李鸿章接到这道上谕时已经是6月18日。

李鸿章和他的幕僚紧急商量：我是去，还是不去？

很显然，虽然上谕只要求李鸿章“迅速来京”，并未说明来京原因和目的，不过大家都知道，“李傅相”一出马，那意味着就是和谈，看来慈禧已经做好了和谈的准备。李大人此一去，看来必受重用，直隶总督的官位为囊中之物矣。

当然也有另外的担忧：朝廷现在是端王集团的天下，他们其实早就在防备李鸿章进京与洋人和谈，要不然拳民在北京也不会公开喊出“杀一龙二虎十三羊”了，李大人此去，如无政治风险，会不会有生命风险？虽然有盛宣怀的运作、荣禄的上奏，但端王集团权势冲天，会不会到时候连慈禧都无法保大人？

在乱局之中，这些是必须要考虑到的。

考虑良久，李鸿章还是认为机会比较大，于是李鸿章在他的两广总督衙门高调地宣布要立即进京（“君父急难，何敢延迟！”），不过此时，又有两封电报到了。

第一封是李经方（李鸿章之子）发来的，他强烈反对父亲进京：父亲大人，召您进京是让您和洋人和谈，但此次和谈的难度比以往几次都要大（不仅端王集团还在把控朝廷，洋人此时也绝不会和谈），和谈不成，您的结果会更坏，所以建议您谨慎行事。

而另外一封电报让李鸿章彻底打消了进京的念头：盛宣怀向他报告大沽口炮台已经失陷！前面我们知道，慈禧是6月20日才接到裕禄报告知道炮台失陷的——也就是说，坐镇广州的李鸿章竟然比坐镇北京的慈禧还要早知道大沽口炮台失陷的消息。而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个消息是对他北上“和谈”的沉重打击：如果洋人攻不下大沽口炮台，还有和谈的可能，炮台都已经攻下了，洋人更加不会和谈了。

于是李鸿章大人在广州的说法又变了，这一次他强调了北上的路程不安全，而且广东人民也对他极力挽留（“津沪路梗，粤民呼吁攀留”），连总督府的大门都没有出，告诉左右：不要急，等等看！

在整整一个月之后（7月17日），李鸿章最终离开两广总督衙门北上，而这时一切都已经万劫不复。这个故事我们以后再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盛宣怀。

此时的盛宣怀急坏了，他急的倒不是李鸿章复出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他急的是由于裕禄向慈禧报告“洋人尚有续去之兵”，慈禧突然又由“和谈”转向“主战”。这老人家变得可真快啊，北洋产业中最赚钱的航运、铁路、电报等都是经受不住战火的，而且也基本上是离不开洋人的，一旦开战，将遭受致命打击。

“和谈”看来无望了，只能转而求其次：把战事严格限定在京津区域，保住东南区不开战，把损失降到最小。

对于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盛宣怀是有把握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不是也有东南区“避祸”的想法么？盛宣怀坐镇上海电报局，为两位总督出主意、做策划，为他们和洋人牵线搭桥。

盛宣怀的主意是：刘张二人可以先和各国驻上海领事签署一项协议，双方承诺一旦将来朝廷和八国开战，洋人的军队不进入两位总督管辖的地方，而各国侨民和商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由总督们负责保护——这就是所谓“我保洋人商务，洋人保我领土”，大家“互相保护”。

对于“互保”，英国人最积极，自从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以来，他们在长江流域的财产最多，做生意发财的人也最多。而英国人担心长江流域一旦发生战乱，很可能导致他们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俄国人趁机南下，染指长江流域，所以他们很积极。

美、日基本上站在英国这一边。

俄国人很早就有对长江流域趁火打劫的打算，不过，老毛子一贯是极为狡猾的，他们暗中怂恿德国出面，希望能够破坏“互保”计划，在长江流域也烧起战火。

德国人本来也想行动，不料北京发生克林德被杀事件，这给了德国在北方领衔八国联军作战，让德军军官最终出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绝好机会。而出任八国联军总司令，是会给本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当然，这绝对离不开英国的支持，于是英德互相支持的交易达成了，俄国人的盘算落空。

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一贯跟随德国行动，德国人跟英国人交上了朋友，他们也和英国人交上了朋友。俄国只剩下一个不那么坚定的盟友——法国，孤掌难鸣，于是俄国人不再坚持反对“互保”，八国全部同意。

而“互保”对八国还有一个重大的好处：只要东南区“互保”，就可以腾出手来专心在大清北方进行战争，这对攻陷天津、攻进北京极为有利。于是，“互保”的谈判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大清方面和西方国家谈判速度最快的一次。

6月20日，正当大家很快就要签约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到来了。

我们知道，这一天，慈禧给各督抚发了一道战争动员的紧急谕旨，宣布大清与列强进入战争状态，要求各督抚积极备战，“通盘筹画于选将、练兵、筹饷”“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联络一气，共挽危局”。第二天，慈禧在北京向全国发布战争总动员令。

这对于刘坤一和张之洞来说就悲剧了，慈禧已经要求开战，而他们却在这里和洋人握手签约，先不说这已经是“叛国”，自古以来，人臣无外交，挑战中央权威的大员一般都没有好下场，抗旨不遵的下场不是砍脑袋就是砍九族脑袋。之前刘坤一和张之洞乐于躲在幕后，让盛宣怀这个“商人”去跟洋人谈判和运作，但与洋人“互保”协议的签字画押总要刘坤一和张之洞自己签的，这是明显抗旨，怎么办？